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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山竹
出品 | 鋅產業(公眾號:xinchanye2021)
最近全球矚目的2024巴黎奧運會,讓這個以浪漫著稱的城市再次闖入大眾視線。
法國人是懂浪漫的。
作為國際奧委會對《奧林匹克憲章》修訂后,首個將奧運會開幕式從室內搬到室外的城市,法國人這次把開幕式搬到了塞納河上。
205個代表團的6800名運動員乘坐85艘船只從塞納河上經過,沿河兩岸聚集了32萬名觀眾冒雨吶喊,場面不可謂不壯觀。
法國人是懂自由的。
作為將“奧運更開放”定為奧運會口號的法國人,在開幕式上展示了修繕中的巴黎圣母院、復現了《蒙娜麗莎》被盜事件,以及別開生面的“最后的晚餐”。
在這個循規蹈矩的世界里,浪漫與自由往往帶有一定的風險,巴黎奧組委在奧運會開幕式次日不得不就開幕式上的“尺度”問題和種種失誤被迫進行了公開道歉。
這些是通過鏡頭直接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畫面,也是大家茶余飯后拿來消食兒的談資。
而那些少有人談論,又無法被消遣的,是支撐這場全球盛會背后的技術變遷。
01從希臘說起
1894年6月23日,在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德·顧拜旦的倡議下,第一屆國際奧委會在巴黎索邦神學院(現在的巴黎大學)召開。
顧拜旦出身于法國貴族家庭,這樣的家庭不僅讓他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培養了他在擊劍、馬術、拳擊等運動方面的熱情。
長大成為歷史學家后,顧拜旦又對古代奧運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1890年如愿訪問了古代奧運會的發源地——希臘的奧林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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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某些人天生就被賦予了某種使命的話,顧拜旦的使命就是將奧運精神以現代奧運會的形式沿襲下來。
于是,幾經奔忙,顧拜旦終于在四年后籌辦了第一屆國際奧委會,會上共有來自11個國家的體育代表出席,這次會議定下了兩件事:
第一,國際奧委會成立,希臘文學家澤麥特里烏斯·維凱拉斯擔任首任主席,顧拜旦擔任首任秘書長;
第二,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于1896年在這一賽事發源地希臘的首都雅典舉辦,此后每四年一屆。
無論是第一屆奧運會舉辦國家的確定,還是第一位國際奧委會主席人選的選定,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歷史一點面子,或者也可以說是為了一種傳承。
維凱拉斯擔任奧委會主席僅兩年,在操持完第一屆希臘奧運會后,就換屆由顧拜旦親自擔任第二任主席。
顧拜旦不僅操持了第二屆在法國巴黎舉辦的奧運會,而且一直連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長達29年,為國際奧委會歷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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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一屆奧運會后,希臘再次承辦奧運會,則是108年后的事兒了。
回過頭來看這第一屆奧運會,據國際奧委會官方數據顯示,這屆奧運會一共有14個國家參與,大部分是歐洲國家。
關于中國是否有參賽,有一種說法是,作為奧運會主辦方的希臘當時也曾向中國發出邀請,中國當時正處于清朝慈禧太后掌權時期,慈禧太后拒絕了這一邀請。
從影響力來看,第一屆奧運會更多算是歐洲范圍內的一個運動會,并沒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什么影響。
尤其當時電視還沒有被發明出來,象征著大眾媒體電子傳播開端的無線廣播電臺,也還要再等二十幾年。
某種意義上而言,由于大眾傳播媒介的技術匱乏,第一屆奧運會的歷史意義遠大于實際意義,這有點類似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之于人工智能。
奧運會真正成為全民狂歡,還要等一項技術的成熟。
02僅有15公里的實況轉播
1926年1月,40多位英國皇家科學院的科學家們來到了倫敦市中心某幢大樓頂樓的房間中,他們是約翰·羅杰·貝爾德邀請來的客人,為的是向他們展示一項足以改變世界的發明。
這40多位科學家被按6人一組分為幾個小組,依次進入貝爾德在這里的實驗室,這些科學家通過一個方形盒子,看到了一些模糊的畫面,貝爾德為他發明的這個盒子取名為,電視。
兩天后,倫敦《泰晤士報》報道了這次試驗,“盡管轉播的圖像模糊不清,但它確實可以被稱作「電視」。”
貝爾德對這份報道很滿意,因為《泰晤士報》至少肯定了他的發明,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人對他的這項發明都保持懷疑,包括當晚受邀前來參觀的科學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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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質疑,是每一項新技術和新發明的宿命,「電視」的發明當然也不例外,而電視真正有了走入人類家庭的機會,是在十年后。
1934年,作為引領了兩次工業革命的英國政府終于察覺到了電視的潛力,認為英國應該率先建立起電視服務,這項重任最終落在了英國廣播公司(BBC)肩上。
1936年11月2日,BBC第一次對外提供電視直播服務,BBC當時為準備這次電視直播服務采購了兩套電視系統:
一套是馬爾科尼提供的基于CRT(陰極射線管)的電子掃描技術,另一套正是貝爾德提供的機械掃描技術。
不得不佩服的是,即便被全世界質疑,貝爾德依然堅持搞自己的發明長達十年,這才有了守得云開見月明。
只不過,當時已經是電子顯示技術的時代。
好在這位老哥并沒有放棄,后來又搞出了超越同時代的彩色電視機,這是后話。
這一年,四年一屆的奧運會迎來了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當時的德國正值希特勒統治時期,一戰后,德國被世界各國孤立,這屆奧運會成了德國擺脫孤立局面的一個絕佳契機。
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參賽國家相較于第一屆翻了4倍,有49個國家參賽,參賽國家幾乎覆蓋了七大洲,奧運會在這時已經成了公認的全球第一大體育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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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派出的是一支由69名運動員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了田徑、游泳、舉重、拳擊、自行車、籃球、足球六個比賽項目。
中國在這屆奧運會上雖然沒取得什么像樣的成績,但隨團一同前往的武術表演隊的表演,驚呆了全場。
這一年,由于電子顯示技術在電視上已有應用,柏林奧運會第一次實現了電視轉播。
盡管當時的電視轉播帶有實驗性質,電視信號只能被傳送到距柏林市中心15公里以內的地方,但這依然成了歷史上首個電視實況轉播的體育賽事。
這其中還有一個插曲:
或許是在一戰中很好地運用過輿論戰,德國人更早意識到了電視的重要性,于是,在有著“天才宣傳家”名號之稱的德國時任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的推動下,德國在1935年成了第一個推出定期電視節目播放服務的國家。
當時德國在柏林推出的電視節目,一周播出三次,一次播放90分鐘。
同屬歐洲也就那么大的朋友圈中的兩個重要國家,在制定發展策略時,自然會相互學習、互為參照。
英國重視起電視這項發明,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德國的影響。
03美國輸不起,日本等不及
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實況轉播僅能覆蓋15公里看似荒謬,實際上,當時不僅電視信號傳輸距離有限,就連電視也沒有多少臺,電視節目更是少的可憐。
當時的電視這一怪獸還遠未顯現出它體內所蘊含的龐大能量,電視真正風靡全球是在二戰后。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后經濟重建讓大量先進技術的“軍轉民”成為大勢所趨,在這個過程中,二戰期間發展起來的電子和通信技術也開始在商業世界里生根發芽。
再加上當時世界兩大陣營的太空競賽,通信產業得到了空前發展。
1945年,英國科學家阿瑟·克拉克在《無線電世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地球外的中繼-衛星能給出全球范圍的無線電覆蓋嗎?》的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提出了一種基于衛星構建的通信網絡:
通過三顆等距離的同步衛星,組成一張覆蓋全球的通信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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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還在這篇論文中為他提出的通信網絡設想了一個應用場景,即為全球不同地區提供內容轉播服務。
這篇論文完美地預言了電視技術的發展。
在這之后,隨著戰后經濟重建,以及人類對信息、娛樂需求的不斷增加,繼報紙、廣播后,電視成了人類全新的信息傳播媒介。
不過,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一個需要以十年為單位去靜待技術變遷的過程。
在克拉克那篇預言之作發表不久后,美國的商業航天產業隨著太空競賽拉開帷幕。
1961年5月25日,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肯尼迪在一次特別會議中指出,“我相信這個國家能夠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在1970年以前實現登陸月球并安全返回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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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演講之前,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已經成為人類航天史上首次進入太空的宇航員,這對于驕傲的美國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
于是,也就有了參與人數多達40萬、成本預算超254億美元(約為現在的2600億美元)的阿波羅計劃。
衛星發射要比載人航天器更容易實現,也要來得更早一些。
蘇聯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 1是在1957年10月4日發射升空,美國第一顆人造衛星Explorer 1緊隨其后,在1958年1月31日發射升空,這樣步步緊逼的太空競爭,為衛星通信奠定了基礎。
上個世紀,蘇聯的航天技術強到令人發指,也讓美國人時刻都能感受著威脅,美國想到的辦法是合作連橫之術——在衛星研制上與當時的工業強國英國、法國開展聯合項目,并于1962年在佛羅里達州的空軍基地成功發射了第一顆通信衛星Telstar-1。
Telstar-1也被視為人類歷史上第一顆真正意義上的通信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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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顆衛星僅僅正常服役了7個月,但它第一次實現了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電視節目實況轉播,第一次廣播播出的內容依然是肯尼迪的演講片段。
在這次演講后,美國哥倫比亞廣播負責這次轉播的沃爾特·克朗凱特不無感慨地稱,“我們都瞥見了我們創造出的這項技術的真正威力。”
為了加快這一項目的商業落地,美國在1964年又聯合法國、加拿大、日本等14個國家成立了臨時性的國際通信衛星組織。
這一組織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了搞一個全球性的商業衛星系統并向所有國家提供電信服務。
在這一組織成立一年后,1965年4月6日,第一顆商業通信衛星——Early Bird-1(晨鳥1號)發射升空,在美國和歐洲之間建立起了電視和電話信號傳輸通路。
在通信技術發展史上,晨鳥1號升空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標志著全球衛星通信時代的正式開啟。
不過,被美國拉到國際通信衛星組織中的日本等不及衛星通信技術發展的亦步亦趨,因為日本爭取到了第十八屆奧運會的舉辦權。
04娛樂至死
196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屆奧運會在東京舉辦,這屆奧運會當時有93個國家的5151名參賽運動員,規模也是空前。
當時的日本等這屆奧運會已經等了很久,為了這屆奧運會,日本還特意委托美國發射了一顆名為Syncom 3(辛康3號)的通信衛星,專門用于奧運轉播。
于是,在這一年,奧運會首次通過衛星在美國和歐洲實現了實況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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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18年前的柏林奧運會,這屆東京奧運會的實況轉播對于電視產業有兩個重要意義:
首先是標志著電視產業的興起。
早在1954年,彩色電視就已經被發明出并由美國RCA公司推向市場,到1964年,“彩電”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率已經達到了31%,作為東京奧運會的東道主,日本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在這一年更是突破了80%。
在這屆東京奧運會后,電視產業開始加速走上快車道,索尼是這波大勢的受益者之一。
索尼一位天才工程師在解決了當時彩電圖像扭曲和光發散的問題后,索尼于1968年推出了“特麗瓏”牌電視機。
在之后三十年里,特麗瓏賣出了1億臺電視,成了CRT技術下顯示領域的絕對霸主,直到液晶顯示技術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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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電視正式取代報紙、廣播,成為大眾傳媒的主流媒介。
顯示技術和通信技術的成熟,讓電視得以以勢不可擋的趨勢率先在發達國家普及開來,伴隨而來的,是大眾傳播媒介的變遷。
尼爾·波茲曼在其1985年出版的《娛樂至死》一書中這樣描述電視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影響:
“電視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東西,我們生活在一個絕大多數人不會關掉電視的世界里。”
同樣是在這本書中,波茲曼進一步指出:
“我們的文化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奧威爾式的,它想盡一切辦法讓我們不斷地看電視,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使信息簡單化的一種媒介,它使信息變得沒有內容、沒有歷史、沒有語境,也就是說,信息被包裝成為娛樂。”
電視成了人類社會的核心媒介,娛樂對于人類社會也越來越不可或缺,而娛樂是電視這一話語體系下與生俱來的特性。
實際上,就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第一次實現“全球”電視實況轉播的這一年,為了進行商業化,奧運會也被官方貼上了“娛樂”的標簽。
05奧委會也缺錢
2023年7月12日,國際奧委會公布了2022年財年年報,年報顯示,2022年,國際奧委會營收23.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69.3億元。
如果細細拆分國際奧委會的營收結構的話,這160多億元的營收主要來自四個部分,分別是媒體轉播授權、贊助商合作、特許商品銷售和門票銷售。
這其中,媒體轉播授權營收達到了14.5億美元,占比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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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大家會疑惑,國際奧委會這么多錢是怎么花的,這里先解釋一下這些錢的去處。
從官方公布的信息來看,這些錢的10%是用來覆蓋運營成本,其余則是用來支持奧運會的舉辦。
要知道,每屆奧運會的舉辦背后都需要巨額的費用,這些費用是由承辦國家(國家奧委會)和國際奧委會共同負擔。
以最近火熱進行中的巴黎奧運會為例,據國際奧委會公開信息顯示,國際奧委會僅僅是從媒體轉播授權營收中分給巴黎組委會的錢,就有7.5億歐元(約合人民幣58.7億元)。
然而,國際奧委會也并非一直這么有錢,國際奧委會真正就奧運會進行商業化,是從電視轉播權的爭奪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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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后的第一屆奧運會在英國倫敦舉辦,彼時,無論是舉辦國,還是國際奧委會,他們的日子都不好過,也是在這屆倫敦奧運會上,有大約50萬英國人從電視上觀看了奧運會比賽,BBC從這次電視轉播中賺到了一些錢。
當時的BBC還算厚道,象征性地從轉播費中拿出了一些錢分給了國際奧組委,要知道,當時的BBC也不寬裕。
只是,雖然奧組委當時已經捉襟見肘,但還是將這些錢退還給了BBC。
想到要從奧運會轉播權中分成并首次提出電視轉播權,是在1956年的墨爾本奧運會。
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前,國際奧委會開始籌劃向全球媒體出售電視轉播權,但這一消息被美國三大廣播公司(ABC、NBC、CBS)得知后,遭到了強烈反對。
他們的反對理由看起來也很充分,他們認為,奧運會不是娛樂節目,電視臺有權拒絕支付這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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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當時的衛星實況轉播技術還不成熟,大部分國家還只能在現場錄制好視頻,然后將錄用視頻的錄像帶運回國內進行播放,所謂的轉播授權在技術上也不夠夠成熟。
最終,轉播權收費事宜在雙方爭論過程中不了了之。
不過,國際奧委會并沒有因此放棄。
1958年,國際奧委會對《奧林匹克憲章》進行了修訂,新增的第49條明確規定,奧運會現場直播屬于娛樂內容,國際奧委會是奧運會轉播權的唯一擁有者,由承辦國組委會負責銷售,所得收入按規定進行分配。
在這之后,隨著電視產業的興起、衛星通信技術的成熟,奧運會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終于實現了“全球”實況轉播。
尤其是在電視逐漸成為每個家庭的標配后,媒體轉播授權也逐漸成為國際奧組委主要收入來源,支撐奧運會這一賽事一路發展了下來。
06巴黎奧運會背后的危與機
最近幾天,就在巴黎奧運會火熱進行時,實則,國際奧組委正在遭遇著新的挑戰。
國際奧組委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主動申辦奧運會的國家和城市越來越少,中途退出競標的越來越多:
2004年的夏季奧運會申辦競標中,一共吸引了11個城市參與競標,到2024年的夏季奧運會,只有兩個城市參與了競標。
除了法國巴黎外,就只有美國洛杉磯,最終在法國巴黎獲得了2024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后,美國洛杉磯順位拿到了2028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而且這兩個決議是在同一個會議上做出的。
更讓人感到唏噓的是,在美國、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先后退出競標后,法國阿爾卑斯毫無懸念地拿到了2030年冬奧會的舉辦權。
在舉辦完巴黎奧運會后,法國是否還有“余糧”舉辦冬奧,成了如今國內外媒體議論的焦點。
在如今全球經濟環境下,面對奧運會的巨額支出,即便是發達國家數一數二的城市,想要舉辦奧運會,也要掂量再三。
在這樣的局勢下,變革就成了國際奧委會唯一的出路。
這里要提一個關鍵人物,托馬斯·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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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巴赫從6位候選人中勝出,順利從雅克·羅格手中接棒,成為第九任國際奧委會主席。
就在巴赫接任前,他的前任曾留下過這樣一句話:
無論誰來接任這一職位,都將面臨在全球經濟環境不景氣的情況下辦好奧運的挑戰。
因而,巴赫算是臨危受命。
實際上,這也可以從八年后的換屆選舉情形看出。
2021年3月,在國際奧委會主席選舉過程中,巴赫作為唯一候選人,毫無懸念地成功連任。
巴赫連任的毫無懸念,法國拿下2030年冬奧會舉辦權的毫無懸念,此外,還有一個毫無懸念是,2032年奧運會的競標過程中,澳大利亞布里斯班作為唯一候選城市獲得舉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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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毫無懸念,讓國際奧委會的變革成了箭在弦上。
關于變革,巴赫也一直在構想,具體來看,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制度變革。
巴赫的前任羅格,曾嘗試過為奧運瘦身,通過將一些落后、觀賞性差的項目剔除出奧運,減輕舉辦奧運會的城市的經濟壓力。
但這樣的調整遠比羅格想象中的要難,直到羅格卸任,這一措施也未能如愿落實。
巴赫改革秉承的則是另一條思路,放寬準入門檻,具體而言,巴赫在推行的是允許多個國家聯合舉辦奧運會,這樣就可以將不同的賽事放在聯合舉辦國家的不同地區。
其次是技術變革。
無論是在電視的普及,還是通信衛星的應用上,奧運會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這些技術又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奧運會的運行效率,并為舉辦國帶來了額外的產業紅利。
從今年的巴黎奧運會上的技術應用來看,無論是在5G、人工智能、云計算上,都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尤其是,巴黎奧運會已經在大量嘗試應用剛剛興起的大模型產品,而云計算在這屆奧運上也得以首次超過衛星,成為奧運轉播主要方式。
據官方數據顯示,本屆奧運會超過三分之二的奧運轉播信號將由阿里云通過云計算方式向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分發,服務數十億觀眾。
而這,只不過是奧運會技術變革的開始。
當各行各業都在試圖通過數字化轉型來實現企業降本增效時,奧運會也該認真考慮:
是否也可以通過數字化,一方面實現降本增效,另一方面為舉辦國帶來新一輪的技術先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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