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有次看演出的過程中,因為發生了些不愉快的騷亂,演出結束后我報了警。
演出的微信群里,雖然諸多群友對演出中發生的騷亂群情激憤,對當事人恨之入骨、口誅筆伐,但并沒有人付諸實際行動。事發當晚只有一個群友報警,還被打發了。
事情過去了兩天,很多群友還在蹲一個事后處理結果。我在群里跟他們說,如果蹲結果,永遠不會有結果,口舌之快毫無意義,要做一個行動派。當天晚上,我去派出所做了筆錄,然后在群里簡單匯報了一下報案的情況,以及受理立案的結果。
也許是受到了感召,有幾個群友打算效法,準備第二天去報案,貢獻一份力量。午夜的時候,有個群友加了我微信,告訴我他收集了一些證據,并做了整理,向我咨詢報案的流程。我們進行了簡單的交流。
第二天傍晚,我又去了趟派出所,應警方要求指認違法嫌疑人。我前腳剛離開派出所,昨晚加我微信的群友后腳就和朋友一起到派出所報案,我們擦肩而過。
在我報案后警方立刻進行了調查取證,之后再去報案的群友在并沒有提供新的有效證據的情況下,對案情已經沒有影響。反而因為反復報案,成為了被問詢的對象。
之后我和加我的群友也沒再聯系過。過了兩個月,我在刷朋友圈時無意看到一個武漢的朋友給這個群友點贊。沒想到我們還有共同的好友,我就問了武漢的朋友他們是怎么認識的。武漢的朋友說,他們是疫情前去日本看Fuji Rock音樂節時加的微信。當時他們也同在一個去日本看演出的群里,我們共同的這個群友當時幫她訂了住宿,他們并沒有見過面,武漢的朋友甚至不知道這個人是男是女。
我和這個群友再次聯系是五月初。美國后搖滾樂隊The Athletics來北京演出,我因為有事去不了在群里轉票,他幫朋友收了我轉讓的票。除了交易,我們還是沒多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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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夏至音樂日的活動,在小程序預約時我看到這個群友也預約了,就給他發消息問了下。他說沖著一支和北野武電影同名的樂隊“壞孩子的天空”(Kids Return)去的,去年他在日本Summer Sonic音樂節上看過這支法國樂隊,印象不錯。我和他約定,在演出現場打個招呼。
夏至音樂日的那天晚上,一共五支樂隊演出。Kids Return第二個出場,換場間歇,我們在舞臺前相隔十米的地方揮手打了個招呼,網友終于實現了線下碰面。
場地燈光昏暗,他的面貌我看得并不十分清晰。只看出他留著長發、戴眼鏡,中等身材,既不魁梧也算不上消瘦,和他一起來看演出的還有另外一個女生。因為舞臺前觀眾比較密集,打完招呼我們也沒有朝對方靠近。
Kids Return的演出結束后,再朝群友的方向望去,已經不見了他的蹤影。又看了一個小時左右,我準備離場回家。在場地入場處,我和群友冷不丁打了個照面。他先跟我打招呼問候,我這才有機會端詳他的面容。那眼鏡背后的眼神似曾相識,疊加說話的聲音,讓我幾乎就要叫出他的名字。
為了謹慎起見,我還需要進一步確認。我問他是不是玩樂隊,得到了肯定的答復,接著又問他以前是不是賣過打口盤,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復。不需要額外的信息,我很確定,他就是非路,我的中學同學。
我上一次見到非路已經是十九年前了。2005年夏天,我在淘寶上看到有人賣三張Black Flag樂隊早期專輯的CD,盤是高仿的,8元一張。我和賣家還價到20元三張,并約定在海淀黃莊麥當勞當面交易。
交貨當天,在麥當勞門口存放自行車時,我碰見發小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木杉,他說來麥當勞陪非路辦點事。我和木杉一同進了麥當勞,看到非路坐在不遠處,桌上擺著Black Flag的三張盤,意識到交易對象竟是同學。
非路和木杉打完招呼,看見了我,“嘿,老同學,好久不見,怎么也得請我喝杯可樂吧。”幾年沒見,非路一點都不見外。我給他點了杯喝的,他問我干嘛來了,我告他我就是盤的買家。之前在網上白砍價了,還貼出去兩杯喝的。
那次交易完后,我再也沒見過非路。買的那幾張盤,當時也沒聽,過了好幾年才發現其中一張盤聽不了,而我連非路的聯系方式都沒有。
前些年有次北影節,我在豆瓣轉讓兩張《卡羅爾》的票。有個人迅速私信聯系了我,我點開頭像,從相冊的照片里看出來是非路。想起他當年賣我壞盤的事,我突然就不想轉票給他了,于是告訴他票已經轉出去了。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沒有了非路的消息。
群友問我怎么知道他玩樂隊還賣過盤,我說你是非路吧。他驚詫地看著我,問我是怎么知道他叫什么。發現他想不起我是誰,打算捉弄他一下,我說我是‘金融街C羅’啊。他想都沒想,就堅定地說,你不是。他說‘金融街C羅’不戴眼鏡,也沒有這么瘦,是個小胖子。我說后來學習學得視力下降,這幾年累得也瘦了。
“你不是我的同學”,非路凝視著我,“我有同學的微信群”。非路掏出手機,找到了中學同學群。這個群幾年沒有人說過話,我甚至都忘記還有這么個群。非路一眼就在群里看見了我的頭像,“咱倆頭像竟然還挨著!你還真是我同學啊!”
非路在同學群里點開我的頭像,準備加上備注。“你以前是住西四對吧,還記得以前放學我總去你家一起玩《大航海時代2》嗎?”我坦誠地告訴他我是從《大航海時代4》開始玩兒的,我說你別備注錯了,我名字的最后一個字筆畫很多,沒幾個人認得,以前上學時都用的簡化版。
我拿過非路的手機,把我的名字備注上。非路拿起手機,看著‘中關村皮爾洛’幾個字,又抬起頭仔細打量了我。“我就說你不是‘金融街C羅’嘛,你要說你是‘中關村皮爾洛’我大概就能對上了。”
夏至音樂日的演出還在繼續,我和非路都不準備再看下去。往地鐵走的路上,我問非路還玩音樂嗎。他說現在在一個樂隊彈貝斯,是主創之一,只是有演出時才偶爾排練下,他們樂隊經常在剛才看演出的場地演。我問他是什么樂隊,他說估計我沒聽說過。我說我閱盡國內各種土搖爛團,讓他說說看。結果他的樂隊我還真聽過,一支受King Crimson、Yes等影響的前衛搖滾樂隊。不但我聽過他們樂隊的音樂,我有個朋友還很喜歡他們,看過他們的現場。
我告訴非路,我看過你們樂隊主腦的訪談,沒有提到你,人家是frontman,你不太重要啊。非路說,那個人當時找的我,你說我重要不重要?再說,沒貝斯他們玩兒得轉嗎?聽非路的口氣,像是每個貝斯手都有的倔強。
我跟非路提起他早年的樂隊,混跡過在海淀公園舉行的迷笛音樂節,當時非路還在彈吉他和鍵盤。非路問我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說就你做的那點破玩意,除了我誰還聽啊。我告他我以前總去他樂隊貝斯手夕草家里淘碟。有次在夕草家看到一張盤,夕草說是他樂隊的小樣。我放進音響一聽,發現在網上聽過,才知道夕草和非路一起玩樂隊。我問非路,夕草現在還玩音樂嗎?他說夕草現在在南方一支Shoegaze風格的樂隊彈貝斯,幾周前還在某省城舉行的知名品牌音樂節上演出。
地鐵上,我們聊起這些年看過的演出。隨后,我和非路驚奇地發現,我們曾在數十場演出現場擦肩而過。從早年的Placebo、Nine Inch Nails、Dirty Three、Sonic Youth到今年的Go Go Penguin、Explosions In The Sky,還有去年底在香港的雞飛音樂節,我們都同場觀演。雖然非路已經認不出我是誰,但他清楚的記得每場演出的細節和演出場地。
我和非路說,今晚演出的有點浪漫懷舊風的Kids Return一聽就受過Air的影響,我問他Air來北京演出時他去了沒。非路說他壓根兒就不知道Air來過,不然砸鍋賣鐵也得去看。他問我從哪獲取的演出信息,我說當年資訊不發達,可能是主辦方或演出場地發的郵件。他責怪我為什么沒通知他,可我一直就沒有他的聯系方式。之前,我們最后能聯系上的平臺可能就是開心網了。
非路問我這些年最遺憾錯失的是誰的演出,我說是Chick Corea,來過幾次北京都沒去成,結果疫情時去世了。非路問我說的是誰,我擔心自己中關村味兒的英語發音不標準,就又用中文說了一遍:奇克?考瑞阿,并補充說了是美國爵士鋼琴家。非路還是搖頭,說沒聽過。Chick Corea幾乎是爵士音樂史繞不開的名字,我問他是不是不聽爵士。他說也會聽,去年還看了Moonchild的現場。
在聊看過的演出時,我發現非路幾乎沒提過國內樂隊。我問他是不是不聽土搖?他沉思了片刻,說也不是完全不聽,如果‘草東’算的話。他試圖從技術層面給我分析‘草東’音樂的變化,我告他我對草東興趣不大。我們決定求同存異,畢竟喜好和興趣是用來篩選的,不是用來說服的。他說去年香港雞飛音樂節最后一天他看了‘草東’的壓軸演出,而同一時間我在另一個舞臺看的Caspian。
到了北土城站,非路說他要去換乘8號線,我們就此別過。臨別前,非路問我看不看歐洲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比賽。我說對歐洲杯沒有小時候的狂熱了,后半夜的比賽熬不動了。在我的記憶中,中學時非路并不和我們一起聊球。而當非路每天瘋狂的模仿邁克爾杰克遜的舞步時,我甚至連流行歌手的名字都叫不出幾個。
我和非路已經十九年沒見過,一路上我們沒有互相過問對方最近怎么樣,在哪工作,在干些什么。十九年的時間,對于我們,就像過了一個暑假后開學的又一次會面,沒有疏遠,不帶陌生感。
除了至親,誰真的關心你過得怎樣?好奇式的打探,最終不過淪為舊人之間的八卦談資。曾經的同學、朋友、同事,在人生的軌跡分道揚鑣后,如果生命中還有再次交匯的機會,聊聊共同的興趣愛好(如果有)也許就是短暫相處的最好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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