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外賣員下跪：為何如此輕易對惡“投降”了？

杭州西溪世紀中心園區外賣員下跪事件，昨天引起了廣泛關注。在今天0點05分，杭州西湖警方發布了情況通報。

看完之后，揭開幾個謎底。

第一，下跪外賣員不是傳說中女大學生，而是一名男騎手。其實，昨晚看了現場圖片（放大之后），就發現他不可能是一位女性。

第二，西溪世紀中心的保安，不是無緣無故地攔下外賣員，而是后者有錯在先，踩歪了欄桿。

還有一個謠言，也需要澄清一下：美團強調，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公司并未對任何騎手采取封號、限制接單等不利于騎手的負面舉措。

不過，縱觀整個情況通報，還是缺少了詳細細節：王某某在送餐過程中不慎將園區欄桿踩歪，被保安攔下后，因擔心延誤其他訂單而下跪。

當然，作為情況通報來講，不可能過多“啰嗦”，將“一針一線”都詳細地展露無遺。可是對于“觀眾”來講，要想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上述過程的細節，是十分重要的。

綜合媒體的報道可知，當時保安要求外賣員賠償200元，并拔下他的電動車鑰匙不準離開。而外賣員由于要急著送單，所以才下跪求情。

即使讀了這個報道，還是有疑惑。倘若僅僅是200元的話，外賣員給了不就行了，又何必要還去下跪？對于他來講，是不可能沒有這個錢的。再者，他如此在乎業績，就看出不會心疼這個錢。

所以說，這里邊必然還有“隱情”。而這個“隱情”相信大家也能夠猜到，就是保安在借機為難。

底層為難底層，在那三年見得太多了。即使再過三年，三十年，也依舊如此。放到其他國度，也是照樣。這，是人性。

千百年來，人之初，到底是性惡性善，就沒有一個定論。覺得，一個人從出生之日起，基因里就包含了他到底是一個善良的人，還是一個邪惡的人。日后，無論家庭環境如何，無論教育怎樣，都無法改變他的“初衷”。唯一能夠起約束作用的，不是道德，是制度（法律）。

這點，看看那些兄弟姊妹多的家庭就知道了，幾個兄妹的成長環境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有的善良，有的就邪惡。因此說，人之“本性”，是從娘胎里邊帶來的，再去探討這個，毫無意義。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在面對惡的時候，為什么就不懂得反抗。第一時間想到的，卻是最軟弱也是最恥辱的下跪，比方說這位外賣員。

他踩壞了欄桿，需要賠償，這是應該的。按照常理來講，把錢賠上了，就可以走人了。如果保安再胡攪蠻纏，就是他的不對了。這時候，外賣員完全可以反過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報警。像這種事情，警察鐵定會秉公處理。

那么，外賣員為什么不這樣做？

覺得這個外賣員并不是一個軟弱的人，換到另一個場景，他必然與保安“大戰三百回合”，切實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方面，看看他的同行就知道了——他們群體出動，圍著物業討說法。

他此刻之所以“屈膝下跪”，主要原因還是在于美團的制度：一旦送單延誤，遭到投訴，就要被扣錢。再嚴重點，就影響自己的績效獎金。綜合考慮，他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損失，兩相比較，只能犧牲他自認為最輕的“臉面”。

所以說，真正讓外賣員下跪的，不是保安的蠻橫霸道，而是美團“死板”的制度。

放眼整個社會，像這種“死板”扼殺“自尊”的制度，還真不少。特別是在一些公司企業當中，比比皆是。他們，將人當成了機器，而不是一個大寫的人。是機器，就是冷冰冰的，就沒有尊嚴可言，可以隨意“揉捏”。

那么，在冷冰冰的機器之下，人怎么可以稱之為人。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又怎么可能是高精尖？

在這里，最典型的還是“正當防衛”。在昆山反殺事件沒發生之前，所謂的“正當防衛”，要么別定義為互毆，要么被定義為防衛過當，極少數會被定義成“正當防衛”。即使昆山事件之后，我們在網路上也經常看到，一些人挨揍了也不敢還手，生怕自己被定義成“互毆”。

所以說，在一個“刻板”的社會里，必然生出一群“刻板”的人。于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出現，也是情理之中了。

這個外賣員下跪，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后一人。只要美團等外賣公司，不將“刻板”的制度改變，這種情況還會出現。

同樣的整個社會，一些刻板的束縛人的規定不改變與消除，那么這個社會依舊將難以迸發出最大的活力。反之，那些性惡之人，將利用這個刻板之規則，更加興風作浪。那三年，就是一個明證。

制度，可以約束惡，同樣也可以扼殺善。一個健康自由發展的社會，一個渴望幸福安康的社會，各行各業在擬定制度的時候，第一要義要想著去發揮人性之善、遏制人性之惡，而不是反著來。

當一項又一項的制度出臺，明眼人一看全是“嚴厲”，又不允許有反對聲音的時候。那么這些制度能夠培養出來的，要么就是如同西溪世紀中心保安那樣的一有機會，就將內心的惡發揮到極致；要么，就是這位外賣員一樣的“軟弱”，面對惡輕易地下跪。

這，都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該有的樣子。久而久之，整個社會將變得不正常。到時候，所有人都將深受其害，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及執行者。這點，看看最近頻繁出現的網絡實名舉報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