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螻蟻，文學的巨人

王維，一個佛系詩人，平淡沖和，卻因為安史之亂承受著巨大的痛苦。李白，一個道家詩人，又仙又狂，卻被當成投機主義者、亂臣賊子。杜甫，一個純儒詩人，心懷天下，卻連自己的一生都過不好。

有些歷史，就是不能細想。想得太多，容易掉入悲觀主義的深淵，永遠出不來。

他們是戰爭中的螻蟻，是文學上的巨人。他們是文學上的巨人，卻是戰爭中的螻蟻。

史書上殘酷的一頁，沾染了多少人的血和淚？

1

安史之亂改變了太多人的命運。處在帝國盛衰的分水嶺上，李白避亂于廬山，杜甫帶著家人逃亡，高適將迎來屬于他的榮耀，而王維最早成為了叛軍的俘虜。

根據《舊唐書·王維傳》記載：“（安）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王）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署。”

這是說，安史叛軍攻陷長安時，唐玄宗帶著親近的人馬跑了，王維并不在其列，所以在叛軍的大搜捕中被抓。成為俘虜后，王維想通過自殘來進行抵抗，包括吃瀉藥、假裝失聲不能說話等，但叛軍仍然把他押送到洛陽。

此前，臨汝太守韋斌也被叛軍俘虜，并在安祿山手下擔任黃門侍郎一職。得知王維被抓到洛陽，韋斌便去探望他，但此時王維的情況已經很糟糕。據王維后來給韋斌所作的墓志銘回憶：

“君子為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偽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筑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為厲。公（韋斌）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由此可知，當時的王維已十天勺飲不入，長時間與尿屎為伴，且被重兵嚴加看守，好在韋斌頗為照顧，這才免于一死。

王維最終接受了安史叛軍的偽職，出任給事中。盡管他內心并不情愿，但韋斌的經歷顯然啟發了他：柔性抗爭也可以“曲線救國”。

韋斌之所以接受偽職，是因為叛軍拿他的妻兒進行脅迫，無奈之下，只好佯裝投靠，實際上是在等待時機“義覆元惡，以雪大恥”。只是韋斌一直等不到雪恥的機會，便吞藥自裁，嘔血而死。

王維則始終記得韋斌的救命之恩，隱忍著活下去。

某次，安祿山宴請群臣于凝碧池，大唐的梨園弟子被刀刃脅迫著，在現場奏樂。一個名叫雷海清的樂工死活不愿配合，將樂器擲于地上，面朝西方慟哭。安祿山大怒，命人把雷海清綁起來，當場肢解。王維可能在現場見證了這殘忍的一幕，于是打下了一首詩的腹稿。數日后，好友裴迪冒險來探望王維，王維便將這首詩朗誦給裴迪聽。

詩題很長，叫做《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內容如下：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

很明顯，這是一首表達忠君愛國的詩。盡管王維被迫接受了大燕政權的偽職，但他心里想的是，百官什么時候才能再次朝見大唐的天子。正是這首詩，后來救了他自己一命。對于一個詩人來說，王維一生寫詩并受惠于詩，這恰是命運最好的回報。

早年，王維便是憑借詩才而暴得大名。

那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王維是家中長子，童年的時候，父親就過世，遺下幾個弟妹，很早就需要他擔起家族重擔。15歲，他帶著小一歲的弟弟王縉到帝都闖蕩。17歲，他寫出了《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這樣的教科書級別的名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憑借一身才華，他很快成為京城王公貴族的寵兒。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一個熱心的文藝贊助人，很欣賞王維。

唐代科舉制，試卷上不糊名，主考官不僅評閱試卷，主要還參考考生平日的詩文和聲譽來決定棄取。所以，準備應試的士人提前結交、干謁名人顯貴，向他們投獻作品，爭取他們的推薦和獎譽，是當時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風氣。王維不能免俗。據說正是岐王的推薦，王維21歲就中了進士。這時的王維意氣風發，頗有功名事業心，不過很快就遭到痛擊。

事情源于一次有僭越嫌疑的舞黃獅子活動。

史載，時任太樂丞的王維在別人的唆使下，讓屬下的伶人舞黃獅子。黃獅子是一種“御舞”，非天子不舞。結果，王維和他的上級、太樂令劉貺都遭到嚴重處理。劉貺的父親劉知幾替兒子求情，也遭到了貶謫。

王維被貶為濟州司倉參軍。更為致命的是，這次事件使得王維被唐玄宗列入了黑名單。整個玄宗朝，王維的官運都很黑，這幾乎摧毀了他在官場上的所有信心。

唐玄宗為何下手這么重？根據陳鐵民等學者的分析，這跟唐玄宗與諸王的權力斗爭有關，王維可能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了政治犧牲品。唐玄宗為了鞏固皇權與皇位，擔心他的兄弟們形成有威脅的勢力，頒令“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王維出仕之前就是岐王、薛王等諸王的座上賓，又犯了黃獅子案，剛好戳到唐玄宗的隱痛，此后都得不到這個皇帝的好感。

▲唐玄宗畫像。圖源：網絡

承受著與理想漸行漸遠的苦楚，王維離開了長安。

開元十五年（727），王維在結束了濟州的五年貶謫生活之后，到了淇上當小官。此時，才26歲的他已萌生了歸隱心志。但經過一番衡量，他認定陶淵明的活法并不可行。

說到底，父親早逝，長子代父，他不忍推諉全家生計的重負。他在詩中說，“小妹日長成，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所以“幾回欲奮飛，踟躕復相顧”，不敢拋開這個包袱，自己一個人逍遙去隱居。他還批評陶淵明，認為陶不為五斗米折腰，是成全了自己的勇氣與尊嚴，卻把眷屬帶入了生活極度清苦的境地，實際上是一種純粹為己的、不負責任的自私行為。

因此，即便深深感受到吃朝廷這碗飯吃得很辛苦，很痛苦，王維也不敢效仿陶淵明的活法，拂袖而去。他很現實地明白，隱居是要花錢的，為了隱居得起，他不得不為官。

此后的二十年間，王維基本是帝國政壇的一個零余人。他長期在詩中自稱“微官”，這不是自謙，是事實。

盡管在張九齡當宰相期間，他膜拜張的人品，跟張寫詩“跑官”，得了個右拾遺的官職，很是振奮了一段時間。但隨著李林甫的上臺，張九齡的被貶，把他的這點火苗也撲滅了。他是一個心中有是非，但不敢公開對抗的人。開元二十五年（737），張九齡被擠出朝廷，王維還給張寫詩，傾訴知遇之恩。與此同時，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十幾年間，王維仍做著他那可有可無的“微官”。

他并非沒有擢升的機會，李林甫的親信苑咸曾言及王維久未升遷，言外之意，王維如果有意向，他可以幫忙操作。

不過，王維以一種相當委婉的方式拒絕了。他在回贈苑咸的詩里說：“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表面是稱頌李林甫大公無私，禁絕走后門，實質是表明他與李不是一路人，不屑去趟渾水。這件事，可以看出王維的底線。

王維早已無意仕途，純粹為了俸祿和家族責任而在官場待著。身在朝廷，心在田園，過起了時人稱為“吏隱”，即半官半隱、亦官亦隱的生活。對他來說，這是一種退而其次求的選擇。

▲仇英筆下王維的輞川山莊。圖源：網絡

就在王維習慣了“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吏隱生活時，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安史之亂爆發了，他被俘虜了，隨后，人生卻迎來了最戲劇性的轉折。

王維出任偽職大概一年以后，唐軍收復兩京，唐肅宗對投降安祿山并接受其偽職的官員，進行逐一處理。王維作為典型的“陷賊官”，本應處死，卻出乎意料地被唐肅宗免了罪罰，而且還升了官。

《舊唐書》對此的解釋是，王維出任偽職期間寫給裴迪的那首詩，表明了他對李唐的忠心，唐肅宗讀到后對其處境表示原諒和理解；此外，他的弟弟王縉請求削去自己刑部侍郎的職務，為哥哥贖罪，所以王維最終得到了寬宥處理。一直很敬重王維的杜甫，此時也站出來寫詩為王維辯護，贊揚他忠于唐室，能守節操。

然后，王維在仕途上竟然轉運了，做到了尚書右丞，正四品下階。這是他一生所抵達的最高官職了。

越是官運亨通，他越是不能心安。他無數次進行自我反省，開展自我批評，批評自己一生的軟弱，痛恨自己出任偽職的經歷，說“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說“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許多話都說得極其沉痛。

這個時候，官位依然不是他熱衷的東西，歸隱之心更重了，佛教成了他最大的精神寄托。《舊唐書》說，他“晚年長齋，不衣文采……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

上元二年（761），61歲的王維逝世。臨終之際，弟弟王縉不在身邊，他要了一支筆給弟弟寫了告別信，又與平生親故作告別書數幅，敦厲朋友們奉佛修心。寫完了，舍筆而絕。

2

王維去世那一年，李白聽到名將李光弼率大軍征討史朝義，便請纓從軍，走到半路，無奈因病而還，隨后到安徽當涂投靠族叔、當涂縣令李陽冰。他的生命也進入了倒計時，但他仍然心有不甘：

他早些年被公認為“謫仙人”，為人瀟灑，詩風豪逸，可自從在潯陽登上永王李璘的樓船，他的理想和抱負在兩三個月內就被迅速燃盡，余生抱著一堆灰燼，四顧茫然。到此時，那口“仙氣”已然離他而去，他像個掉落凡間的孩子，驚恐無措。權力與輿論強加給他的罪名，以及由此帶來的牢獄之災和聲名受辱，讓他在最后的年月里痛苦不堪。他的處境，正如杜甫當時所寫的——“世人皆欲殺”。

▲南宋畫家梁楷《李白行吟圖》。圖源：網絡

時間撥回至德元載（756）十二月，在廬山避亂的李白迎來了一個神秘人物。

來人叫韋子春，身份是永王李璘的重要謀臣，任務則是游說李白出山加入李璘的幕府。李白說韋子春“三顧茅廬”，他終于答應出山了。但實際上，他極有可能一下子就爽快地答應了。他在《贈韋秘書子春》一詩中，記錄了這次志同道合、相見恨晚的謀面會談過程：

斯人竟不起，云臥從所適。

茍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

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

談天信浩蕩，說劍紛縱橫。

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

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

披云睹青天，捫虱話良圖。

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

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韋子春確實有辯才，一下子就說到李白的心坎上。他看出李白表面是一個隱居的高士，內心卻放不下濟世情懷，還是想學東晉名士謝安，關鍵時刻出來救蒼生、建功業。韋子春將永王李璘的“良圖”——平定叛亂、收拾河山的計劃，向李白和盤托出。李白聽完，感慨說“披云睹青天”，平定中原亂軍，好像就是分分鐘的事情。他已經在想著，自己在跟隨李璘建立不世之功后，像范蠡一樣功成身退，深藏身與名。

當時，李璘率軍從江陵（今湖北荊州）東下，趨廣陵（今江蘇揚州）。李白告別妻子宗氏，登上了李璘的樓船，一路東下。在給妻子的詩中，他對前景充滿了信心，跟妻子調侃了一下將來自己佩相印歸來的情景：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

歸時倘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

這時候，56歲的李白感覺人生煥發了第二春。一生中，除了42歲那年他奉唐玄宗之詔入長安供奉翰林，恐怕再沒有如此時這般意氣風發的記憶了。

那年，他寫下《南陵別兒童入京》，是多么的狂放，一點兒也不想掩飾內心的狂喜：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那年，這個一直以“大鵬”和“鳳凰”自期的詩人，以為扶搖直上、青云展翅的機會來了。那年，唐玄宗給了這個狂傲的詩人最大的面子，“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那年，他以為自己是“帝王師”，不曾想自己只是君王用來點綴升平、以夸耀于后世的文學侍從。

僅兩年后，天寶三載（744），李白的首次從政之旅在理想幻滅中宣告結束。唐玄宗將他“賜金放還”，理由是“非廊廟器”。這次打擊太沉重了，離京時，他寫下了著名的《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直萬錢。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

盡管“行路難”，但他還是在詩中給自己留下了一條足夠光明的尾巴。他依然相信，自己會是姜尚、伊尹、諸葛亮、謝安那樣的大才，只是還缺少一個“直掛云帆濟滄海”的機會。

之后，他與杜甫、高適在梁宋之地有過一段三人行的暢游時光。再后來，他開始了如早年一般的南北漫游，喝最豪氣的酒，賞最寂寞的月，寫最好的詩，只是為了擺脫“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現實處境。

他的詩寫得再好，名氣再大，對于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理想而言，終歸只是一個手段而已。他的內心深處，從不因自己能寫出盛唐最好的詩行而滿足。恰恰相反，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為自己未能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而流露出越來越強烈的焦灼感。他的“愁”越來越多，越來越亂：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李白《將進酒》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

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

不知明鏡里，何處得秋霜。

——李白《秋浦歌》

▲李白舉杯消愁愁更愁。圖源：圖蟲創意

自從被“賜金放還”后，整整13年，詩名滿天下的李白，無所用于世。直到一個亂世來臨。安史之亂爆發后，李白本想游說江南的李唐宗室起兵勤王，但最終無所成，才上了廬山隱居。

現在，韋子春的到來，永王李璘的邀約，就像把他從廢棄的深井里撈了上來，他毫不猶豫地投入了自己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從政生涯。他不知道，自己將要掉入一個更深的深淵。

3

李白跟隨李璘的軍隊東下的時候，已經在靈武稱帝的唐肅宗李亨，偷偷將自家兄弟當成了打擊對象。一場影響大唐國運的同室操戈，一觸即發。

至德二載（757）開年，大唐帝國內部實際上進行著兩場戰爭：一場是唐王室與安史叛軍的戰爭，另一場是唐王室內部的戰爭。兩場戰爭看似毫不相關，其實錯綜復雜，糾纏不清。

事情起源于安祿山叛軍攻陷潼關后，唐玄宗倉皇奔蜀途中的一個重大人事安排。在逃亡路上，太子李亨與禁軍首領陳玄禮操縱“馬嵬兵諫”，又派人唆使當地父老攔住唐玄宗，要其留下太子抗擊叛軍，并分去大半人馬。李亨到達靈武后，天寶十五載（756）七月十二日被隨從諸臣擁立為皇帝。整整一個月后，八月十二日，李亨稱帝的消息傳到蜀中。獲悉消息的唐玄宗，這才知道自己早已從皇帝變成了太上皇。

正史記載，毫不知情的唐玄宗在七月十五日以皇帝身份下詔，部署了平定安祿山叛亂的重大決策——以皇子代替邊鎮將領典兵，具體安排如下：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馬元帥，仍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等節度采訪等都使，與諸路及諸副大使等，計會南收長安、洛陽；永王李璘充山南東道、江南西道、嶺南、黔中等節度采訪等都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李琦充廣陵郡大都督；豐王李珙充武威郡大都督……

由于其他皇子并未到府就任，只做了掛名一把手，實際到任的僅有李亨和李璘。兩人一個獨撐北方戰局，一個寄希望于南方后盾。而在唐玄宗的算盤中，自己則坐鎮蜀中統籌南北全局。但讓唐玄宗始料未及的是，到了靈武的李亨在朔方軍的全力支持下登基稱帝。

鑒于朔方軍當時是朝廷碩果僅存的最強軍隊，偏居蜀中的唐玄宗無力掌控，更無力對抗，只好在表面上承認了李亨即位的既定事實。但他并不甘心自己淪為太上皇，于是對李亨展開了權術反制：

第一，宣稱軍國大事先由皇帝（唐肅宗）處理，但應奏報太上皇（唐玄宗），太上皇保留發“誥”（以區別于皇帝的“詔”）的權力，仍可號令天下，等到收復兩京，太上皇才不問政；第二，派親信大臣韋見素、房琯、崔渙等人到唐肅宗身邊，希望加強對唐肅宗的控制；第三，希望在南方建立一支足以與朔方軍抗衡的武裝力量，從而加強太上皇的話語權。

我們都知道，槍桿子里出政權，所以第三點是尤其重要的一點。唐玄宗把希望寄托在李璘身上，任命李璘出鎮江陵后，又二次任命他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這次任命之后，自山南東路（治江陵）沿長江東至江南西路（治洪州）、江南東路（治蘇州）、淮南路（治揚州）之軍事，皆受永王李璘節制。

李璘也領會到父皇的用意，因此在江陵招募了數萬將士，再利用江南的經濟優勢，企圖在南方建立反擊安史叛軍的基地。一旦軍隊建立起來，并在對付叛軍方面取得戰果，那么，唐玄宗在與唐肅宗爭奪實權的斗爭中就有了足夠的籌碼。

在唐玄宗與唐肅宗兩個政治中心并存的前提下，李璘作為唐玄宗的籌碼，成為震懾唐肅宗的一股勢力。這必然引起唐肅宗的警覺。

▲唐肅宗李亨畫像。圖源：網絡

之前向唐玄宗面諫、反對諸王分鎮的高適，此時獲得唐肅宗召見，于是從蜀中跑到靈武，跟新君陳述“江東利害”，并說永王李璘“必敗”。唐肅宗對高適的見解很滿意，遂在江淮地區安排親信，做好對付李璘的準備。

在李白決定加入李璘幕府任江淮兵馬都督從事的時候，高適獲得唐肅宗任命，出任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這意味著，這對昔年共游河南的好友，此時分屬不同的陣營，他們的關系即將破裂。

與此同時，唐肅宗以名將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加上江東節度使韋陟，唐肅宗完成了三名親信共同對付李璘的人事布局。

而在李璘這邊，他對唐肅宗已將自己列為對手的事實，完全蒙在鼓里。他的任命來自于父皇唐玄宗，在南北兩個朝廷并存的情況下，他選擇聽命于蜀中的唐玄宗朝廷。所以，當唐肅宗害怕李璘的勢力擴張會威脅到自己，命令他返回蜀中的時候，他違抗了唐肅宗的命令，繼續率軍東下。

根據歷史學者鄧小軍的分析，李璘水軍下廣陵的目的，是從廣陵出發，走海路直取安史叛軍的大本營幽州。這從李白寫于李璘幕府的《永王東巡歌》中，也可以得到佐證：

王出三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揚都。

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

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

加入李璘幕府后，李白肯定獲悉了李璘集團的作戰計劃，因而在詩中明確以唐太宗對高句麗渡海登陸作戰的歷史，作為李璘水軍出海北伐的比附。

可是，不等李璘到達廣陵，一路受到唐肅宗支持的地方勢力，紛紛鬧起內訌，向李璘發起了挑戰。在潤州（今江蘇鎮江），李璘水軍先是擊敗了挑釁的地方勢力，但當唐肅宗派出的宦官使者出現在江對岸時，李璘集團內部軍心崩潰——唐帝國的共同敵人是安史叛軍，而唐肅宗竟然以“討逆”之名將矛頭對準了永王李璘，這一波政治宣傳和軍事鎮壓，讓李璘的部下覺得失去了合法性和正義性，于是紛紛倒戈。

至德二載（757）二月十日，李璘兵敗潤州。十天后，逃至大庾嶺的李璘被江西采訪使皇甫侁擒殺。

這場由唐肅宗發動的內訌權斗，最終以勝利者的意志，定性為“永王之亂”。太上皇唐玄宗在李璘兵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失去了賴以制衡兒子唐肅宗的唯一勢力，無奈只能發誥，宣布將李璘廢為庶人。但當唐玄宗獲悉李璘遇害的消息，他才真情流露，“傷悼久之”。

而唐肅宗，再次以他的表演，洗脫他才是害死李璘的真兇這一事實。史載，唐肅宗在得知李璘死亡的消息后，責備皇甫侁“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殺之”，并做出“廢（皇甫）侁不用”的決定。皇甫侁成為唐肅宗的替罪羊，而唐肅宗則在歷史上繼續營造孝悌的君王形象。

所謂“永王之亂”，因為關乎勝利者唐肅宗的歷史形象，事后被篡改和掩蓋的真相很多。特別是當唐肅宗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同年九月收復長安，并迎回太上皇唐玄宗，最終“取締”了蜀中朝廷、實現大權在握之后，永王李璘連同他的同黨更是被塑造成為帝國的叛亂者。雖然擅于權術的唐肅宗表面說不忍心宣布李璘的罪行，但實際上，一整套的政治宣傳和秋后算賬，早已在大唐的子民腦海中輸入了“李璘集團等于叛國者”的權威信息。李白加入李璘幕府不到三個月，人生就從高峰跌入了谷底，不僅是朝廷的囚犯，還是“世人皆欲殺”的罪人。

在李白眼里，他卷入的這場皇室內斗，使得原本兩三年可以平息的安史之亂，一拖拖了許多年，大唐盛世由此徹底轉衰，再無復興之日。

重新審視“永王之亂”，唐肅宗才是最應該站上歷史審判席的那個人。他為了搶班奪權，不惜引入回紇軍隊，許諾后者收復長安后可以搶走財物和女人；他為了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放棄謀臣李泌提出的直搗安史叛軍老巢的計謀，只想著收復僅有象征意義的長安；他為了消除皇位的潛在爭奪者，將李璘走海路奇襲叛軍老巢的計劃扼殺，并將其定性為“謀亂”……他的皇位保住了，但國家卻陷入了更長久的戰亂。這是事件的真相，也是李白認定的、需要告訴世人的真相。

人生最后的幾年，李白咀嚼苦澀，吐露悲情，在詩里一遍遍述說李璘之事，就是為了伸冤和抗辯，跟被篡改的事件真相作斗爭。

在李璘兵敗之時，李白跟隨潰散的士兵死里逃生，當時的情形，他在《南奔書懷》中有這樣的描述：

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叛。

自來白沙上，鼓噪丹陽岸。

賓御如浮云，從風各消散。

部將們相互疑神疑鬼，永王的軍隊頃刻七零八落，來到白沙洲一帶時，丹陽岸邊戰鼓雷鳴，而幕僚們就像天上飄浮的云朵一樣，隨風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

李白沿江西逃，先平安地逃到舒州（今安徽潛山），再躲藏到西邊的司空山，但是不久他被抓住了，囚禁在潯陽的監獄中。即便如此，他仍然感激李璘邀請他加入北伐叛軍的隊伍。他從未埋怨李璘，更未學別人對著落敗的李璘踩上一腳以示割裂。最痛苦的時候，他曾違心說自己是被脅迫入了李璘幕府，但也是到此為止。他不說李璘的任何壞話。在史書將李璘丑化成一個蠢貨的時候，他還在感念李璘的知遇之恩：

秦趙興天兵，茫茫九州亂。

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逖言。

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

我李白是要學祖逖北伐，志在消滅安史叛軍平定中原，現在竟然被人當成了亂臣賊子，天理何在呀？

他向帝國的官員、認識的老朋友求助，希望能夠洗脫罪名。他甚至對身為討伐李璘軍隊總統帥的高適，發出過乞求救援的信號，寄希望于他們曾一起漫游所建立的友誼，能夠抵抗政治立場的侵蝕。在潯陽獄中，他托要去廣陵拜謁高適的張秀才帶去了一首詩。在詩里，他談古論今，將高適比為張良，并大加贊賞。沒有說出來的一層意思，則是希望高適伸出援手，為他洗脫罪名。

高公鎮淮海，談笑卻妖氛。

采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勛。

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

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

——李白《送張秀才謁高中丞》

高適對李白的求助，沒有作出任何回應。相反，從高適的詩文集來看，這名依靠打敗李璘軍隊而仕途平步青云的詩人，為了與對立者李白切割，將李白的名字從他的詩文集中徹底刪掉了。天寶三載（744）以后，他和李白、杜甫同游梁宋間的詩文題目，但凡出現李、杜之名，都被他改為“群公”。

▲李白《上陽臺帖》，當年與高適、杜甫同游梁宋留下的作品。

只有仕途同樣困頓的杜甫，依然那么膜拜和相信李白。

從陣營來看，杜甫算是最早投奔唐肅宗的元老級臣子，但后來因為替房琯求情而被唐肅宗疏遠，斷了前途。但作為忠臣的杜甫，聽說李白的遭遇后，并沒有抹除他們的記憶，也沒有像高適那樣做出切割的舉動。相反，他寫下了許多懷念李白的詩作，這些詩作雖然無助于身處困境的李白，但至少說明，李白的痛苦和落寞，有人懂。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

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杜甫《不見》

浮云終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

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杜甫《夢李白二首·其二》

最終，御史中丞宋若思、前宰相崔渙等人認定李白無罪，將他從獄中撈了出來。宋若思還直接把李白請到軍中，大加使用。這似乎表明，朝廷高層對“永王之亂”的定性存在不同意見，所以才會認為李白入獄是冤案，并還他清白之身。

李白在潯陽監獄蹲了半年左右，出獄后入了宋若思的幕府。但不久后，他即離開宋若思幕府，估計是宋若思受到了某些壓力，風向又有變化。此時，大概是唐肅宗收復長安，而唐玄宗被從蜀中接回長安，“上皇（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唐肅宗）傳國璽”——唐玄宗、唐肅宗的權力交替全面完成。于是，唐肅宗重啟針對唐玄宗舊臣的清洗行動，對“永王之亂”遺留問題的處置力度趨嚴。因此，在帝國慶祝收復帝都的喜悅氛圍里，本已出獄的李白突然接到了流放夜郎的處理決定。

乾元元年（758）春，李白才姍姍由潯陽出發赴流放地夜郎，此時他寫有《流夜郎至西塞驛寄裴隱》，詩中有句：“鳥去天路長，人愁春光短。”流放途中，他的悲憤仍盈溢在字里行間，經過漢陽時，他寫了《望鸚鵡洲懷禰衡》，借禰衡的遭遇寫自身的不幸：

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

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

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第二年，李白遇赦放還，寫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一詩。詩中，他隱晦地重提帝國曾有唐玄宗和唐肅宗兩個政治中心的事實，說明永王李璘的任職和行動，皆出自于唐玄宗，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不應被定性為謀亂叛國：

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

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

“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暗指從唐肅宗靈武即位，到唐玄宗返還長安期間，唐帝國二主并存，如天有二日。“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這是說到至德二載（757）十二月，唐玄宗授傳國玉璽給唐肅宗，帝國二主體制才宣告結束。言外之意，唐肅宗在至德二載（757）年初二主體制尚存的情況下，發動了鎮壓永王李璘的戰爭，誰是誰非，不言自明。可是，這段歷史現在卻被掩蓋了，死去的永王李璘沉冤莫白。

隨后，李白在江夏又寫了帶有生平自述性質的長詩《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其中，重提二主體制，再次替李璘申辯，說“帝子”李璘的統兵征討之權是唐玄宗授予的，絕非作亂：

二圣出游豫，兩京遂丘墟。

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

總之，余生反反復復，李白都在糾纏為永王李璘平反，也為自己伸冤這件事。他的詩風變了，在多數作品里，豪情頓減，氣勢轉弱，從以前的高調飄逸、痛快淋漓，轉為沉淪落魄、晦澀難懂的風格。

這些詩，有他最在意的東西，對個人名節的守護，對知遇恩人的仗義，對歷史真相的堅持。但是，人們不愿讀，也不愿聽這個絮絮叨叨的老來詩人在痛苦什么，在執著什么，在期待什么。人們只需要一個“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俠客，一個“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酒徒，一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狂士……

人們不需要深入歷史真相，不需要一個不符合自己心理預期的偉大詩人。如同官方屏蔽了“永王之亂”的真相，人們屏蔽了一個執著于真相的詩人。

人生中最后的歲月，李白流寓在當涂縣令、族叔李陽冰處。即便經歷了九死一生的命運戲弄，他依然不改初衷，夢想著做一個建功立業之人。上元二年（761），年屆六十的詩人聞知名將李光弼出征東南，又想從軍報國，無奈半道病還。

翌年（762），李白卒于當涂，享年62歲。人們相信他是捉月而死，不愿意相信他是醉酒病死。

他在絕筆《臨終歌》中嘆道：“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大鵬終于無力了，詩人承認了自己的失敗。

同一年，唐肅宗死，唐代宗繼位后，第一時間為永王李璘平反昭雪。李白生前可能得知這一重要的歷史信息，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并不知道平反的詔令。這或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4

李白死時，51歲的杜甫流寓在成都。他比李白小11歲，但在后世看來，他們的詩就像是兩個時代的產物。

李白的詩，大氣磅礴，想象奇詭，縱橫無邊，確實是大唐盛世才能催生出來的鬼才作品。現實也是如此，安史之亂爆發后，李白在生命最后的幾年經歷悲情，鮮有好詩問世。而杜甫，整個的詩歌寫作重心都在安史之亂爆發后，之前雖然也有著名的傳世作品，但沉郁頓挫、感時憂世的整體風格尚未形成。現代詩人馮至說杜甫是兩個世界的親歷者：他青年時期經歷的開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后、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后社會秩序的相比，儼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也正因此，杜甫的成名之路十分坎坷。終其一生，他幾乎默默無聞，聲名不顯。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分析，杜甫的詩在他生前雖然也得到一些高度評價，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社交場合的禮貌用語和客套而已。一直到九世紀初，在杜甫死后三四十年后，由于中唐詩人領袖如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對杜詩的推崇和不斷模仿，才使得杜甫的名聲越來越大。宋代以后，杜甫才奠定了史上最偉大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

▲杜甫塑像。圖源：攝圖網

真實的杜甫，生前除了年少時過過一段優裕的快樂時光，一輩子都在盛世的底層掙扎，在亂世的途中歌哭。他的朋友，李白是名躁天下的大詩人，高適后來做了大官。只有他，一生終了，僅是一個小詩人，一個小官員。

天寶六載（747），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參加了考試。由于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那個曾經寫過“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中年求職者，客居長安整整十年（745—755），郁郁不得志，過著極其困苦的生活。他一直試圖建立在朝廷中任職的必要關系，但未獲成功。他最后奔走獻賦，為唐玄宗獻上三篇賦，終于再獲得一次考試機會，通過后，被通知等待授予官職。這一等卻又是沒有盡頭。

天寶十三載（754），杜甫希望追隨高適的腳步，向名將哥舒翰請求入幕，卻未得到理睬。也就是在這一年，關中出現了被楊國忠捂住不報的大暴雨和饑荒。為了生存，杜甫被迫帶領全家北遷到了奉先縣（今陜西蒲城）。

或許是命運的刻意安排，杜甫在長安的十年辛酸生活，打開了他觀察帝國盛世真相的一扇窗戶。當其他精英詩人沉湎醉鄉之時，他穿著粗布短衣，和京城貧民排隊購買低價糧食。他從盛唐那群浪漫的詩人群體中游離出來，開始以清醒的目光審視這個社會。

在哭聲震天的咸陽橋頭，他聆聽過征夫的怨憤訴說，了解到唐玄宗好大喜功，輕啟邊釁，而楊國忠趁機邀功，出兵南詔掩蓋敗績的背后，是帝國無數家庭的生死離散，以及國家經濟的凋敝破壞：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杜甫《兵車行》

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他遠遠地冷眼觀看楊國忠兄妹的游春排場，帝國的財富支撐起這個外戚家族的揮霍豪奢，京城長安成了他們肆無忌憚的極樂世界，而這背后是誰在縱容楊氏一手遮天，已經不言而喻了：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麗人行》

帝國政壇籠罩在謊言編織的歌舞升平之下，杜甫的詩，成了那個時代最勇敢、最真實的話語。

當杜甫孤身一人從奉先返回長安后，他的任命終于下達了。朝廷授予他河西尉的小官，他拒絕了：“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朝廷遂改派他出任太子府的一個官職——兵曹參軍，類似于武庫看守人的低階職務。迫于生計，他接受了這個離理想很遠很遠的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末，杜甫赴奉先探望妻兒。一進家門，就聽到哭泣聲——他的小兒子餓死了。個人的悲苦境遇，讓他想到了帝國底層人民正在經歷的艱難歲月，他拿起筆，寫下了著名的史詩：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他在詩中說，作為父親，竟然沒本事養活孩子，真是慚愧至死！今年的秋收還算不錯，可誰能料到，窮苦人家仍然有餓死的意外發生。我還算是個小官兒，也免不了這樣悲慘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就更加苦不堪言啊——想想失去土地的農民，早已傾家蕩產；想想遠戍邊防的士兵，還不是缺吃少穿。一想起這些，我的憂愁就千重萬疊，高過終南山，浩茫無際……

就在這首詩中，他寫出了千古名句，深刻揭示了大唐帝國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杜甫畫像。圖源：攝圖網

當杜甫寫下這些詩句的時候，帝國之病終于捂不住了，安史之亂爆發了。

在長安淪陷之前的半年里，隨著戰況加劇，杜甫帶著家人避亂，先從奉先北遷到了白水（今陜西白水縣），又從白水繼續北遷到了鄜州羌村（今陜西富縣南）。一路輾轉，十分狼狽。至德元載（756）八月，杜甫再次告別妻兒，從鄜州羌村投奔唐肅宗。途中，他被叛軍俘獲，并押解到長安。在叛軍占領的長安城中，杜甫度過了大半年時間。他寫詩悲嘆唐軍的一次次失利，以及這座偉大城市的衰敗。

史書載，安祿山占領長安后，對未能逃出長安的王侯將相及其家人，“誅及嬰孩”，連小嬰兒都不放過。這是一場針對皇室成員和朝廷大臣的大屠殺。身陷長安的杜甫，遇見了在這場大屠殺中僥幸逃脫的一名皇孫：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

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杜甫《哀王孫》

唐玄宗逃奔成都，留下王公貴族被滿門滅族，只有一個幸存者流落市井，體無完膚，乞求為奴。在杜甫的眼里，長安城的血雨腥風，誰也難以逃避，不論昔日如何錦衣玉食。這就是亂世的縮影。

至德二載（757）的春天，杜甫想念家人，好久沒有妻兒的消息，生死未卜，憂愁滿懷。戰亂時期，所有幸存者的共同心理，被他用一首詩寫了出來：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杜甫《春望》

后來，宋朝人說，這是第一等好詩，但想起當時亂世，就“不忍讀也”。

5

至德二載（757）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形勢對唐王朝有所好轉。四月，杜甫趁亂逃出長安，穿過兩軍對峙之地，到達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唐肅宗。

杜甫已經半年多沒有妻兒的消息，但他沒有第一時間奔赴鄜州羌村的家。這是因為，他此時仍是朝廷官員，趕緊到鳳翔政府報到是他的職責所在。

唐肅宗授予他左拾遺的官職，雖然仍是一個八品小官，但可以向皇帝直接諫言了。杜甫忠于職守，報到后仍未返家，只是在詩里擔憂家中的情況：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嵚岑猛虎場，郁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后。

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杜甫《述懷》

他發出無奈的疑問，這年頭有幾個人活著，希望全家團聚豈非做夢？正因如此，他盼望家信，又怕家信到來，因到來的可能是壞消息。

但很快，身在鳳翔的左拾遺杜甫，就感受到了詭異的氣息——戰亂當前，新皇帝唐肅宗卻把鞏固帝位擺在了第一位。唐肅宗連走了三步棋，每一步都充滿帝王權術：

首先，唐肅宗發兵，消滅其弟永王李璘的“反叛”，李白因為追隨李璘，遭到流放，境遇凄涼。其次，清除唐玄宗舊臣，宰相房琯因為是父親唐玄宗所用之人，被認為是太上皇黨而遭貶。杜甫本是局外人，但他上疏替房琯說話，雖未治罪，卻被唐肅宗視為“房黨”，從此被疏遠，失去了參與朝政的機會。第三，唐肅宗急欲收復長安、洛陽二京，以證明他的能力和正統性。為了收復兩京，他決定孤注一擲，不惜撤空西北邊防，把精銳部隊調入中原與叛軍對陣，甚至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為代價，請求回紇出兵助戰。他寧愿引狼入室，讓城中百姓再遭劫掠，也要奪回長安。

至德二載（757）九月，收復長安。但也錯失了著名謀臣李泌建議直搗叛軍老巢范陽的時機，導致安史之亂又拖延了好幾年才被平定。人間無故又多了好幾年的生離死別。

兩京收復后，杜甫寫了長詩《洗兵馬》，暗諷皇帝和帝都官員不反思戰禍，而沉浸在一時的勝利中。戰爭還沒結束，但唐肅宗已經顯示了他的權威和能力，于是朝臣爭獻祥瑞，開始唱贊歌了：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杜甫《洗兵馬》

此情此景，憂國憂民的小官員無力阻止，只能發出最微弱的嘆息，但愿戰爭真的早點結束，“凈洗甲兵長不用”。此時，杜甫早已被貶出長安，到華州（今陜西渭南）任司功參軍。皇帝的身邊，果然容不下一個說真話的人。

開始于乾元元年（758）九月的鄴城之戰，最終以唐軍的詭異潰敗而再次昭示著大唐帝國的不可救藥。此戰過后，杜甫對王朝前景徹底失望，對帝國中興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鄴城（今河南安陽附近一帶）是通往河北的門戶，這場戰役，朝廷和安史叛軍誰都輸不起。唐軍以60萬大軍圍攻只有7萬人的鄴城，長達半年而不能克。史思明以13萬兵馬來救，與城內安慶緒叛軍合共亦僅占唐軍的三分之一。然而，唐軍終遭慘敗。復盤此役之敗，其實無關叛軍的強大與否，一切皆由唐肅宗猜忌功臣所致。

在名將郭子儀平復兩京之后，唐肅宗曾對郭子儀說：“吾之家國，由卿再造。”表面是對平亂功臣的感激之辭，但他內心實則十分忌憚郭子儀、李光弼等名將功高震主，權重難制。命令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圍攻鄴城之后，唐肅宗所考慮的，依然不是怎么打勝仗，結束戰亂，而是怎么分散這些名將的權力，避免一家獨大。這個本性陰暗狹隘的皇帝，做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去指揮60萬大軍。唐軍最終陷入混亂，猶如一盤散沙，以極大的優勢兵力卻被叛軍擊潰了。

▲郭子儀畫像。圖源：網絡

唐肅宗只顧玩政治平衡術以固帝位，不把天下百姓之生死放在眼里，故而一次次錯失了徹底平息安史之亂的機會，任由這場戰爭拖延長達八年之久。當他在寶應元年（762）四月病死的時候，安史之亂仍未得到平息。

安史之亂的八年間，唐朝人口銳減3600萬。但百姓和士兵的死，對于心中只有權力的皇帝而言，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殊不知，數字的背后，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慘劇。

在這場影響大唐國運的戰爭中，杜甫幾乎是唯一一位從頭到尾關注個體命運與生死悲劇的記錄者。

乾元元年（758）年底，當朝廷軍隊圍攻鄴城之時，杜甫從華州出發，前往洛陽探望故舊、故居。第二年二月以后，唐軍大敗，損失慘重，杜甫正好從洛陽返回華州，一路上都是朝廷為了擴充兵力拉夫抓丁、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的情景。安史之亂的巨大浩劫，朝廷全部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杜甫沿路自新安—石壕—潼關，耳聞目睹無不是戰亂的哭泣和死亡的陰影。他以目擊者的身份，記錄下一路的所見所聞，寫出了震撼千古的災難史詩——“三吏三別”。

在他這組詩中，戰爭給人民造成的創傷，不再只是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可以感知的家庭悲劇。老翁、中青年人和未成年人，這些不同年齡層次的男子，被拉夫推上戰場。他們在戰場上大量死亡后，留下了大批獨寡孤幼，有苦守荒村的老寡妻，有懷抱乳嬰的年輕寡婦，還有剛剛新婚就要準備守寡的小媳婦。老母無子送終，乳孩無父照應。所謂盛世，不用幾年，就淪為了人間荒原。

看到新安縣吏抓壯丁，把未成年男子都拉走了，沿路都是一個個家庭生離死別的哭聲。杜甫無能為力，只好安慰他們說：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杜甫《新安吏》

把你們的眼淚收起吧，不要哭壞了眼睛，徒傷了身體。天地就是這么無情啊！

傍晚投宿石壕村，看見差役半夜來拉夫，這家人的老頭子趕緊翻墻逃走了，杜甫只聽得一個老婦人開門對著差役哭訴：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杜甫《石壕吏》

這是一個為國家作出巨大犧牲而貧窮至極的家庭啊，三個兒子有兩個戰死在鄴城，剩下唯一的兒子還在軍中。即便如此，官府也沒有放過這個家庭，嚇得老頭子連夜躲起來，而老婦人還要被拉去做后勤。

沿路又經過一個寂寞荒涼的村子，這個村子百余戶人家，因世道亂離都各奔東西。活著的沒有消息，死了的已化為塵土。剛從鄴城戰場下來的老兵，回到村子，舉目無親，還來不及悲嘆，縣吏又要趕著他去服役了。而他，臨走前，連一個可以告別的人都沒有：

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杜甫《無家別》

人活在世上卻無家可別，這世道，當個老百姓怎么就這么難呢？

這些具體的悲劇，杜甫看得見，而帝國的決策者，看見了嗎？看見了，在意嗎？杜甫在寫這些悲慘的個案時，內心懷著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一方面，他知道這一個個家破人亡的人間慘劇，是帝國高層無視民間疾苦，肆意釀成戰爭導致的，是赤裸裸的人禍。但另一方面，在戰爭膠著已成定局的前提下，盡快平息叛亂，才能解除叛軍的劫掠和朝廷的拉夫強加給百姓的災難，而要盡快結束戰爭，則只能由百姓繼續付出代價上戰場。

面對這對矛盾，杜甫唯有一邊批判朝廷的黑暗無道，一邊含淚贊美百姓的愛國精神。他感到極端的痛苦，寫出來的“三吏三別”是那樣的悲涼，而又悲壯。

回到華州后，47歲的杜甫修訂完“三吏三別”，內心悲愴而又無力，隨即棄官而去，徹底告別了這個腐爛的朝廷。

唐朝的一些詩人選擇棄官，過起隱居生活，基本都有雄厚的家產和莊園別墅做后盾。杜甫沒有這樣的資產。他的棄官，便注定了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并且，這種痛苦將持續影響他和他的家人。

史書記載杜甫棄官的原因說：“關輔饑，輒棄官去。”因為京畿地區鬧饑荒，所以就辭官而去。現在看來，這種解釋很難說得通，杜甫官階低微，俸祿雖薄，但總比棄官之后沒了收入來源強呀。而他寧愿帶著家人困苦潦倒，四處覓食，也不愿再做朝廷的小官員，可見內心對朝局已經失望透頂了。這或許才是他下定決心棄官的真實原因。

棄官的這一年，乾元二年（759），杜甫一家就遷移了三四次。從華州遷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再到同谷（今甘肅隴南），直到年底遷到四川成都才算暫時安定下來，可謂顛沛流離，漂泊無根。

他當初決定去同谷，是因為得到同谷縣令的信，說此地盛產一種薯類，吃飯問題好解決。可是，杜甫去后，卻發現情況并不那么樂觀，他在《同谷七歌》中寫道：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杜甫《同谷七歌》

手腳凍僵的杜甫苦苦尋找的“橡栗”，是一種極其難吃的苦栗子。莊子《齊物論》中，那個養猴子的狙公，正是拿這個橡栗給猴子選擇要“朝三”還是“暮四”。以猴子吃的果實為食物，可見詩人的生活是相當饑寒交迫、狼狽不堪的。所以杜甫在同谷住了一個多月就只好離開，輾轉到了成都。

在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的幫助下，杜甫出任節度參謀，并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住了下來。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寫這座草堂在八月被大風暴雨破壞的情景，詩人徹夜難眠，心中所念，卻仍是整個家國的憂愁：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成都杜甫草堂。圖源：攝圖網

自從寄寓成都以后，杜甫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一直在川湘多地漂泊，再未回到中原。雖然遠離政治中心，但他沒有放下對家國天下的關注。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當漫延八年的安史之亂終于以史思明之子史朝義的自殺宣告結束時，杜甫表現出一生中難得一見的異常興奮，手舞足蹈，放歌縱酒，并寫出他最歡快的一首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他謀劃好了還鄉的路線，可是短暫的興奮過后，殘酷的現實直刺過來。安史之亂是結束了，但中原戰火長期未能停息，藩鎮割據和此起彼伏的爭斗，讓詩人回歸到沉郁頓挫的生存狀態。

根據宇文所安的分析，寄居成都之后，杜甫的詩日益與自我有關，他是一位關注基本問題的詩人，如同他早年曾詢問“雄偉的泰山似什么”（岱宗夫如何），在沿長江而下時他轉向“我似什么”的問題，并反復從大江的各種形態和生物中尋求答案：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杜甫《旅夜書懷》

他一生經歷了兩個斷裂的時代，以至于后來只能從歷史的巨變中體味人生的悲涼，又從人生的悲涼中觀照歷史的巨變。開元盛世年間，他交往和見識過的許多文人藝術家，為了逃離亂世，都像他一樣，漂泊在西南天地間的小城里。他用詩歌寫他們，也寫自己的飄零，為一個逝去的時代留下極為沉重而蒼涼的篇章。

大歷五年（770），人在潭州（今湖南長沙）的杜甫，竟然遇到了開元年間皇家梨園中的著名樂師李龜年。當年，杜甫曾在岐王李范、殿中監崔滌府內聽過李龜年的演奏。舊人相見，同病相憐，感慨萬千，杜甫遂寫下《江南逢李龜年》相贈：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杜甫《江南逢李龜年》

詩中繁華消歇，物是人非，讀來令人黯然神傷。一個時代都這樣被摔壞了，遑論個人！一切盡在不言中。

杜甫已經老了，常年貧苦，心力交瘁，各種疾病纏身，更容易在詩中落淚。

這一年的冬天，他在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病逝，結束了59年的生命歷程。至死，流落湖湘間，未曾還故鄉。

世間已無杜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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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屏球：《微臣、人父與詩人——安史之亂初杜甫行跡考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魏耕原：《杜甫：從日常來的詩史》，《杜甫研究論集》，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