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茵 | “諸呂之亂”的真相與西漢初期的權力結構

本書通過探討呂太后的權力基礎、統洽方式和呂太后時期的權力分配，以及呂氏一族、功臣、劉氏諸侯王圍繞“諸呂之亂”的動向，試圖闡明呂太后時期朝廷的權力結構。在這一過程中，揭示與以往傳統說法不同的諸種史實，尤其是與呂氏一族有關的史實。呂太后及其家族從西漢建立前一直到“諸呂之亂”,幾乎始終處于權力中樞，以各種形式與當時的重要人物、事件相勾連。因此，通過探明這一時期的諸種史實，能夠深入了解西漢初期的諸多事件。

呂太后的權力基礎與統治方式

一般認為，呂太后能夠活躍于西漢早期的政洽舞臺之上，是憑借其皇后或皇太后的身份。不過，從本書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呂太后在劉邦舉兵到西漢建立這段時間內幾乎沒有功績。并且，由于不受劉邦寵愛，她能被立為皇后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長兄周呂侯呂澤的軍事實力。而皇后的地位使得呂太后有資格展開隨后的政洽活動。西漢建立以后，劉邦經常離開長安，一走便是很長時間，呂太后便以皇后的身份直接參與國政。在這一過程中，她的能力得到了大臣的認可，雙方建立起了牢固的信任關系。身為皇后或皇太后的身份自不必說，呂太后自己出色的決斷力與行動力、以兩位兄長為首的親族的影響力，以及與大臣的信賴關系，成為她的權力基礎。

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權力基礎，呂太后不僅可以保全其子劉盈的太子地位，更可以在劉邦去世后的15年間繼續掌權。

在15年動蕩的政治形勢下，呂太后的權力基礎逐漸衰弱，她則每每采取各種措施來增強自己的權力基礎。最重要的是，呂太后始終通過以任命上(大)將軍等方式致力于掌握軍權。西漢的上(大)將軍不是常設職位，主要出現在皇帝去世后或新皇帝剛剛即位的混亂時期，由皇帝的親信擔任，掌控包括都城長安南北軍在內的所有軍事力量。因此，上(大)將軍一職對當時的政權狀態有重要影響。

呂太后時期的統治如何展開，是既往研究沒能闡明的問題。一般認為，呂太后有著強烈的權力欲，行使了凌駕于皇帝之上的巨大權力。作為其結果，呂太后居住的長樂宮向來被認為是政洽中心。

但從本書第二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當時最重要的軍隊是北軍，而北軍是負責守衛少帝居住的未央宮的軍隊。由此可見，當時的政治中心不是呂太后居住的長樂宮，而是少帝居住的未央宮。因此，呂太后時期的統洽是以皇帝為中心，以大將軍為支柱展開的。

西漢初期官僚任用原則與權力分配

為了運營國家，必須要任命數量眾多的官員，而官員的人選則極受政權運作方式與權力分配的影響。既往研究認為，西漢初期的官僚任命嚴格以功勞為原則論功行賞，確定位次與職務。本書第三章的分析則表明，在劉邦時期并不存在基于軍功的官僚任用原則。劉邦與伙伴們同為布衣出身，一起戰斗，但這種關系在西漢建立后一朝改變，成為天子和臣下的主從關系。于劉邦而言，要統治國家，這種轉變不可或缺，但武將們卻并不一定能坦然接受這種轉變，這種狀況對劉邦來說無疑是一種威脅。因此，劉邦采取了壓制元勛宿將、重用文臣的策略。西漢初期的三公九卿中，軍功高的列侯少，反之，秦吏出身者眾多，可見當時的三公九卿任用是基于與職位相稱的專業知識與能力。此種能力本位的官僚任用政策，是該時期統洽政策的一個重要支柱。

劉邦采取如此策略是基于他知人善任的一貫姿態。戰爭時期，他任用了很多善于戰斗的武將與參謀，但到了和平時期，他必須任用熟悉統洽國家所需的法律與制度的人才。這正體現了劉邦應對時代變化的靈活性——馬上得之，卻不能馬上治之。

呂太后時期，基本延續了能力本位的官僚任用政策與抑制武將的政策。這一點從第四章關于三公九卿的分析中可以基本確認。不過，呂太后時期與劉邦時期相比，也有不同情況，存在這一時期特有的官僚任用方法。這是因為劉邦去世后，17歲的惠帝即位，政洽形勢發生了變化。朝廷上，君弱臣強；地方上，以劉邦去世為契機，作為先皇支持勢力的劉氏諸侯王變成了現任皇帝的潛在競爭對手。因此，該時期政洽運作的困難程度是劉邦時期所不能及的。更不幸的是，尤其對呂太后而言更不幸的是，作為其強大后盾的仲兄建成侯呂釋之與任大將軍的妹夫樊噲相繼去世。惠帝七年(前188年),作為呂太后權力基礎依托的惠帝也在23歲的年紀去世。隨著權力基礎被削弱，呂太后時期的權力分配發生了很大變化。

具體而言，作為繼承劉邦時期抑制武將政策的一環，呂太后最初將公認戰功第一的功臣曹參任命為相國，表現出與武將妥協的姿態。然而，隨著呂太后的權力基礎衰弱，她便廢除相國，分割相權，以“怏怏”派王陵為右丞相，同時任命她信任的陳平為左丞相。又為了保持與武將之間的平衡，以周勃為太尉。但是，惠帝駕崩，呂太后的權力基礎進一步被削弱，所以她從王陵手中收回相權，改用其心腹審食其，并起用了她信賴的任敖為御史大夫。最后，呂太后在臨終前，為了保護孫子少帝與呂氏一族，將軍隊與行政的最高權力全部給了自己的侄子呂祿與呂產，在政治上做了最后一搏。大權集中于呂氏一族，不僅引發了武將的反抗，也引發了文臣的強烈反抗，結果爆發了“諸呂之亂”。就此意義而言，“諸呂之亂”可以說是大臣們在劉邦時期至呂太后時期的20多年間，所積累的對皇帝、對呂氏一族的不滿情緒的瞬間爆發。

“諸呂之亂”的真相

既往關于“諸呂之亂”的研究，除個別例外，多數學者基本接受了史書中的看法。即呂氏一族在呂太后死后，為了奪劉氏的天下而作“亂”,但大臣與劉氏諸侯王提前察覺此事，誅殺呂氏一族，保全了劉氏天下。然而，從本書第五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謂“諸呂之亂”完全是虛構的。“諸呂之亂”的真相，是齊王劉襄與朝廷大臣各自為了獲得帝位與政治權力而發動的政變。一方面，從事件發生前呂氏一族的動向來看，他們既沒有理由作“亂”,也沒有具體的準備與計劃。事件發生當天，呂氏一族也完全沒有作亂的跡象。不僅如此，從史料中可以看出，呂氏一族對大臣們心存畏懼。另一方面，齊王及其兄弟將呂太后之死視為一次機會，主動舉兵，想要稱帝，公然要求鏟除呂氏一族。對此，身在朝堂的大臣以呂氏令灌嬰鎮壓齊王為契機，獲得軍權，開始了清除呂氏一族的行動。但是，隨著加入大臣政變的齊王之弟劉章擅自殺死呂氏族人，事件不斷升級。結果，不僅呂氏一族全部被殺，惠帝的兒子少帝及其兄弟也全部被殺。這一事件終結了惠帝一系的統洽，之后的皇帝都是文帝的子孫，可以說是西漢內部的“王朝”交替。

通過闡明“諸呂之亂”的真相，能夠明確以下三點。第一，呂氏一族不想作“亂”,也不想奪取劉氏天下。第二，呂氏一族因該事件被清除，但事件的主謀卻未必達到了目的。齊王未能稱帝，周勃等大臣也沒有長期掌權，兩方都被文帝嚴加防范，未得善終。第三，“諸呂之亂”發生至今2000多年來，“亂”的真相一直被掩蓋，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最長久的冤案之一。通過查明“諸呂之亂”的真相，可以揭示西漢初期的歷史原貌。

呂太后時期的權力結構

從“諸呂之亂”的經過與結局可以看出，呂太后時期，國家權力的中心是皇帝和呂太后，其周圍有功臣集團、劉氏集團與呂氏集團三個權力集團。

功臣集團是西漢建立過程中必然出現的集團，他們在西漢的建立過程中留下了卓越功績，擁有優秀的軍事、行政能力，且人數龐大，是力量非常強大的勢力。這個集團與皇帝的關系既有合作也有對抗。一方面，西漢建立后，功臣獲得了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是保衛漢帝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基于功臣集團內部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分配方法，他們可能存在著反對皇帝的一面。特別是隨著西漢的建立，與劉邦的對等關系轉變為君臣關系，功臣集團對此無法坦然接受。此外，功臣集團與劉邦一起奪取了天下，卻沒能充分獲得管理天下的政洽權力，功臣集團尤其是武將們對此很不滿。功臣集團的這種兩面性在劉邦時期就已顯現，到了呂太后時期，這種兩面性顯著地向后者傾斜。功臣集團憑借功績，甚至在皇帝劉邦面前也毫不收斂。因此，劉邦采取抑制功臣的策略，而這當然招致了功臣的不滿。這種抑制措施在呂太后時期得到延續，故不言而喻，功臣的不滿情緒進一步高漲。面對這樣的功臣集團，呂太后不得不一邊強化自己日漸衰弱的權力基礎，一邊設法對抗。

劉氏集團是以劉氏諸侯王為中心的地方勢力，雖然人數不多，但作為諸侯王，占據著西漢一半左右的國土面積。劉氏集團與現任皇帝的關系也具有兩面性。劉邦在世時，劉氏諸侯王都是劉邦的子孫與親戚，所以他們是皇帝強有力的支持勢力。對朝廷的功臣集團與皇帝周圍的呂氏集團等異姓勢力而言，劉氏諸侯王能發揮很大的牽制力。至惠帝時期，諸侯王的立場發生了很大變化。雖然惠帝與劉氏諸侯王在守護劉氏天下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只要天下不易主，地方的劉氏諸侯王就成了惠帝潛在的帝位競爭者。在這一點上，諸侯王與皇帝之間的對立非常明顯。這種對立從惠帝即位時就已產生，至少帝時期愈發明顯。因此對呂太后而言，壓制可能挑戰自己子孫惠帝系帝位的強大諸侯王就顯得很有必要。

呂氏集團是指呂太后以外的呂氏一族。作為外戚，其唯一的權力基礎是與皇帝的血緣關系。只要皇帝在位，呂氏集團就可以確保自己的地位與權力，所以保護現任皇帝的地位是他們的最高目標。自己稱帝顯然不是他們的目的，也幾乎沒有實際的可能性。因此對呂太后與惠帝、少帝而言，呂氏集團是牽制朝廷上的功臣集團與地方上的劉氏集團最可靠的權力集團。但是，這個集團在人數與能力上都不敵功臣集團。并且，越是重用這個集團，就越有可能招致功臣集團與劉氏集團的反抗。

呂太后時期的這種權力結構，隨著其自身權力基礎的逐漸衰弱而變化。尤其是朝堂中原本被文臣掌握的國家權力被漸漸轉移到呂太后親信的手中。不久后，在西漢建立過程中幾乎沒有功績的呂氏集團受到重用。呂太后臨死前，更是將中央的行政權與軍權全部移交給呂氏集團，后者遍布宮廷內外，并手握全國最高的行政權與軍權。至此，呂氏集團不僅要面對本已不滿的武將的強烈反對，還要面對文臣的強烈反對。此外，呂太后死后，呂氏集團的力量進一步減弱，不再是支撐少帝劉弘的強大后盾。故而皇權受到了地方諸侯王中勢力最大的齊王的挑戰。所謂“諸呂之亂”,正是發生于呂太后時期權力結構劇烈崩潰的過程中。

呂太后與劉氏一族的關系

如前所述，在既往的西漢史研究中，呂太后時期并沒有受到太多重視。此外，在以該時期為對象的研究中，受《史記》《漢書》的影響，基本上都是在呂太后對抗劉氏(劉邦與劉氏諸侯王)、呂太后對抗功臣的對立框架中加以討論。但從本書的研究可以看出，這只是呂太后與劉氏集團和功臣集團關系的一個側面，并非全部。事實上，呂太后很得劉邦信任，從劉邦時期開始就參與國政，為確立劉氏天下做出了巨大貢獻。換言之，呂太后絕非劉邦的敵人，反而是劉邦最值得信賴的合作者。特別是在守護惠帝一系的劉氏天下這點上，呂太后與劉邦是毫無分歧的。

呂太后與劉邦的確在兒子劉盈的皇太子地位一事上產生了激烈的對立，但劉盈皇太子的地位確立以后，雙方的根本性對立就不復存在了。換言之，守護劉邦的天下就與守護將來劉盈的天下聯系到了一起。此外，劉邦去世后，帝位由惠帝、少帝繼承，因此守護帝位也就是守護呂太后與呂氏一族的利益，故而呂太后不可能有以呂氏代劉氏天下的想法。因為，呂氏天下意味著呂太后的侄子們掌握天下，犧牲具有正統性的子嗣地位，冒著巨大的政洽風險為侄子們追求利益，這不符合常識。

在與劉氏諸侯王的關系上，呂太后軟硬兼施。一方面，對威脅惠帝與呂氏一族地位，或有可能威脅呂太后地位的諸侯王除之而后快。例如，被呂太后殺死的趙隱王如意就威脅到了劉盈的皇太子地位。趙幽王劉友因說“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后，吾必擊之”而被呂太后殺死。此外，少帝劉恭也對呂太后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因此被殺。還有，呂太后認為齊悼惠王劉肥是一個威脅時，也想殺了他，但劉肥態度順從，逃過一劫。至于其他六位劉氏諸侯王(劉邦之子燕王劉建、趙恭王劉恢、代王劉恒、淮南王劉長，之弟楚王劉交，侄子吳王劉溴),呂太后沒有加害他們。

另一方面，呂太后對不會威脅惠帝及少帝地位的劉氏諸侯王采取了懷柔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將呂氏一族的女兒嫁給劉氏諸王及其兄弟。例如呂太后時期成為大將軍的劉澤、前文提及的劉章，以及先后兩位趙王劉友和劉恢的王后都是呂氏一族的女兒。由此可見，呂太后并非想取代劉氏，而是通過與劉氏聯姻，謀求呂氏一族地位的永久化。

呂太后與大臣的關系

迄今為止關于呂太后與大臣關系的研究，受到《史記》與《漢書》的影響，只強調雙方的對立，這也是相當片面的看法。一旦采用這樣的觀點，就很難客觀地把握西漢前期的歷史。從本書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惠帝去世前，呂太后與大臣的關系一直不錯。呂太后確實殺死了韓信、彭越等功臣，但這是因為他們威脅了劉氏天下，至于毫無危險的蕭何、張良、陳平和周昌等功臣，呂太后與他們的關系非常好。正是因為有良好的關系，惠帝才得以保全皇太子的地位。此外，在西漢初期這種政治形勢不穩定的時期，呂太后之所以能在劉邦去世后維持長達15年的實際統洽，正是因為有大臣們的支持與協助。這種支持與合作源自雙方的信任關系。

不過到了晚年，呂太后與大臣之間產生了嚴重對立。由于惠帝過早離世，呂太后的權力基礎嚴重受損，仲兄呂釋之和妹夫樊噲的相繼離世更令她的境況雪上加霜。不難想象，親屬接二連三的去世給呂太后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政洽打擊與精神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呂太后的心態逐漸封閉，官僚任用也從能力優先轉向個人信任關系優先，最終變成只信任自己的親族。呂太后與大臣的對立也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頂點。不過，要是從此時的情況來考慮呂太后與大臣關系的整體狀況，并不一定恰當，雙方的關系要根據呂太后權力基礎的變化加以動態研究。

“諸呂之亂”對文帝時期政策的影響

在文帝時期的相關研究中，迄今為止幾乎沒有與“諸呂之亂”相關的研究。而從本書的討論中可以看出，文帝即位是以“諸呂之亂”這一嚴重流血事件為契機，依托大臣們的意愿才得以實現的。因此，文帝即位之初就存在正統性問題。這對文帝時期朝廷與地方諸侯王的關系產生了很大影響，也成為當時各種政策與事件的具體原因。此外，由于少帝被大臣們殺害，故文帝對大臣們非常警惕，通過各種政策抑制其力量。文帝因“諸呂之亂”即位，故文帝時期的多數政策都與此事關聯深刻。因此，在研究文帝時期的諸問題時，必須把“諸呂之亂”的影響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來考慮。

西漢初期歷史的分期

關于西漢史分期，到目前為止，從劉邦至景帝為西漢初期，武帝開始為西漢中期的看法已經成為普遍觀點，但筆者基于三個理由，認為有必要重新探討對西漢初期的劃分。首先，正如筆者指出的那樣，呂太后從劉邦時期開始就在國政中發揮重要作用，加上惠帝時期與少帝時期，20多年來，她一直站在政洽舞臺上，從這一點來看，劉邦時期與呂太后時期是一個連貫性與同質性很高的歷史時期。其次，文帝的統治在“諸呂之亂”發生后，這一時期采用了與以往不同的各種政策。最后，從第五章的討論中也可以看出，“諸呂之亂”后，文帝及其子孫繼承了皇位，正因如此，文帝被尊為太宗。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文帝的即位可視為劉氏內部的“王朝”交替，與劉邦時期和呂太后時期存在本質差異。打比方來說，劉邦時期與呂太后時期是西漢王朝的序曲，而從文帝時期開始，進入了主題曲階段。因此可以認為，劉邦時期與呂太后時期是一個單獨的歷史時期，在研究上應該與此后的時期相區別。

劉邦集團

從司馬遷在《史記》中把劉邦及其伙伴組成的劉邦集團視為鐵板一塊以來，對劉邦集團的這種看法幾乎沒有改變。至今關于西漢歷史的眾多研究中，仍然把劉邦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利益集團來討論。①然而，從本書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劉邦集團與其他政治集團一樣，也由各種各樣的勢力構成，根據文臣與武將的身份、出生地、每個人的性格與價值觀，以及與劉邦的關系等，可以分為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有共同敵人的情況下，劉邦集團作為一個集體行動；但如果沒有共同的敵人，則可以看到集團內部各勢力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行動各異。事實上，從劉邦時期到呂太后時期，能看到諸多人物以各種形式協助或反抗皇權。呂太后任命三公時，正是利用了劉邦集團內部的對立與矛盾，使之互相牽制，從而展開統治。由此可見，對西漢初期的研究需要深入劉邦集團內部，展開更為詳細、動態的討論。

“三權并立”是否存在

西漢初期的權力結構并不像李開元先生認為的那樣“三權并立”,皇帝權力明顯處于優勢地位。西漢初期，功臣與劉邦之間是伙伴關系，與惠帝之間則有著“伙伴之子”這一庶民時代形成的親近感。因此，這一時期劉邦、惠帝與功臣的關系并非像武帝時期以后那樣，是絕對的君臣關系，而是地位相對接近。因此才會有相國曹參在惠帝面前自以為是，或是右丞相王陵公然反對呂太后的情況。不過，這種情況只能見于一些比較特殊的人際關系。例如在蕭何、陳平和審食其的身上就完全看不到這樣的言行，他們反而對皇帝與呂太后顯示出順從。最重要的是，無論相國還是丞相，任命權都在皇帝手中。如曹參的相國之位由惠帝任命，在惠帝面前必須稱“臣”。反對呂太后的王陵也因為呂太后的一句話，被迫辭去右丞相一職。由此可見，在相對意義上，西漢初期的相國或丞相可能比后世的丞相權力更大，①但皇帝與他們的關系還是統洽與服從的關系，絕對不是“并立”關系。

劉邦時期的劉氏諸侯王都是劉邦所封的親屬，雙方顯然不是“并立”關系。至呂太后時期，呂太后一紙命令就更換了劉氏諸侯王的王國，或是殺死讓她感到有威脅的諸侯王。從這一點來看，朝廷與諸侯王的關系也是統治與服從的關系，而非“并立”關系。因此，西漢初期的皇帝權力確實沒有后世那么大，但與功臣、地方諸侯王相比，仍然是高高在上的。

功臣集團與任俠精神

在日本的戰國秦漢史研究中，增淵龍夫的任俠理論是一個重要基礎。增淵龍夫認為，功臣憑借任俠精神與劉邦聯合，支撐著處于危險中的劉氏皇權，從呂氏一族手中奪回天下。如果這一觀點正確，劉邦就不必采取抑制功臣勢力的政策，呂太后也不必警惕這些“怏怏”的功臣。從本書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劉邦去世后發生的種種事件中，特別是“諸呂之亂”的過程中，功臣們的身上是看不到任俠精神的。不僅如此，他們反而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行事。功臣集團不是為了劉氏，而是為了自己的權力與利益發動了被稱為“諸呂之亂”的政變，甚至殺害了劉邦的孫子少帝及其兄弟。如果說將呂氏一族全部誅殺是為了保護劉氏天下，那為什么連真正的惠帝之子、劉邦之孫少帝及其兄弟也要殺死?傳統觀點并不能解釋這一點。由此可見，西漢早期歷史研究中所謂的任俠理論是一個理想化的假設，它忽視了西漢建立導致劉邦與曾經的伙伴之間的關系發生實質性變化的現實。因此，有必要重新討論該理論的有效性。

西漢初期與呂氏一族相關史料的利用與甄別

從本書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呂氏一族被大臣們誅殺的那一刻開始，呂太后及其家族相關的歷史就被人為地加以偽造。此外，以“諸呂之亂”為契機，與西漢初期歷史相關的很多事實也以被歪曲的形式記錄在正史中。

這種偽造與歪曲源于多種原因。一是記錄者的主觀判斷。例如，《漢書》的作者班固有意將功臣集團作為維護劉氏天下的忠臣。因此，在關于“諸呂之亂”的記述中有美化功臣行動的傾向。這一點通過對比班固的《漢書》與司馬遷的《史記》關于此事的記載就可以清晰看出。二是當權者的意向。與班固不同，我們一般認為司馬遷客觀地書寫了漢代歷史。但即使是司馬遷，應該也不能完全忠實地記載當權者忌諱之事，因此他在書中留下了不少模糊不清、前后矛盾之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對歷史事件，能記錄其目的與始末的只有勝利者。在歷史事件中，偶發因素很多，各種勢力在眾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中被卷入事件中，意外導致的結果也為數不少。但在事件結束后，只有幸存的勝利者能夠談論事件目的與經過，然后形成史料留存下來。因此，在利用西漢初期的相關史料，尤其是與呂氏一族相關的史料時，需要十分細致、嚴密考察。

呂太后其人

在史書中，呂太后被描述為虐殺劉邦寵妃、接連殺害開國功臣與劉氏諸侯王的殘忍至極的毒婦。直到今天，呂太后都是如此形象。因此，呂太后與呂氏一族對西漢的貢獻有被忽視或被惡意曲解的傾向。而從本書分析可以看出，呂太后并不一定是通常印象中的毒婦，反而是比普通人更強的女性。她是一位堅持自我主張的妻子，是拼命保護自己孩子的母親。

呂太后從西漢建立到去世，確實殺了很多人，但她并不一定是胡亂殺人。她殺的人有三類，第一類是韓信、彭越等威脅西漢政權者，第二類是戚夫人、趙王如意等威脅惠帝地位者，第三類是趙王劉友等威脅呂氏一族安全者。在西漢初期政治形勢不穩定的情況下，清除敵對者是保證生存的一種手段。

從本書的研究中還可以看出，呂太后在某種意義上是很有人情味的。她積極回報幫助自己和自己子女的人，并與劉邦周圍的功臣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另外，呂太后非常能干，有著出色的決斷力與行動力，在西漢初期的政治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建國后，劉邦能夠長期離開都城，大概正是因為有呂太后留守都城，劉邦對呂太后也有依賴。在這個意義上，對呂太后來說，只要兒子是太子，她在保衛西漢這一點上就與劉邦的利益完全一致，絕不會有取代劉氏天下的想法。

不過，呂太后也確實有貪戀權力與利益的一面。一方面，劉邦死后，其子劉盈成為皇帝，呂太后卻把自己的外孫女，也就是魯元公主的女兒安排為惠帝的皇后。另外，呂太后去世前將呂產之女立為少帝皇后。這是想通過自己的子孫與呂氏一族的子孫獨占漢帝國的權益。筆者認為，這些舉動與呂太后在劉邦時期多次面臨太子被廢的危機不無關系。即呂太后自己好不容易為惠帝一系子孫取得了天下，她不希望通過聯姻將之分給他人(與呂太后、呂氏一族無關的皇后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呂氏一族則通過與劉氏諸侯王及其兄弟聯姻，想要共享劉氏諸侯王的權益。這一行為一方面招致了劉氏諸侯王的反對，另一方面使得呂氏一族無法通過與有力功臣聯姻來加強不斷衰弱的權力基礎，形成支撐皇帝的新勢力。這是此后“諸呂之亂”發生的一個長期誘因。

在“諸呂之亂”中，呂氏一族全部被殺，這是一個很大的悲劇。這場悲劇絕不僅僅是呂太后自身的殘忍與貪婪造成的，而是她面對的政治與歷史狀況引發的悲劇。秦朝是中國首個大一統王朝，但很快就滅亡了，因此大一統國家的應有狀態與統治方式尚未固定下來。此外，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因農民起義而誕生的帝國，皇帝與功臣的對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從帝國統治的角度來看，必須抑制功臣的力量，但此舉勢必招致功臣的反對。同時，西漢也面臨著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王的關系這一前所未有的問題。為了加強皇權，就必須壓制地方諸侯王的力量，但這會招致他們的反抗。再加上史無前例的皇太后臨朝稱制，該如何處理朝廷上的功臣集團、地方劉氏諸侯王集團及外戚呂氏集團的關系，自然成了一大課題。

可見君主與臣下、中央與地方、劉氏與外戚等問題，在呂太后時期值得借鑒的先例很少，應當遵守的規則也不甚明確，只能摸索嘗試。對呂太后而言尤其不幸的是，惠帝與自己的親屬相繼離世。對這種情況深感不安的呂太后逐漸封閉了自己。不言而喻，這些死亡事件對呂太后在制定與功臣、劉氏諸侯王及呂氏一族有關的政策上都產生了負面影響。可見，呂太后的悲劇是歷史因素、其政策及其個人不幸遭遇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看待西漢歷史時，皇帝之位由劉邦子孫來繼承常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從西漢建立到劉邦去世，時間很短暫，在此期間，功臣的叛亂時有發生。并且，劉邦的后繼者惠帝力量薄弱，萬難保證劉氏天下的長久。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呂太后長達15年的統洽，可以說確立了劉氏天下的格局。不僅如此，甚至西漢的統洽形態，乃至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帝制形態，都有一部分是由呂太后的統治塑造的。就此意義而言，呂太后是與劉邦一同創造了皇帝統洽形式的歷史人物。

本文選自《誅呂: “諸呂之亂”的真相與呂太后時期的權力結構》（郭茵 著，陸帥 趙壯 譯，記號Mark·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