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破裂后，那些老師們遭遇了什么？還想去考師范和教師編嗎

老師，自古以來就是令人尊敬讓人羨慕的工作。近年來，以社會地位高、工作穩定、待遇不錯、擁有寒暑假、風吹不著雨打不著、工作強度不大......等等的優勢，教師這個職業成為大學生求職時追捧的對象。

每年報考教師資格證和教師編制的人數越來越多，直可以與考公大軍媲美。高考時如果被師范類錄取，家長和學生都高興得不得了，似乎以后的人生就穩了！就連名嘴張雪峰也在推薦學生高考報志愿時選擇公費師范生。

誠然，教師這個職業有著許多優勢，但是，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在地方債高企，財政缺口大等等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以過去的思維定式來考慮未來，否則，很容易因為前面的一次錯誤的規劃，而讓自己遭到時代的痛擊！

前幾篇文章講了日本泡沫破裂后的一些情況，那些返鄉就業的大學生，那些之前令人艷羨上岸的公務員，在時代的裹挾下成為了日本泡沫破滅最大的犧牲者，成為了失落的一代人。那么，在日本這失去的30年，日本的那些老師們又經歷了什么？他們有著怎樣的遭遇？了解一下這一段的歷史，對我們就很有借鑒意義，在自己或者孩子的未來職業規劃時就能夠多思考思考！

日本在戰后的教育改革中確立了“六三三四制”的學校教育體制，大體上與中國相同。其中，小學6年+初中3年為義務教育，高中3年屬于非義務教育，大學4年為高等教育。

日本的學校系統

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日本也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三師”“四先生”的稱謂將教師與醫生、律師甚至國會議員齊名。

1945年，戰敗后的日本，為重振經濟發展，制定了文化興邦、科技崛起的路線。傾盡國力搞教育，首先推出了九年義務教育。

1947年，日本制定《學習指導大綱（學習指導要領）》。

1949年，日本發布《教育公務員特例法》，將公立幼兒園到大學的園長、校長、教師、教育委員會的教育長的身份統一為“教育公務員”，確定了教師教育公務員的特殊地位。

歷經60至80年代的教育改革，教師學歷、能力迅速提高，教師受到家長和社會的普遍信任。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收入超過公務員平均收入16%，從事教師職業成為很多日本人的夢想和職業選擇。

1958年，文部省公布了新的以要素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以學科知識為中心、以大幅增加教育內容和提升教學難度為主要特點的《學習指導要領》，這是戰后日本進行的第一次自主修訂的學習指導要領。該修訂全面強化了基礎學習、科學技術和地理歷史的教學內容，恢復了日本傳統的知識灌輸型教育。

1949年日本新生嬰兒270萬，達到史上最高，這是日本戰后第一次嬰兒潮。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那批嬰兒的長大，日本家長們發現，隨著人口增多，優質教育資源減少。激烈競爭的大學入學考試蔓延到整個基礎教育，導致基礎教育應試化，出現了填鴨式教育等問題。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日本的課后補習班文化開始流行。

1968年，第三次指導大綱修訂，在教育現代化的潮流之下，應試教育傾向更加明顯。學習內容不斷低年級化，例如小學即開始教集合和函數；知識點教學時間縮短。

激烈的競爭必然導致出現大量的掉隊生，于是，這個群體的家長們開始活動造勢，形成了社會壓力。

1976年12月18日，日本文部省發布了《關于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的報告，開啟了日本“寬松教育”的序幕，成為此后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寬松教育方針下的30年間，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大體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中學指導要領》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公立中小學每周上課由6天減少為5天，學生報考公立中學不能填學校志愿，只能按片區隨機入學等等。

1988年，日本文省部實施的第五次修訂雖然對76年修訂做出一定的調整，但總體依然堅持寬松教育。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日本人的生育意愿強烈。戰后的那批嬰兒潮出生的孩子在70年代陸續進入婚育年齡，于是造就了日本的第二次嬰兒潮。據統計，整個70年代，日本新生兒達到2000萬。

誰都能想到第三次嬰兒潮將在90年代出現，日本政府較為保守的預估數字是90年代新生人口將達到1600萬。為避免70年代教育資源短缺問題重演，日本政府提出應對第三次嬰兒潮計劃——大幅增加教育經費，并進行中小學教師的擴招。

整個80年代，日本新招聘了42萬名教師，其中僅80年代末就擴招了15萬名教師，使得整個中小學的教師隊伍達到歷史峰值的近100萬人。據總務省統計，1985年教育經費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不到15%，而到了1989年就已接近20%，其中僅教師工資一項就高達3萬億日元。

1990年，日本股市樓市發生崩盤，泡沫經濟破滅。在經濟衰退的沖擊下，日本的財政體系開始惡化。

1992年，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下大學生的就業困境，日本開始進行大學生、研究生的大擴招，同時，為了刺激經濟、擴大就業、減輕大城市就業壓力，日本啟動了鄉村振興計劃。

泡沫破滅后日本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而拯救經濟的大基建又需要海量的公共資金投入，使得這一年日本發生了泡沫破滅后的首次財政赤字。政府被迫壓縮其他項目的支出，占到1/5的教育經費成為縮減的重點方向。

下面為日本財政基本余額（PB）占GDP百分比的變化圖，0以下為發生了財政赤字，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入不敷出。

1990年日本財政收支還有3%的盈余，1992年轉負，此后赤字迅速擴大，到1998年達到占GDP的近10%，2000年再次達到這個位置，2001年更是直線下降。注意這幾個時間節點，關于日本教師命運的變革與此高度重合。

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日本決策者面前——隨著教育經費的大幅縮減，如何才能供養龐大的教師隊伍。

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是，隨著經濟的衰退，年輕人面臨著就業艱難和收入降低等一系列困難，結婚生育意愿大幅降低，結婚率、生育率也開始暴跌，預計中的第三次嬰兒潮根本沒有到來。

整個90年代日本新生人口僅1100萬，比預估的1600萬整整少了30%。由于政府80年代的決策失誤，使得日本產生了嚴重的中小學教師過剩。

為了應對經費不足和教師過剩，1992年日本文部省啟動了第一輪教師改革，其中減少新教師招聘數量成為了這輪改革的核心。由此拉開了長達二十年的被稱為平成教改的序幕。

《教育公務員特例法》給予了教師教育公務員的特殊身份，是沒辦法裁撤的。于是，只能把主意打到大幅減少新教師招聘上來。短短5年時間，新招錄教師數量縮減了六成。整個90年代，日本僅新招錄了18萬名教師，是80年代招錄教師的42%。

上圖中使用的是日本的紀年，實際為在2000年小學教師招聘人數達到最低值3683人，而應聘者人數為46156，崗位報錄比達到12.5：1的峰值。

新教師縮招必然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大量師范類畢業生無處工作。1995年，日本全國教育學院的就業率僅為50%，到了1999年，全部師范類畢業生能夠找到工作的比例更低至32%。師范成為日本那個最蕭條時期就業率最低的專業。

教育專業本身就業單一，一旦未能成為教師，受限于專業特性，就很難在就業市場找到工作。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整個90年代，日本共有100萬教師資格證持有者未能成為老師，這里面大部分是教育相關專業。這種情況后來被稱為就業冰河時代教師就業困境。

由此又引發出一個更糟糕的問題——由于教育相關專業的教育背景與文科有較多重疊，于是這些沒能當上老師的師范生與文科生們在就業市場對本來就不多的文科崗位展開競爭，從而由單一的師范生就業困境逐步演變成90年代的文科就業困境。

可以說，那些師范生成為了第一輪改革的犧牲品，而群體更龐大的文科生則無辜躺槍。

1996年，通過多年的壓縮，日本的教育經費降到了12%以下。然而，由于采取大基建挽救經濟創造就業，造成日本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

經過多種手段多輪刺激，經濟仍然未有好轉，日本政府選擇了繼續大基建，希圖穩住基本盤，拖延時間，以等待高新技術產業的騰飛。這樣一來，日本的財政壓力更大，被迫壓縮軍事、醫療、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支出來緩解財政困局，而教育經費再次成為了主要壓縮方向。

這一年，日本啟動了第二輪教師改革——提出了用市場化手段壓縮教育經費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教育寬松化的神助攻下，日本的義務教育逐漸由公益化向市場化轉變，而在這場變革中，推廣臨時教師制度和擴大教師工作范圍成為了重點方向。

這輪改革提出，對正式教師編制采取只出不進的總量控制，以后的新增教師主要以合同制的臨時教師為主。文部省統計，這輪改革后臨時教師數量增長了5倍，最高峰時臨時教師占總教師數量的1/6。而正式教師編制數量被壓縮，5年時間正式教師縮減了7萬名。

這輪改革受傷害最大的無疑還是那些師范生。由于正式教師編制采取嚴格管控，想要考取一個正式教師編制的難度異常大，甚至有時得動用國會議員推薦。在此背景下，那些教育學院的師范生被迫成為臨時教師，而臨時教師的工作合同一年一簽，工作極不穩定，收入也僅是正式教師的一半。這給后來的社會帶來了極為嚴重的臨時教師貧困問題。

當時日本處于就業冰河時代，想要找份工作很難，因而即使是沒有編制的臨時教師也讓無數非師范專業的名校高材生趨之若鶩。在2000年，日本中學教師崗位的報錄比夸張到17.9：1。

如果代換到我們，一群師范生在招考代課老師的考場上愕然發現一群清華北大的學霸參與同場競爭，心理上的沖擊該有多大。在廣東、浙江、江蘇等許多縣鄉一級的中小學正式教師編的招聘中這種情況已經常見，那么誰敢說以后在招聘臨時代課老師時不會出現大批清北復交的身影！

1997年，文部省開始了教師工作擴大化改革，使得近百萬在編教師成為了另一個受到極大傷害的群體。政府連續修訂了考核體系，行政性事務的考核比重大幅增加，此后，各學校的行政工作主要由教師義務兼職。由于不再需要為這些工作支付薪水，改革后僅學校管理費一項就減少了4000億的支出。

這場改革大幅提高了老師的工作強度，工作時間被不斷拉長。文部省統計，改革之前教師的每周工作時長為50小時，改革后直接突破62個小時。

在我們網絡上到處充斥著對996的吐槽時，日本的老師們改革前就已經達到了996，改革后更是與以加班笑傲群雄的宇宙大廠和拼某夕持平。

改革還在深入！為了繼續壓縮經費，日本政府此后又提出全科教師普及化，要求教師同時負責多個學科的教學工作，進一步壓縮人力成本。2006年的統計數據，日本中學教師的平均每周工作時長達到了68小時，甚至個別學校每月加班時長超過100小時。

教師超長的工作時間，就算是在盛行加班的日本“社畜”文化中也屬于最恐怖的存在。除了加班的壓力，日本的老師們還承擔著來自社會的巨大心理壓力——因校園失控問題日本的老師們成為了背鍋俠。

當時，日本學校里面的校園暴力案件呈幾何倍的增加，據統計，1999年日本全國50%的刑事案件都與青少年有關。許多年輕女孩則紛紛向蒼井空大媽學習，參與小電影的拍攝，更有許多初高中女生成為了援交少女。等等此類問題，后來被日本社會稱為校園失控。

社會上把矛頭對準了教師，認為是教師管理能力不足。而家長們則認為是老師不負責，導致教育質量下滑。

2000年以后，一批有關黑道老師的影視劇爆火。在這些作品中，作為主角的老師像周星星那樣采用強力手段管理班級，最終讓學生們考上名牌大學。這其實就是當時社會心態的反映——對教師能力表示失望，認為即使是黑幫成員也比正兒八經的教師們更有能力。

到了今天我們都知道，所謂的校園失控問題其實與老師無關，根本原因在兩個方面：

一、寬松教育

1998年，日本文部省對教學指導大綱進行第六次修訂（2002年實施）。此次修改刪減了整整30%的教學內容，希望以此將學生從沉重的學習壓力中解放出來，進一步貫徹“獨立學習、獨立思考”的素質教育方針。從1970年代開始效仿美國搞寬松教育，至此算是“功德圓滿”，并由此誕生了為人熟知的“寬松世代”。

盡管日本實施的寬松教育旨在為學生減負，出發點是好的，但并未達到理想的效果，反而催生或助推了教育不公、社會分層固化、家庭教育費用加重等等一系列問題。

日本政府認為中小學教育的最大目標是讓所有學生達到最基本學業水平，這也是義務教育的目的所在，因而極為重視對義務教育階段私立學校數量和占比的把控。尤其是在小學階段，私立小學的比例在1980年前低于0.5%，如今所占比例也僅為約1%。到了高中階段（即日本人說的“高等學校”），私立學校的比例才開始增大。

60年代初，日本的高中仍以公立教育為主，實力遠超私立高中。1962-1967年的東京大學合格者排名，日比谷高中、西高中和戶山高中三所都立公辦高中幾乎蟬聯排名榜前三，在當時被稱為“都立御三家”。

因此，當時存在學生一邊倒選擇就讀公立高中名校的現象，自然只有成績優秀者才能考上。

1967年日本對公立高中的入學考試制度進行了改革，推行“學校群制度”。簡而言之，該制度將各所公立學校以二所或三所為單位形成一個個的“學校群”，學生不能報考某一所特定的學校，而只能報考某一個學校群。考試合格后，由政府隨機分配。

由于不能確保考高分就能夠升入重點高中名校，一些優等生開始選擇私立高中。

70年代日本開始實施寬松教育政策，這必然讓很多學生和家長認為太松了，加深人們對于公立學校的不信任感，加速提升了私立學校的人氣和升學實力。

在這兩項措施的作用下，到1980年代，私立高中已經完全取代了公立高中，成為優秀學生升學路上的首選。1962年東京大學合格者人數的排名中，前十名中1所國立高中，7所公立高中、2所私立高中。而到2023年的TOP20排名中，私立學校占據絕對主體，共16所；公立高中3所，國立高中僅1所。

寬松教育推動私立高中的崛起，也促使入學競爭的低齡化。由于名門私立高中多為初高中一貫制學校，這就將入讀私立高中的競爭延伸到初中階段。為進入名門高中的初中部，學生不得不從小學四五年級就開始上私塾補課以應對初中入學考試。

根據文部省官方調查，全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也從12.0%、16.5%到23.6％，節節攀升。

因優質教育資源有限，寬松教育雖然減少了在校教授的內容，降低了學習難度，但并未降低大家在報考大學時的競爭激烈程度。所以有能力的家庭會讓孩子通過補習班、私立學校等提升將來的入學競爭力。

在此情形下，家長需要支付相較公立學校昂貴許多的學費及高昂的私塾費，升學競爭也演變成了家庭經濟實力的比較。經濟收入較低的家庭難以獲得入場券，降低了寒門子弟就讀優質大學的機會。

經濟水平足夠高的家庭盡管可以購買到最好的私立教育，但其也面臨著高昂的家庭教育成本。日本的中產家庭都有希望下一代通過受優質教育來維持階層或向上流動的愿望，但是，家庭教育成本越來越高，這導致生育率越來越低。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加重日本社會少子化、老齡化問題。

由于好學生紛紛涌入私立高中，使得留在公立初中和高中的大多是那些學渣級別的學生。正常人都會想到，這樣的學生最難帶。

家家都望子成龍，他們不怪自己基因不好，不怪自己孩子不聰明、不怪孩子學習不得法學習不努力，反而把讀書成績不好的原因怪罪到老師頭上。這個現象在我們這兒也大量存在，而那些家長們無一例外大多是比較low的，在那種家庭長大的孩子家教明顯不如中產家庭的孩子，而且更具有暴力傾向。

當然，進入公立高中的還有一些學習成績好但是家庭不富裕的學生，但是在周圍壞學生環伺干擾的情況下想要突圍而出，其難度可想而知。

二、學歷貶值和大學生就業困境

受經濟崩潰的影響，日本的大學生就業形勢惡化，這種情況必然會傳導到日本的中小學校。本來就是學渣的聚集地，學習氛圍不濃厚，這個時候更是厭學情緒嚴重。學生們認為，自己本來讀書就不好，而就算是發奮努力讀書考上一所好大學，將來也不能找到好工作。

主要在上面的兩種原因作用下，日本發生嚴重的校園失控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時，迫于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文部省于1999年修訂了教師考核標準，強制要求教師們降低其所在班級的犯罪率。

政策上和經濟上造成的問題怎么可能由一位小小的教師解決，但是民眾的不理解和政府的一再施壓讓曾經備受尊敬的教師職業成為日本泡沫破滅后的出氣筒，許多教師因此出現了嚴重的自我否定情緒。這也是教師在如今的日本被稱為黑色職業的原因，因為他們承受的生理和心理壓力遠超其他職業。

2000年，經過9年的改革，日本在編教師人數從100萬壓縮到80萬以內，教育經費從占財政總支出20%降至10%以內。

2001年，日本的財政狀況惡化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日本政府已處于崩潰狀態——全年財政缺口突破100萬億日元，幾乎達到GDP的20%。

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憑借“改變自民黨、 改變日本”的競選口號獲得80%的支持當選首相。作為強硬的改革派，小泉內閣啟動了被無數日本公務員視為夢魘的大部制改革——即大部門體制。改革后，日本政府部門從22個縮減至12個，大量公務員失業。

大部制改革對不同領域都產生了強烈沖擊。農村實行了平成大合并，47%的機構被合并，一半的基層崗位消失，海量的返鄉就業大學生失業，被迫返回大城市打臨時工，成為漂流一族。這也是我們如今所說的北漂、滬漂等等各種漂的來歷。高校引發了國立法人化改革，改革后高校必須自負盈虧。關于中小學教師的改革，則被稱為身份改制。

2003年，日本政府對《教育公務員特例法》進行了大幅修改，對教師身份進行改制，此后，教師不再等同國家公務員的身份。

這輪改革中，日本政府將學校的實際管理權限下放到各地方政府，教師的法定津貼被大幅削減，且僅負擔教師工資的30%，其余則像燙手的山芋一樣甩給地方政府自籌。僅教師工資這一塊，日本的中央財政立馬減少了每年1.5萬億元的支出。

此前的文章講過，平成大合并前日本的鄉村已經事實上破產，長達7年的平成大合并雖然拯救了日本的鄉村，但是此時各地方政府兜里依然沒有錢，地方財政根本沒有能力負擔如此龐大的教師隊伍。

在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中，最終日本政府妥協，在2004年廢除《教育人才確保法》，中央政府不再干預教師的工資標準，各地可按照自身財政情況調整教師待遇。

廣大的日本教師瞬間成為了沒娘的孩兒，此后，各地紛紛壓降教師工資。據統計，降薪潮期間，日本教師平均工資下降了30%。2007年，教師平均工資低于450萬日元，僅是日本橫濱一位普通公交客車司機工資的一半。

作為日本工作強度最大的職業，教師每月“義務”加班時長超過80小時。超長的工作時間，低廉的工資標準，導致日本教師的時薪甚至一度低于社會上的勞務派遣臨時工。

早在1998-1999年，京都大學的西村和雄與慶應大學的戶瀨信之兩位學者以第一梯隊私立大學的學生為調查對象，進行了小學和初中水平的簡單數學測試。結果顯示，經濟學部學生的正確率為27.5%，非經濟學部學生的正確率為14.1%。這個結果表明，寬松教育讓日本學生的學力下降，更深一層則是地主家的傻兒子在金錢的支撐下排除掉寒門學子的競爭，終于可以上大學了。

盡管始終存在對寬松教育的質疑聲，但是并未讓日本學界、大眾以及政府對待寬松教育的態度發生根本轉變。直到日本學生在21世紀初期參與的數次能力測試中的全面敗退。

在2003年實施的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評估項目）評估中，日本學生的成績較2000年實施的上一次評估出現大幅度的下滑。于是，質疑寬松教育的聲音開始高漲起來。

2007年，《日本經濟新聞》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探明學力續跌的原因》，文章以日本學生2006年的PISA成績為抓手，直言寬松教育下學習內容和難度的大幅衰減是導致學生學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此時，日本的教師已經不屬于國家公務員序列，干著工作時長最長的職業，拿著一降再降的工資，除了整天面對一群壞學生，還要忍受來自家長、社會、政府因校園失控問題的責難。而這一次，在爭議還未出結果的時候，日本政府又拿教師開刀，教師成為了日本學生因學力低下在PISA潰敗的替罪羊。

2006年，日本推出《不合規教師考核法》，一旦考核不通過，就有可能面臨失業的風險。終于，日本教師的鐵飯碗被打破了。

當時仍處于日本就業冰河時期，新畢業的大學生、研究生，破產企業的失業員工，大基建退潮后海量的地方失業人群，大部制改革中被裁撤的公務員，等等，紛紛在就業市場尋找為數不多的工作機會。在這么殘酷的競爭環境下，受教師職業的限定，那些沒能通過考核的老師們幾乎是不可能再找到工作，只能被迫成為勞務派遣臨時工，而且只能被派遣去干最底層的工作。如售貨員、服務員、保潔。

法案推出當年就有900名教師未能通過考核，此后更是一路從嚴，甚至出現了僅因幾次缺勤就差點不能通過考核成為失業人員的案例。

這種嚴酷的考核制度讓日本教師們充滿恐懼，不敢請假，更不敢生病。最終，在一系列問題的重壓下，日本教師出現了群體性崩潰！

2003年后，日本教師精神疾病比重持續升高，到了2010年，日本抑郁癥患者中教師占比高達30%，當年有7000名教師在多重重壓下選擇辭職，占當時全國教師的1%。日本厚生省的統計，在小泉推出教師改制后，每年有超過100名老師因承受不住各種壓力選擇自殺，教師成為日本自殺風險率最高的職業。

2007年，由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報告顯示，日本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成績相比3年前皆出現排名下滑，且打算從事跟科學相關職業的學生比例在各國中最低，這引起了包括官員、教師和家長等各界人士的普遍擔憂。教育再生會議提交的報告認為，寬松教育是造成日本學生學力低下的根本原因。這份報告引發了日本國內對寬松教育的廣泛批評與質疑。

2008年，文部省開始第七次對《學習指導要領》的修訂。出于對寬松教育的反省，宣誓要“去寬松”（脫ゆとり）”。新修訂重視對基礎知識的反復訓練和基本技能的扎實掌握，恢復之前被削減內容，增加課程難度，減少綜合研究課和選修課教學時間。同時，學校要利用上課前和放學后的時間為學生補習功課，并通過布置家庭作業充實學生課后學習。

這是指導大綱自1976年修訂以來，時隔30年首次往寬松的反方向修訂，也意味著日本與寬松教育理念的告別。這也算是幫日本老師搬掉了強加到身上的一口鍋。

日本的寬松教育參照的是美國“快樂教育”模式，美其名曰是旨在通過減少學生課業負擔，歸還學生更多的自由，重視學生的生存能力，自主學習，獨立思考以及體驗式學習的能力培養。這個模式近些年來被照搬到我國，改頭換面稱為素質教育。

令人唏噓的是，日本15年前就已經認識到寬松教育的錯誤并逐步加以改正，而我們明明有日本現成的教訓擺在那兒，能夠看到其帶來的負面作用卻仍樂此不疲的推行素質教育，只能說資本已經侵蝕到教育系統的高層。

隨著70、80年代大擴招的教師逐漸開始退休，2012年以后，日本從教師過剩走向了教師緊缺，至2019年，日本有11%的中小學出現了教師缺口。教師荒成為了日本亟待解決的問題。

此時，平成教改已持續了20年，在這20年間，總計有8.3萬名教師因精神疾病選擇離開他們所熱愛的職業。原先在社會上最受尊敬的教師的地位大幅降低，受尊重程度下降，其帶來的負面影響最直接的反映是教師入職率低，成為日本大學生最不愿意從事的職業。

雖然之后平成教改無疾而終，日本政府從2017年起陸續出臺了很多措施，試圖提高教師地位，如取消嚴格的考核機制，給教師創造寬松環境；提升教師待遇，如今日本教師的工資已比普通公務員高了4%；給教師大幅減負，明確規定教師每月的加班時長不得超過45小時。等等。但是已經難以改變社會對教師過勞死的固有印象。

優秀的年輕人不愿意報考教育專業，不愿意加入教師隊伍。日本政府為應對教師慌重啟了教師大擴招，但是中小學教師的報錄比卻持續下降。2020年時初中教師的報錄比為5：1，而小學教師的報錄比更低至2.7：1。

回望日本這一代教師群體，他們為政府錯誤的教育寬松政策背鍋，又在經濟衰退、人口暴跌和財政惡化的困境中變成了所謂的財政負擔，最終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成為了日本泡沫破滅的犧牲品！

2020年以來，我國新生人口出現斷崖式暴跌，這不能不讓我們對我國教師是否過剩產生疑問，1800萬教師將走向何方？

2021年以來，被瘋炒的房價出現了下跌，房地產泡沫已經事實上破滅。經濟發展出現困難，中央債和地方債分別達到了30萬億和40萬億。最新的數據是2023年我國GDP為126萬億元人民幣，2024年安排的中央財政赤字4.06萬億，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務限額3.9萬億元。

雖然我們的中央財政赤字僅是GDP的3%水平，明顯比日本當時的情況好得多，但是地方上呢？

2024年上半年，貴州省GDP1.06萬億元，而貴州的政府債務余額卻高達1.25萬億元，占GDP的比例為62%。盡管與美國、日本等國相比，這一比例并不算異常，但作為經濟最不發達的省份之一，地方自身化解債務的難度卻異常突出。

更可怕的是，貴州這1.25萬億元的債務中并未包含如城投債這類隱性債務，這些債務雖然名義上由城投公司承擔，但實際上城投公司是由政府所設立進行城市建設的融資平臺，與地方政府緊密相關。

上圖是位于安徽的金寨縣，作為全國排名第二的將軍縣，曾經著名的國家級貧困縣，如今，舍棄了老縣城，新縣城的建設多么的華麗和現代化。那么這背后，到底地方債是多少？城投公司又欠了多少？公共事業人員的工資靠什么來發？是繼續借錢嗎？

經濟問題不是我們普通人能夠考慮的。但是，參看日本泡沫破滅前后教師的遭遇，是否能給我們一些參考？未來的教師是否依然是優質的職業選擇？這起碼是值得我們普通的家長和學生認真加以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