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從“斜杠青年”到“將軍偉人”

紀念恩格斯誕辰204周年

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和領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與另一個名字同樣重要。他是馬克思的摯友，是“第二提琴手”，也是睿智多謀的“將軍”。

今天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誕辰204周年紀念日，我們推送張云飛教授《恩格斯傳》中的精彩章節，共同紀念這位偉人。

“他是第二提琴手，也是第一提琴手最好的合作伙伴，缺少了任何一位，演奏出的旋律都會大打折扣”

——B站網友“魯知魚”

“沒有恩格斯支持馬克思，馬克思也許就不會有這么大的成就了（雖然馬克思本人在窘迫之時也堅持寫作）。”

——B站網友“從春天的開端走到秋天的盡頭”

“恩格斯極具人格魅力，參與德國民主革命、研究社會科學經濟學哲學、在曼徹斯特擔任一個樂團的提琴手…最重要的是，他身為一個土豪，竟然天天想著怎么打土豪”

——B站網友“Ceyyia”

相比馬克思，恩格斯的為人更讓我好奇，一個貴族子弟，不好好享受人生，專門干些叛逆的事，反對父親，和工人膩歪，不結婚，砸錢贊助朋友，喜歡軍事，研究自然科學……尤其是為了馬克思的著作整理，耗掉自己十幾年時光，我知道，這是思想的魅力吸引著他，那種味道，是比蜜蜂采到蜜還要甘甜可口的，我很贊嘆恩格斯的為人，我為馬克思有這樣一個知己而由衷高興！

——B站網友“云彩里的Angel”

馬克思的堅實后盾，如果沒有恩格斯的幫助，共產黨宣言最終問世可能會經歷更多的磨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B站網友“甜橙與珂”

知音難覓呀，有恩格斯這樣一位摯友何嘗不是馬克思的幸運呢。二人得以相識又何嘗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幸運呢。

—B站網友“Driftwood_07”

斜杠青年。

——B站網友“綠卡哼”

他與另一個名字同樣重要。

——B站網友“坂本浪子”

以上評論節選自

《恩格斯傳：將軍和第二提琴手》

作者張云飛教授解讀視頻

#01

《恩格斯傳》

“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個工人都應該知道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恩格斯傳：將軍和第二提琴手》，作者張云飛教授帶你閱讀恩格斯非凡的革命實踐和卓越的理論貢獻。

#02

《恩格斯傳》

出錢出力不求回報，遺產贈予馬克思后人！馬恩“神仙友情”讓人上頭！本期視頻帶你閱讀恩格斯與馬克思的“神仙友誼”和他的偉大愛情。

#03

《恩格斯傳》

騎馬 狩獵 家務 下廚 畫畫 會25種語言……本期視頻，帶你閱讀恩格斯的超群學識和豐富的業余生活。

大家點評

《恩格斯傳》

趙家祥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這幾天看了《恩格斯傳：將軍和第二提琴手》的第七章和第十四章，寫得很好，讀后頗有收益。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特別是對恩格斯對《資本論》的貢獻的認識，更進了一步。近幾年，我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手稿，發表十多篇有關論文，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的哲學理論，有了新的認識。所以，看了《恩格斯傳》中有關《資本論》的兩章，感到十分親切。

馮景源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張云飛同志撰寫的《恩格斯傳：將軍和第二提琴手》一書的史料較為豐富和全面，有些資料很難得。目前，我正在研究黑格爾的精神貧困問題，這是馬克思第三次批判黑格爾的哲學。該書為研究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幫助。

吳曉江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科技哲學學科顧問、研究員

今年，對自然辯證法學界而言，是一個特殊的重要的年份。

150年前的5月30日，恩格斯在寄給馬克思的信中，敘述了“關于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這是恩格斯計劃寫作《自然辯證法》專著的開端，是恩格斯創立自然辯證法理論的時間起點。

150年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理論在世界上得到了廣泛傳播，也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時代變遷不斷獲得豐富和發展。“走過千山萬水，不忘來時路。”自然辯證法學科理論創新走得再遠，也不能割斷它發生發展的歷史源頭。只有不忘本來，才能更好地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理論依然是當代自然哲學、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學科發展的源頭活水。

在這種背景下，長期從事自然辯證法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張云飛教授所著的《恩格斯傳：將軍和第二提琴手》的出版具有重要意義。這本60萬余字的著作，是迄今國內較為系統的恩格斯傳記著作，史料豐富翔實，歷史脈絡梳理清晰，既有故事性，又有理論深度和思想新意。同時，書籍裝幀印刷很精美。

該書傳承和弘揚了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特有的優秀傳統和理論品格。這項重大學術文化工程的完成，凝聚了作者多年的思考和心血。這部著作是中國學界研究恩格斯人生與思想的嶄新的成果，可以作為學習和研究自然辯證法理論的輔助讀物。

精選書摘

馬克思和恩格斯相差兩歲，在早期思想發展上似乎也存在著兩年的差異。

當馬克思已經在與盧格的書信中宣布脫離青年黑格爾派時，恩格斯才剛剛脫離作為浪漫主義文學派別的青年德意志派，開始接受青年黑格爾派的觀點，成為柏林 “自由人”團體中的一員。但是，這并不能阻止他們的友誼。

事實上，恩格斯在柏林服役的時候就聽說過馬克思的名字。當時，馬克思已經是博士俱樂部的核心成員了，與鮑威爾兄弟、科本和盧格等人熟識，其獨特的個人風格和鮮明的哲學觀點讓他在青年黑格爾派中名聲大振。到1841年，在其博士論文 《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中，馬克思已經展現出不同于青年黑格爾派的研究旨趣。他借用了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說將意識和存在聯系在一起，強調和贊揚了事物本身內在的具有否定意義的辯證運動，而青年黑格爾派仍然堅持抽象的理論研究，將意識和存在割裂開來逃避現實問題。

尤其是，馬克思在1842年4月開始參與反對派報紙 《萊茵報》的撰稿工作，轉向現實的、具體的政治問題上來后，他與青年黑格爾派尤其是其中的自由浪漫的代表柏林 “自由人”團體就漸行漸遠了。他曾在一封與盧格的通信中提到與柏林 “自由人”團體的梅因之間的關系，認為這些自由人的 “這些作品不是從自由的即獨立的和深刻的內容上看待自由，而是從無拘無束的、長褲漢式的且又隨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他認為，青年黑格爾派這些人在偶然寫寫的劇評之類的東西里塞進一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條，即新的世界觀，是不適當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雖然馬克思和青年黑格爾派都是從宗教入手來討論政治問題，但馬克思此時通過撰寫政論文章已經率先進入了社會批判的領域。在他看來，宗教本身是沒有內容的，其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間，隨著以宗教為理論的被歪曲了的現實的消失，宗教也將自行消亡。

在信中，馬克思毫不掩飾對柏林 “自由人”團體的不著邊際的空論和孤芳自賞的反感。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柏林并未碰過面。

1842年9月底或10月初，恩格斯在從柏林返回巴門的歸途中順訪科隆。

當時，科隆的 《萊茵報》已經成為政治激進主義的革命舞臺，上面的文章辛辣、機智而又通俗，影響范圍廣，逐漸發展為普魯士政府書報檢查的重點監控對象。馬克思在1842年年初就加入了 《萊茵報》，同年10月15日成為該報的編輯。在報社工作的這段時間里，馬克思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系，從而走向社會主義。

令人遺憾的是，恩格斯并未見到馬克思。1842年10月以前，馬克思在波恩。在這次科隆旅行中，恩格斯見到了對他之后思想發展影響頗大的第一個轉向空想共產主義的青年黑格爾分子——赫斯。赫斯關于哲學共產主義的觀點將本就關注社會問題的恩格斯從抽象的理論研究拉入了現實領域。恩格斯當時也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徹底解決社會問題。因此，二人的談話多有共鳴。這次談話給赫斯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赫斯將恩格斯稱為 “老資格的革命家”和 “熱心的共產主義者”。

由于遺憾沒有見到馬克思，考慮到去英國以后再見面就更加困難，因此，1842年11月下旬，恩格斯決定在去往曼徹斯特的途中繞道科隆去拜訪馬克思。在 《萊茵報》的編輯部，恩格斯終于見到了馬克思，但是遭到了馬克思的冷淡對待。

恩格斯后來回憶道：

“11月底我赴英國途中又一次順路到編輯部去時，遇見了馬克思，這就是我們十分冷淡的初次會面。馬克思當時正在反對鮑威爾兄弟，即反對把 《萊茵報》搞成主要是神學宣傳和無神論等等的工具，而不作為一個進行政治性爭論和活動的工具；他還反對埃德加爾·鮑威爾的清談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僅僅以 ‘極端行動’的愿望作為基礎，并且隨后不久就被埃德加爾的其他聽起來頗為激烈的言辭所代替。因為當時我同鮑威爾兄弟有書信來往，所以被視為他們的盟友，并且由于他們的緣故，當時對馬克思抱懷疑態度。”

由于二人政治立場一致，因此，雙方仍然約定，恩格斯繼續擔任 《萊茵報》的通訊員，向報紙撰寫有關英國的通訊報道。

恩格斯到了曼徹斯特后，兩人的關系發生了轉機。契機開始于恩格斯就其在英國的所見所聞向馬克思主編的 《萊茵報》和 《德法年鑒》等刊物的投稿。1842年12月8日，《萊茵報》刊登了恩格斯的 《英國對國內危機的看法》。

這是一篇單純的政論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評價了憲章派的政治策略的失敗。

憲章派力求通過下院來爭取普選權，這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這篇經過馬克思之手刊登的文章已經顯示出恩格斯的關注點轉移到了現實領域。

當 《萊茵報》由于書報檢查制度被迫停刊后，馬克思仍然堅持在新聞出版領域與普魯士政府做斗爭，與盧格合作籌辦的新刊物 《德法年鑒》問世。這一刊物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恩格斯的投稿對象。在馬克思的推薦下，恩格斯的論述資本主義經濟實質、英國政治狀況和工人階級處境的 《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 《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 〈過去和現在〉》等文章陸續發表在 《德法年鑒》上。恩格斯在思想上逐漸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這兩個轉變與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正好趨向一致。恩格斯在 《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中認為，共產主義是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的必然產物，而 “馬克思博士 《萊茵報》的另一位編輯”與他同屬于擁護共產主義的共和黨人。恩格斯主張應 “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對社會改革進行卓有成效的宣傳，創辦新的期刊，保證一切擁護共產主義的出版物的傳播”。這與馬克思的觀點高度契合。

多年后，馬克思回憶道：“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范疇的天才大綱 （在 《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后，我同他不斷通信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 （參看他的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自 《德法年鑒》起，馬克思就和恩格斯開始了較為頻繁的書信往來，在思想上有了進一步的溝通和交流。

相同的政治訴求和理論興趣縮短了科隆和曼徹斯特的物理距離，也拉近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距離。1844年8月底，恩格斯一結束在曼徹斯特的工作就前往巴黎，與馬克思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跨越思想的千山萬水，在共產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地平線上，他們終于站在了一起，成為終身的戰友和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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