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化市財政局被騙3000萬報警，黑龍江省高院一紙“批復”檢方撤訴

黑龍江省綏化市又有離奇事件被曝光，引發強烈關注和熱議。

這一回，與前幾天的“檢察長嫖娼被抓”事件不同——綏化市財政局被人騙了近3000萬元的土地出讓金！

財政局報案，公安局抓人，檢察院公訴，法院先后兩次開庭審理……這原本很正常的司法流程，因黑龍江省高院的一紙“批復”，極速翻轉——檢方撤訴，后對此案不予起訴。

黑龍江省高院的批復很絕：經研究并報最高人民法院請示……這一下，相當于給綏化中院和檢察院亮出了“終極答案”。

到底是怎樣的案件，需要層報至最高院批復？《新黃河》的報道有對此案有詳盡披露，可惜原稿已走失。筆者梳理下來，發現案情雖然離奇，但不算難懂和復雜。

事情原委要從一家房地產公司說起。2014年5月，黑龍江省綏化福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福都公司”）以4650萬元的價款競得綏化市兩宗土地使用權。

福都公司時任法定代表人劉某成和朋友李某濤等人共同出資后，由李某濤向綏化市財政局轉付土地出讓金2925萬元以及向北林區財政局轉付土地保證金725萬元。后因資金不足，差1000萬元一直未能交齊。

《新黃河》的報道中提到，據相關銀行憑證顯示，李某濤所交的部分土地出讓金款項清楚注明為“代福都公司交出讓金”，與此同時，北林區財政局出具的資金結算票據也載明交款人為福都公司。

由此可見，這3650萬元是福都公司向財政局交的土地出讓金和保證金。這是公司行為，即便用個人賬戶轉賬，財政局收到的錢也屬于福都公司的付款。

誰會料想，進入綏化市財政局腰包的錢，竟還能被人以欺瞞方式騙回去，且打到了私人賬戶里。

2016年10月，時任法定代表人的劉某成，把福都公司及相關地塊項目以3650萬元的價格全部轉讓給杜明（化名），雙方簽訂了相關債權債務協議，福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變更為杜明。

據警方調查，這一轉讓過程，劉某成是瞞著一起出資的李某濤進行交易。一年后，李某濤發覺此事，遂報案控告劉某成職務侵占。

筆者的理解，按《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規定，劉某成的行為卻已涉嫌職務侵占罪。

杜明告訴《新黃河》記者，2018年2月，劉某成被綏化市公安局直屬分局以涉嫌職務侵占罪刑拘，后綏化市北林區法院審理認為，劉某成案屬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屬于自訴案件的一個類型，編者注），裁定終止審理此案。

職務侵占罪是公訴類案件，不屬于自訴類案件。若杜明所言屬實，綏化市北林區法院在辦理劉某成案中，或已違法甚至構成枉法裁判。這也為事件走向打了“第一個死結”。

在公安機關調查劉某成職務侵占期間，李某濤得到朋友陳某霞的“指點”和“運作”，竟能成功讓綏化市財政局將福都公司的土地出讓金退給其個人！

這一過程極為離譜。據警方調查，陳某霞與綏化市政府相關工作人員聯系后，利用取得的信息，“指點”李某濤在向綏化市財政局申請退款時，故意隱瞞福都公司已轉讓給杜明的事實，說福都公司沒有了，不存在了。

陳某霞還“指點”李某濤，向綏化市財政局出示已被補充廢除的《項目委托合同書》，用以證明李某濤可以代表福都公司；當綏化市財政局要求出具2925萬元土地出讓金原始票據時，隱瞞該票據已被劉某成交給杜明的事實，謊稱該票據丟了，找不著了。

據警方偵查后認定，通過上述手段，犯罪嫌疑人陳某霞、李某濤詐騙綏化市財政局于2017年10月26日，將2925萬元匯入李某濤指定的某銀行賬戶。

當天，陳某霞、李某濤將詐騙所得贓款全部轉移，陳某霞分得860萬元，李某濤則將所得贓款用于償還其個人借款、購買理財產品等。

筆者想追問一句：這個過程中，沒有政府部門官員瀆職、徇私，故意放水嗎？不敢相信，具體辦事的工作人員，能被“一騙再騙”！再者說，辦理退款之事，應該不是一個部門、一個員工“負責到底”，還有領導審批，大家都能被騙？一個摘牌土地的房產公司，豈是某個人說沒就沒了？政府辦事人員不需要核實嗎？還是說，有大領導指示辦事員“一路綠燈”放行？被騙的3000萬元，沒有人要擔責嗎？

回到事件陳述。同年11月，杜明在得知土地或被政府收回的消息后，向綏化市財政局討要說法。11月6日，綏化市財政局發現受騙遂報案。11月8日，警方立案偵查，后以涉嫌詐騙罪將李某濤和陳某霞抓獲。

2018年3月，綏化市公安局直屬分局將案件移送至檢方。警方移送審查起訴時認定，“犯罪嫌疑人李某濤、陳某霞采取隱瞞事實真相的手段，將屬于國庫的巨額財產非法占為己有，已涉嫌詐騙罪。”

2018年9月12日，綏化市檢察院將此案公訴至綏化市中級法院。檢方起訴書稱，“被告人李某濤、陳某霞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隱瞞事實真相的手段，騙取巨額資金，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據《新黃河》報道，2018年12月，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而詭異的是，綏化市中院將案件上報至黑龍江省高院，“一下子擱置了三年多沒下判決。”

2022年5月20日，黑龍江省高院向綏化市中院下達了一份“關于被告人李某濤、陳某霞詐騙請示一案的批復”函件。

“批復”中，黑龍江省高院描述稱，“被告人李某濤、陳某霞在尋求法律救濟無果后，為取回自身財產采取自力救濟，主觀上并無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手段雖帶有欺詐性質，但尚屬民事法律關系調整范疇，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詐騙罪，故二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客觀上有欺詐性質，卻不構成詐騙罪，這究竟是何道理？”杜明（化名）始終無法理解，一起看似簡單的“土地出讓金詐騙案”，竟會鬧出一波三折。

說實話，不光杜明看不懂，筆者也看不懂！愚鈍一問：這算不算“越級做判”？有這張“批復”，下級法院還怎么審判？下級檢察院甚至同級檢察院還怎么抗訴？

再者說，何為“取回自身財產”？我國《公司法》頒布實施30余年，黑龍江省高院難道分不清何為公司財產、何為個人財產？

有趣的是，黑龍江省高院的“批復”中，可謂黑話滿滿：通盤考慮、保護出資人合法權，你直接說“必須向著被告人判”不就得了；精心制作判決書、防止出現負面炒作，相當于說，“我也覺得判決后有爭議，你們對判決書‘文責自負’。”

2022年7月27日，綏化市檢察院對李某濤、陳某霞二人作出不起訴決定書。決定書顯示：綏化市中院分別于2018年12月24日、2022年7月1日開庭審理本案，本院于2022年7月19日撤回起訴。經本院審查并退回補充偵查，認為綏化市公安局直屬分局認定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決定對二人不起訴。

杜明接受媒體采訪時質疑：“不起訴決定書中，公安機關認定的事實、證據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檢方卻以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駁回起訴，前后結論矛盾，令人費解。”

啥都沒變，就是結論變了，這一轉變，檢方應該給當事人“解釋清楚”。同一事實、同樣證據，截然不同的結論！司法認定，豈能隨意“翻燒餅”？

為追回土地出讓金，福都公司將綏化市財政局告上法庭，要求其返還2925萬元的土地出讓金。2022年12月6日，綏化市北林區法院作出民事裁定，稱雙方間的糾紛屬于行政協議，福都公司的起訴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駁回起訴。

“劉某成拿走了3650萬，李某濤拿走了2925萬，卻都能夠相安無事。但是，我的錢沒了，土地也沒了，政府自始至終沒有給我任何說法，我又做錯了什么？”杜明無奈感慨道：自己反倒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筆者想再追問一句，若按現有司法結論、李某濤沒有詐騙財政局，那是不是劉某成、李某濤、綏化市財政局“一起合謀”，騙了杜明3650萬元？

最后，筆者強調，撰寫文章只為觀察司法個案、探討現實問題，絕無任何惡意。本文中對《新黃河》的報道及配圖有所摘引，為的是呈現更多事件細節、增添探討依據。在此，向報道此案的媒體及記者劉釗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