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活捉蔣介石的孫銘九，在西安事變結束后，解放后怎樣了？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的衛隊在東北軍的進攻下死傷慘重，蔣本人被迫逃往驪山。蔣在被張學良等人擒獲后，留下了“孫等今次犯上作亂，此后亦會效法此事，背叛于你。”這句話，究竟指的是誰？蔣介石口中的“孫等”又是否真如他所言，最終背叛了張學良？

蔣介石口中的“孫等”便是孫銘久，曾是張學良的手下。作為西安事變的親歷者，而且還是張學良的親信，他做的事可不簡單，承擔了很大的風險，成功地“逼蔣抗日”，功勞大得很。

咱們把時間拉回到1936年12月。那時候蔣介石親自來到西安，目的是督促當地的東北軍去打擊共產黨。張學良是東北軍的頭頭，他和楊虎城是國民黨十七路軍的將領，他們倆強烈反對蔣介石要對共產黨下手的做法。

這讓張學良和楊虎城與蔣介石發生了激烈的矛盾。最后張學良和楊虎城決定不聽蔣的命令，直接把蔣介石給扣押了，逼著他聯合共產黨一起抗日。而在東北軍里，很多年輕軍官也不滿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覺得蔣介石只想著打國內的共產黨，根本不顧外敵。27歲的孫銘九，就是其中之一。

孫銘九出生在清朝末年的東北，這一地區自晚清以來便是各種勢力交錯的戰場，日本人、俄國人、本地的軍閥，還有滿洲的貴族，各種勢力都在爭權奪利，社會動蕩不安。這種環境讓孫銘九從小就有了想要出人頭地的心思。

成年后的孫銘九赴日本深造，在陸軍士官學校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歸國之后，孫銘九起初在天津市公安局擔任職務。不久，得到留日校友張學銘的推薦，孫銘九于1934年春季南下武昌，得以面見東北軍的靈魂人物張學良。

孫銘九在天津公安局工作時，積累了不少處理行政和治安的經驗。后來他的上司，張學良的前秘書寧向南，強烈推薦他。于是張學良決定讓孫銘九留在自己身邊，擔任隨從參謀。

孫銘九很快就展示出了自己的能力，張學良把他安排負責新成立的隨從參謀秘書室，主要任務是管理和考核東北軍軍官的個人檔案。與此同時孫銘九與苗劍秋、應德田等東北軍中的一些年輕軍官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們都有過留學經歷，互相交流政治理論，從社會主義到民族主義等各種思想都研究過，思想上十分活躍，目標遠大。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迅速淪陷，日本的侵略讓整個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蔣介石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投入大量兵力進行對紅軍的圍剿，忽視了日益逼近的外敵。

紅軍在長征中被迫前往陜北，蔣介石對紅軍的打壓并沒有停止，反而下令張學良率軍入陜剿共。然而東北軍的戰事接連失利。在勞山戰役中，第67軍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兩個團幾乎全軍覆沒，何立中師長也在戰斗中陣亡。隨后的直羅鎮戰役更是使精銳的109師損失了六千多人的戰斗力。這樣的慘敗讓張學良開始動搖，他不愿再充當蔣介石內戰政策的炮灰，于是悄悄與共產黨進行接觸，商討停戰的可能。

與此同時社會上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別是在北平，大學生們紛紛走上街頭游行，喊著要國內各派停手，一起對抗日本侵略。1935年底，中共開了個瓦窯堡會議，決定了要搞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就發了個公開信給東北軍，呼吁他們加入抗日的隊伍。張學良看到這情況，也是挺支持的。1936年4月，張學良自己跑到延安去，和周恩來面談，倆人一拍即合，簽了個《抗日救國協定》，表明了一起抗日的決心。

然而蔣介石看到自己在國內的反共戰略無法順利執行，張學良和楊虎城與共產黨接觸頻繁，而且絲毫沒有準備按照他的意圖發動“圍剿紅軍”。蔣介石在南京感到壓力山大，于是于1936年10月22日親自前往洛陽，督戰西北前線。張學良則當面反對進剿紅軍，并提出希望北上抗戰，勸說蔣介石放棄內戰，集中力量抗日，但蔣介石卻拒絕了這一建議。

蔣介石看局勢越來越緊張，12月10日開會決定再次大規模圍剿紅軍，這已經是第六次了。張學良知道了，又寫信勸蔣介石別這么干，但蔣介石已經不再信任他了。第二天也就是12月11日，蔣介石直接任命蔣鼎文當西北軍前敵總司令，陳誠和衛立煌也準備帶著中央軍的兵力，準備接替東北軍繼續打紅軍。

面對蔣介石的強硬態度，張學良和楊虎城覺得自己已經沒有退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決定采取果斷行動，于12月12日發起兵諫。這一決定最終引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但張學良面臨一個艱難的決定：選擇合適的人執行對蔣介石的拘捕行動。孫銘九得知后，毫不猶豫地向張學良提出自薦，他自信能夠完成這一高風險任務。孫銘九忠誠無比，而且擁有豐富的軍事經驗和精湛的策略頭腦，張學良認為他是最佳人選。

在出發去臨潼的華清池之前，張學良特意找孫銘九聊了聊，語氣很嚴肅。他強調這次任務非常重要，風險也很大，必須小心謹慎，確保任務順利完成，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孫銘九聽后重重點了點頭，他明白這次任務不僅關乎自己的命運，也決定著西安事變的成敗，壓力大得讓人無法忽視。

12月12日凌晨，孫銘九帶領一小隊精兵悄然出發，直奔臨潼的華清池。為了避免任何意外情況，孫銘九計劃迅速行動，務求一擊即中。雖然他們早有準備，但蔣介石的警戒措施也相當嚴密，衛兵們反應極為迅速，察覺到異常立刻展開戒備，情況頓時變得復雜。孫銘九的隊伍并沒有攜帶重型武器，原本打算以快速、精準的方式解決問題，結果卻陷入了對方猛烈火力的壓制。就在短短幾分鐘內，雙方的對峙進入僵局，孫銘九沒想到，蔣介石的衛兵竟如此強悍。

情況越來越緊張，眼看如果繼續對峙下去，任務將無法完成，甚至會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孫銘九冷靜分析，決定冒險行動，他親自帶領幾名士兵沖進了大廳。經過一番激烈交火，他們終于擊斃了幾名侍衛，突破了蔣介石所在房間的重重防線。當孫銘九進入蔣介石的臥室時，讓所有人都感到震驚的是，臥室空無一人，窗戶大開，床上還留有余溫。

孫銘九馬上就想到，蔣介石不可能跑遠，肯定躲在附近。他趕緊帶人在后山里到處找，差點就要放棄了，結果抓到一個衛兵，從他那里打聽到蔣介石藏的地方。孫銘九緊追不舍，最后蔣介石也知道沒路可逃了，從一個山洞里走出來。孫銘九這下終于松了口氣，立刻把蔣介石帶回去交給張學良。

“西安事變”最終以蔣介石被扣押并被迫與共產黨談判而告一段落。對于張學良、楊虎城和孫銘九而言，他們的命運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因孫銘九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忠誠和效率，對他進行了豐厚的獎勵，孫銘九迅速晉升為東北軍特務總團團長和抗日先鋒總隊大隊長。

然而事態的發展并不如人愿，1936年12月25日，隨著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飛往南京，西安事變似乎迎來了和平的解決。但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蔣介石到達南京后立即將張學良扣押。即使眾多人士試圖游說蔣介石釋放張學良，但在南京政府中真正能左右決策的人寥寥無幾，而蔣介石本人根本無意釋放張學良。

宋美齡介入此事，她直言不諱地威脅蔣介石，聲稱若張學良有任何閃失，她將公開蔣介石的種種不為人知的秘密。宋美齡的聰明和果斷在多次危機中保護了張學良的安全。張學良晚年回憶時曾評價宋美齡是“極其聰明的女性，現代中國難尋其匹”。

其實在張學良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的當口，孫銘九極力反對，他甚至跪地哭泣，懇求張學良重新考慮，但沒能改變張學良的決定。孫銘九焦急之下求助于周恩來，希望通過政治途徑挽救局面，但為時已晚，張學良已經啟程前往南京。

張學良被囚禁在南京后，東北軍內部陷入混亂。部分軍官主張與南京政府和解，而另一部分則堅決反對，主張硬碰硬。孫銘九屬于后者，堅持對抗南京政府。由于兩派勢力的對立，東北軍內部的爭斗愈加激烈，幾位高級將領在這場內訌中喪命。孫銘九的立場使得他與許多人結下了深仇，尤其是楊虎城，對孫銘九的強硬態度極為反感，并公開發布了通緝令，要求捉拿孫銘九。

他不得不暫時撤離到紅軍控制的蘇區，避免進一步的政治風波。之后東北軍被徹底整編，徹底融入南京政府的軍隊體系，失去了昔日的獨立地位。東北軍的名號，隨著張學良的軟禁和孫銘九等少壯派官員的失敗，成為了歷史。

孫銘九在蘇區的日子并不長。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中共和國民黨達成了合作協議。在多方面的政治考慮下，孫銘九因涉及到王以哲將軍的暗殺而被迫離開中央蘇區。這對他而言無疑是沉重的打擊，被共產黨驅逐，而回到國民黨則無從談起，他陷入了彷徨。

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孫銘九選擇了一條道路，那就是投靠汪精衛的偽政府，雖然這一決定使他背負了“漢奸”的惡名。在汪精衛的偽政府里，孫銘九被任命為參贊武官，后來還兼職豫北的撫安特派員和專員，最后又被派去山東當偽軍保安副司令。這些職務和他在東北軍時做的護衛工作差不多。

但是在那段時間，孫銘九干的不光是正經事，他還偷偷地聯系東北軍的官員，想說服他們也加入日本。他的老同事應德田也是因為生活所迫，跟著孫銘九一起做了漢奸。雖然孫銘九在偽軍中有一定地位，但他基本沒怎么上過戰場，歷史上對他的記錄也不多。

戰爭結束后，日本投降，孫銘九面臨新的困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躲藏后，他最終選擇向蔣介石的政府投誠，希望通過這一舉動洗清“漢奸”的標簽。國民政府利用他的能力，安排他從事特務工作，派他前往東北地區執行多起針對共產黨高層的暗殺任務。

然而這些行動大多以失敗告終，孫銘九最終被解放軍俘獲，并送往哈爾濱。在這里面對解放軍的審訊，孫銘九再次選擇投降。鑒于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角色及沒有造成更大的禍害，加之他的多次轉換立場大多出于無奈，解放軍對他的處理相對寬大，將其留在東北地區，不再追究過去的行為。

新中國成立后，孫銘九因為他在過去那十年里做的一些事被共產黨給審查了一番，他的老部下，也是東北軍的將領應德田，也遭到了同樣的待遇。

同時還有一些東北軍的將領，他們雖然當年沒有站出來跟共產黨一起抗日，但在解放戰爭中投降或被抓后加入了解放軍，后來還當上了教員或軍官，1955年還被授予了軍銜。這種情況在當時還真不少。

應德田對這事兒特別不滿，他為自己和孫銘九感到委屈，抱怨說：“那些人當年連抗日都沒抗過，也沒去救過少帥張學良，跟蔣介石沒過節，沒受過啥苦，也沒跟汪偽那幫人沾邊。他們其實就是跟著蔣介石混到最后大陸解放了。孫銘九可不一樣，他當年真的是為了抗日流過血，出過力。要是他也跟蔣介石混，肯定也能混到他們那種地位。”

這種抱怨雖有情可原，但忽視了一個事實：孫銘九和應德田曾短暫投靠汪精衛政權，這等同于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不論他們的解釋如何，這都是不可抹去的歷史。然而周恩來對孫銘九的看法則更加寬容和深刻。周總理認為不能只憑孫銘九過去的行為來全面評價他，還需要考慮他做出那些選擇的原因。

孫銘九在汪偽政權期間并沒有直接參與屠殺同胞的行動，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積極配合共產黨的政治審查。而且坦承自己曾犯下嚴重的錯誤，表示自己的行為值得遭受嚴厲的懲罰。

周恩來總理作為當年西安事變的關鍵人物，對孫銘九持有更加寬容的態度。他了解到孫銘九加入汪偽并不是出于對抗日的背叛，而是出于經濟壓力和生存困境。周總理認為，對于那些在極端條件下作出錯誤選擇的人，應當給予機會讓他們贖罪和重新證明自己。

經過嚴格的審查后，孫銘九被認為是可以重新做人的。他的漢奸帽子被摘掉了，后來在上海，由當時的市長柯慶施聘用，孫銘九就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當了參事。晚年還當了全國政協委員和上海市政協委員，參與了不少社會活動。但他心里一直有個遺憾，就是自從西安事變之后，他就沒再見過張學良。

說到張學良，1990年的時候，張學良老人家已經89歲了，在一個采訪中被問到如果回大陸想見誰，他沒猶豫就說是孫銘九。這事傳到孫銘九耳朵里，他聽了特別感動，眼淚都下來了。

到了2000年4月8日，孫銘九老人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2歲。他的后人很低調地處理了后事，連遺體都捐給了醫學院。

孫銘九的一生跌宕起伏，最終還算是安詳地結束了。他的一生算是頗具傳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