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鬧白宮，AI開始政變

原創榮智慧南風窗

作者 |榮智慧

編輯 |向 由

唯物的中國芯片產業深度觀察

治大國若烹小鮮。特朗普是治大國如顛炒勺。

短短一個星期，“寵臣”埃隆·馬斯克帶領6名黑客“小將”，把白宮攪得天翻地覆。沸沸揚揚的公務員買斷計劃，背后是“AI換人”的“技術方案”。

有記者拱火，拿出新一期《時代》，封面是馬斯克坐在美國總統“堅毅”辦公桌后，美國國旗與政府效率部“狗狗旗”分立兩側，問特朗普感想如何。特朗普不肯示弱：“《時代》還沒黃呢？”

馬斯克坐在美國總統“堅毅”辦公桌后的《時代》周刊雜志封面/圖源：《時代》周刊

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官僚制度改革，因“操刀者”馬斯克而帶上強烈的“技術方案主義”（techno-solutionism）特色。此次改革不僅撼動了美國傳統官僚制的兩大杠桿——人事與財稅，也在試圖解決“程序正義消解實質改革”時，導致技術工具與民主根基正面相抗。

歷史上，政府發起改革，無不是先著手于效率增益，并調整權力與利益關系。但是，當特朗普推動美國政府決策從公共領域的白箱轉向神經網絡的黑箱，民主亦不可避免地遭受侵蝕。馬斯克的這一套“技術利維坦”，很難“名正言順”地推行下去。

“黑燈政府”

公元1070年，北宋熙寧三年，三司條例司（類似財政稅收委員會）的算盤聲徹夜不息。前一年，參知政事王安石啟動變法。第二年，青苗法、均輸法兩項財稅改革法案被推向高潮，計算任務十分繁重。

公元2025年，計算機屏幕照亮了政府效率部6位年輕人的臉，鍵盤的敲擊聲此起彼伏，其中一位年僅19歲。他們“潛入”美國聯邦各個重要部門，讀取核心數據，用AI模型計算公費的浪費，以及聯邦公務員績效。

實施對外非軍事援助的聯邦政府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已經停擺。“娃娃臉小組”的未來目標是財政部和國防部。

2月6日，眾議院議員、民主黨人邁克·科林斯發社交媒體說：“我今天在國家開發署被解雇了。我負責讓塔利班轉型，本來正有點進展?！?/p>

眾議院議員、民主黨人邁克·科林斯發社交媒體說：“我今天在國家開發署被解雇了。我負責讓塔利班轉型，本來正有點進展。”

聯邦政府項目多具黑色幽默。比如松鼠考察項目，一年花230萬美元數清美國有多少松鼠；聯邦三明治標準委員會，每年花500萬美元定義標準三明治；國家總統發型數據庫，用80萬美元年費將總統發型分門別類……

截至2024年底，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超36萬億美元，人均債務超10萬美元。按照2023年美國GDP27.36萬億美元、2024年增速2.8%的情況估算，當今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120%。

時隔近1000年，汲汲于“數目字”的馬斯克變法和王安石變法面臨著類似的時代問題：“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p>

馬斯克面臨的指責比王安石嚴重，民主黨人直接批評他搞“政變”。因為美國公民課有一條基礎知識——美國政府的制衡制度，依賴于國會如何控制支出。如果馬斯克幫特朗普控制政府支出，相當于“拋棄230年憲政”搞獨裁，用AI搞獨裁更不行。

馬斯克/圖源：@Elon Musk

但AI實在太好用了，其作用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負責“清洗”。只要用AI模型“吃下”聯邦機構的數據庫，就能“吐出”監察大員們想要的結果：哪些人尸位素餐，哪些錢打水漂兒，哪些兵派不上用場——“冗官”“冗費”“冗兵”通通處理。

一方面是負責“接盤”。大部分機構不是不需要任何人，而是人太多。按照馬斯克裁掉推特7成員工的經驗，裁員的本質是AI換人，留下數個核心成員，其他工作都交給AI。

政府效率部正在火速開發一款人工智能——GSAi，由特朗普欽定，任務是接管聯邦政府的辦公系統、合同系統和計算機基礎設施，減少人力投入；并和其他AI工具一起分析政府合同和采購數據，實現AI廉政。

政府效率部正在火速開發一款叫GSAi的人工智能/圖源：@Elon Musk

一旦目標實現，白宮將成為全球首個“黑燈政府”，像“黑燈工廠”一樣實現政務“自動化”。

目前只能“慶幸”馬斯克的Neuralink技術尚不成熟。萬一搞出一套“腦機接口政務評估系統”，美國公務員就不得不“狠斗私字一閃念”了。

制度困局

北宋士人曾將現實困境總結為“冗兵”“冗官”和“冗費”。三者互相勾連，為北宋留下“積貧積弱”的長久局面。

美國的現實也不令人樂觀。

冗官之弊，在于科層制自我繁殖。

首先，機構增生失控。聯邦政府現存438個獨立機構（較1993年增長37%），能源部與環保署在清潔能源領域職能重疊率達61%，每年消耗13億美元協調成本。其次，非生產性崗位膨脹。據政府問責署（GAO）報告，聯邦機構中合規審查類職位10年增長240%，司法部每1名檢察官需配備2.3名文書處理員。再次，旋轉門制度化。布魯金斯學會研究顯示，過去5年從監管機構離職的官員中，68%進入其曾監管的行業，催生"監管套利"型崗位。

荒誕的是，為了解決冗官問題，不少部門花大價錢制作績效評估報告。錢是花了，問題依然沒解決。像1993年《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PRA）異化成"為評估而評估"的法案。教育部每年花費2300萬美元制作績效報告，沒有任何實質改進措施。

政府效率部（@DOGE）在社交平臺發文稱，據估計，2023美國財政年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劃中的不當支付金額約為 1000 億美元，占當年政府整體不當支付的43%/圖源：GAO

冗費之弊，在于財政紀律全面潰敗。

首先，自動支出機制失控。法定強制支出（醫保、社保等）占預算比例從1962年28%升至2023年63%，國會實質性審查空間被擠壓。其次，軍事—工業復合體吞噬效應。F-35戰機項目超支81%（1720億美元），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游說支出與國防合同金額增長曲線高度吻合。再次，數字化沉沒成本增加。國稅局仍在運行60年前的COBOL系統，2023年IT升級支出87億美元中，73%用于修補舊系統漏洞。

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測算，若不改革現行體系，到2033年國債利息支出將超過軍費，形成"借新還舊"的死亡螺旋。

冗兵之弊，在于路徑依賴，陷入能力過剩和戰略透支的雙重困境。

首先，全球基地支出拖累。800個海外軍事基地年耗資1500億美元，沖繩基地每名駐軍成本是本土的7.3倍。其次，軍工研發低效循環。高超音速武器項目10年投入420億美元，測試成功率不足17%，而同期中俄已部署實戰型號。再次，退伍軍人事務黑洞。退伍軍人事務部醫療系統積壓案件達89萬件，行政開支占預算比例從2001年12%升至2023年的23%。

2023年美國國防預算占全球38%，但陸軍戰備完好率僅58%，反映出其“重采購、輕效能”的制度缺陷。

美國2001-2020年陸軍MILCON資金變化/圖源：winga

美國“三冗”困境有其制度根源。

根植于分權制度，國會委員會產生“立法尋租”，每個眾議員平均關聯2.7個特定產業補貼條款，形成政策賄賂合法化。

根植于短政治周期，促成了“4年改革周期律”，奧巴馬醫改、特朗普減稅和拜登基建計劃互相抵消，累計形成數萬億美元制度轉換成本。

根植于公民社會監督，全美4800個行業游說組織構成"影子官僚體系"，FDA新藥審批中90%的專家顧問存在藥企資助背景。

技術獻祭

檢視1月20日以來的“馬斯克變法”，可以發現其出手精準，但觸及未深。

冗官處理方案，策略是私營部門管理邏輯的公共化。如買斷計劃，向主動離職公務員支付8個月薪資；或者直接發送裁員郵件，實現機構“瘦身”。

冗費處理方案，策略是外圍逼近中心。政府效率部首刀砍向LGBT組織撥款，測試改革阻力。2025年2月開始向年預算近500億美元的國際開發署動刀，后續將逐漸指向白宮核心權力機構支出。

冗兵處理方案，目前尚未成形。馬斯克此前曾多次抨擊美國國防部，花大量經費研究“舊時代戰爭”。他力主研發AI無人機部隊，以專注于“未來戰爭”。美國國防部和軍隊的“AI換人”亦迫在眉睫。

這些降本增效手段，是馬斯克管理特斯拉、X、SpaceX等企業所常用。馬斯克曾將Model3量產周期壓縮至傳統車企的三分之一；接手推特時一舉裁掉75%的員工。

馬斯克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遭抗議/圖源：視覺中國

降本增效能不能真正“富國強兵”，恐怕壽命只有兩年的政府效率部難以保證。

老羅斯福反托拉斯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將鐵路運費降價與中西部農民利益相捆綁。今日的美國改革缺乏類似的政治同盟構建——特朗普前腳增加關稅，他的選民后腳就上街游行。特朗普2017至2020年第一任期內所加征的關稅，其經濟負擔最終大多由美國消費者承擔，彼此的利益沒有完全錨死。

改革過程中，馬斯克也遭受了鋪天蓋地的抨擊。反對派和北宋舊黨一樣，先發現馬斯克的道德缺陷“孜孜以求利為先”，作為世界首富、多家企業創始人的馬斯克自然跳進黃河也洗不清。而且NASA的新局長和SpaceX關系甚篤。

作為民意溝通渠道的國會電話系統，每分鐘涌進1600通電話，系統直接癱瘓。猶他州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柯蒂斯的一名助理估計，打到其辦公室的電話中，大約60%是批評馬斯克，另外40%與特朗普的內閣人事提名有關。

民主黨也未能獨善其身，來電群眾也大罵民主黨無能。

反對者的指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馬斯克的黑客小將入侵財政部數據庫，讀取個人社保數據；用AI控制預算——同時動搖了公民隱私、民主治理之“國本”。白宮前隨即爆發大規模示威，標語為“馬斯克下課”。

可以說，在動搖國本層面，此次改革引發的憲政危機開始露出端倪。

當地時間2月4日，抗議者在美國財政部外抗議馬斯克削減成本的行動

相比20世紀初老羅斯福借用“科學管理”理論打擊托拉斯，特朗普—馬斯克聯盟借助“技術方案主義”，將政治問題拆解成一個個技術問題、數字問題，用算法理性取代建制派權威。

而技術方案主義雖然可以短暫解決眼前的“三冗”困境，通過效率數字取悅選民，同時也埋下了更深層的治理悖論：算法重構權力規則，技術威權消解民主根基，“數字棄民”晃動憲法框架。

改革需要里根式的政治魄力，更需要哈密爾頓式的制度智慧。只是，當1787年制憲者設計政治制度時，誰也無法預見深層政府與數字寡頭的雙重沖擊。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