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訴訟道路上，愿你選擇正確

在刑事訴訟道路上，愿你選擇正確

人啊，無路可走，難；選擇太多，更難。前者為難的是窘迫的現狀，后者為難的是猶豫的心。同一個病，不同的人，同樣的藥，效果未必一樣。醫病也在醫心，訴訟依然。

執業十幾年，遇到的案件無數（沒詳細數過的意思），遇到的人也無數，每一個當事人都難，各有各的難。其中有一種難就是選擇困難癥的難。

之前辦理的一起涉及保健品類合同詐騙罪案件，當事人家屬的難在于社會關系和辯護之間的選擇難；在一在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案件中，當事人猶豫于辯護律師本身是否自帶社會資源的難；在一起涉嫌暴力犯罪案件中，在當地律師與外地律師之間的選擇上思前想后；在一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當事人在如何供述上的選擇難……諸如此類。訴訟案件不僅僅是在案件事實查明、性質認定上難，還難在當事人的選擇難。

為什么會選擇難，我想無非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外界干擾因素太多。外界因素來自于各個方面，當事人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有棗沒棗打一桿子的心態。但是沒有抓住主要癥結所在，無法對癥下藥。

記得在那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我介入是在一審階段，第一次會見當事人就跟我說他供述應該如何說。我當時非常詫異，已經到審判階段了，對于如何供述這個問題還沒有搞清楚，那他原來的筆錄到底是怎樣的呢。通過家屬了解到原來是外來的信息量太大，紛繁復雜。這些信息中，有些對他是誘惑，有些對他是擔憂，總之沒有正確面對。可以講，是那些過多的干擾信息讓他瞻前顧后、左右為難，高估了各種外界能力，在極其僥幸心理的作用下，精準地貽誤了各種時機。

第二自身專業知識短缺。外界因素多是好事，如果自己有判斷能力的話，這些外界因素反而是對自己認識不足方面的有效補充。但是專業知識并非一朝一夕通過咨詢就能清楚其背后原理的，尤其是在法定犯罪為主流的當下。

記得在另外一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我介入也是在一審階段。我第一次會見，被告人提出明確的疑問：我到底是不是虛開啊，我覺得辦案機關說的有道理，但是自己覺得又不是。這是對犯罪構成要件認識不清或者根本沒有認識導致的。還有一起傳銷犯罪案件，當事人也是問我他這種行為到底屬不屬于傳銷？同樣認為指控好像有道理，但自己又覺得哪里存在問題。

你看，這些都是專業知識短缺造成的，在沒有專業律師解惑時，無法有效面對辦案機關和之后的訴訟。在那個傳銷案件中，我第一次會見時把傳銷犯罪的核心要件和形式要件幫其講解和區分后，他自己就認為自己不屬于傳銷犯罪，可能是在拓展業務方式方面出了問題，但不構成傳銷犯罪。

還有一起銷售偽劣產品類的案件，當事人認為自己不構成犯罪，但是不知道怎么有力辯解。這種情況同樣需要律師結合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給其講解，記得在之后的會見中，他說原來是因果關系認定方面出現了問題。

還有一起洗錢罪案件，他朋友把錢給了他，他就對外放貸了，當事人當然地認為自己就是在幫他朋友洗錢。通過這么簡單的理解，就將放貸等于洗錢罪這個邏輯建立起來了，也實在令人唏噓。

第三放不下的東西太多。在關乎人身自由、巨大財產利益面前，迷失是難免的。尤其在認罪認罰的案件中，被告人在認罪認罰與不認罪認罰之間猶豫不定，最后選擇了讓自己后悔的那條路。記得在一起強奸罪案件中，行為人稱其是違心地承認犯罪的，當時就是為了家人不被更多地干擾。而時至二審自己雖然心有不甘，但也心灰意冷，悲觀至極。

放不下親人（父母、子女和愛人）、財產以及職務、榮譽等等，拎不清、放不下，顧慮太多，再加之無法理清外界的干擾，將個人自由交付輕易給了不切實際的承諾，有時候這一轉念就是榮辱永隔。

選擇難不是沒得選，而是沒有主心骨，沒有清醒理性的認識，沒有一顆傾聽自己內心聲音的心，沒有正確理解和認識清楚案件事實和法律規定。

醫病也是醫心，病情好把，人心難測。訴訟同樣，罪名相同，心理不同、選擇不同，堅持與妥協，結果或許迥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