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荊斬棘的山西銀行

2月25日，隨著山西銀行披露2025年同業存單發行計劃，其2024年度經營概況也隨之出爐，經營業績方面，截至2024 年末，山西銀行資產總額 3599.46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1%；2024年累計實現營業收入31.68億元，較上年增加0.6%；實現凈利潤0.51億元，較上年的8.31億元，減少93.86%。

資產質量方面，截至2024 年末，山西銀行撥備覆蓋率達154.76%，較上年末減少47.98個百分點；不良貸款率達2.5%，較上年末增加0.76個百分點。

面對這樣一份令人大跌眼鏡的數據，山西銀行瞬間就成為了討論的熱點，但其實仔細看這份財報的數據細節就不難看出，這里邊的數據有極大的“水分”在內，無論在資產總額和全年營收兩項數據上，山西銀行在2024年均保持了上漲，那么凈利潤突然的驟降則很可能是大幅計提了撥備。

結合其在2024年合并的數家村鎮銀行來看，這些合并項也成為了他的拖累項。那么對于山西銀行來說，面對又一次困難，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快速化解這些風險，不如從過往來具體看看山西銀行的實力。

2020年，山西的金融體系面臨一場巨大的改革，其中晉城銀行2020年前三季度營業收入同比下滑25.17%，凈利潤同比大降65.23%，不良貸款率上行至3.79%，撥備覆蓋率跌破監管紅線降至132.94%；晉中銀行、長治銀行2020年前三季度凈利潤均同比跌超50%；大同銀行2020年上半年凈利潤同比下滑76.17%；陽泉市商業銀行則一直未披露2019年年報。

面對如此險境，將這五家城商行合并成立一家省級城商行也勢在必然，2021年4月，在上述五家城商行的基礎上，山西銀行正式掛牌營業。

成立之初的山西銀行不良貸款率偏高，為3.29%。于是，為前瞻性消化風險，主動處置歷史遺留問題，成立首年，通過清收、轉讓、重組等方式，山西銀行累計化解風險資產125.99億元。同時，由于計提了大量的撥備，山西銀行2021年業績出現了大幅虧損，凈利潤虧損高達46.73億元。

在隨后的2022年及2023年，山西銀行在收入結構段與成本管控端雙重發力，財報顯示，2023年凈利潤12.96億元，同比增幅高達64%，資產利潤率從0.13%翻倍至0.25%，這兩項指標不僅遠超同期城商行平均增速（約8%-10%），更標志著其徹底擺脫了重組初期的財務困境。

盡管成本收入比仍維持在80%的高位，但其在科技投入與人力成本上的戰略性支出，實則為長期效率提升埋下伏筆。對比同類銀行，山西銀行在不良資產處置成本上的大幅下降（清收15.3億元），亦間接釋放了利潤空間。

與此同時，傳統依賴存貸利差的模式被打破，手續費及傭金收入占比從5.77%提升至8.13%。通過代銷理財、托管業務等中間業務的拓展，山西銀行逐步降低對利率波動的敏感性。例如，其推出的“財富管理季”活動帶動理財銷售規模增長40%，顯露出向輕型銀行轉型的潛力。

在處理不良資產方面，山西銀行更是開展了一場刀刃向內的攻堅戰，僅2023年山西銀行綜合運用現金清收、核銷、AMC轉讓等市場化手段，年內處置不良資產15.3億元。

尤其在房地產領域，通過“保交樓”政銀企合作，將部分爛尾項目轉化為可控債務，避免了區域性風險的擴散。更值得關注的是其創新嘗試——引入戰投參與煤炭企業債轉股，將不良債權轉化為長期股權投資，既緩解企業償債壓力，又為銀行鎖定未來收益。

此外，通過“智能風控中臺”的搭建，山西銀行將貸前審查（如利用稅務、海關數據交叉驗證）、貸中預警（抵押物價值動態監控）、貸后管理（現金流預測模型）全流程數字化。

2023年新增不良生成率下降18%，顯示出風控系統的前瞻性。不良貸款率也由成立之初的3.29%降至1.74%，同時撥備覆蓋率也達到了202.74%，超過監管標準的120%。

從股權結構來看，山西銀行現有股東基本都是由山西原五大城商行股東轉變而來，股東數量眾多，有284 戶法人股東，2808 個自然人股東，且法人股東多以民企為主。民企股東因自身經營狀況往往存在較大的資金需求，這容易導致銀行出現股權掛牌轉讓或者拍賣的情況，進而影響銀行股權結構的穩定性，不利于銀行的長遠戰略規劃和穩定發展。

面對這一狀況，山西銀行開始對股權進行優化，注冊資本從239.96億元增至258.94億元，國有股占比提升至74.37%，這一變化強化了地方政府對銀行戰略方向的主導權。在化解地方隱性債務、支持國企改革等任務中，國有資本的集中使其能夠快速響應政策導向，例如向山西焦煤集團提供50億元轉型授信，既服務實體經濟，又獲取優質資產。

在以上的基礎上，山西銀行以場景嵌入為核心，重構金融服務生態的全新模式積極尋求數字化轉型。

首先是智慧網點平臺覆蓋97%的線下網點，看似是硬件升級，實則通過AI客服、遠程面簽等功能，將傳統柜臺轉化為“輕型服務樞紐”。例如，老年客戶通過“手機銀行關愛版”可一鍵連接人工客服，解決了數字化鴻溝痛點。

其“綠色金融和雙碳管理平臺”不僅服務于新能源項目，更聚焦山西傳統產業的低碳轉型。通過將碳排放數據納入授信模型，為焦化企業提供技改專項貸款，實現了金融工具與地方產業升級的精準對接。 這一過程中，山西銀行的技術投入始終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非接觸式金融服務”，通過線上供應鏈金融平臺為小微企業放款超30億元，技術真正轉化為抗風險能力。

可以說在過去的兩年中，山西銀行從行業的“先例”一步步走向行業的“先驅”，在短短兩年半時間里，通過自身不斷的努力快速消化了歷史的包袱。

山西銀行的兩年蝶變，揭示了一條清晰的轉型路徑：以風險化解為前提，以科技賦能為杠桿，以服務地方為根基，最終實現商業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共振。其經驗表明，區域性銀行不必困于“規模崇拜”，而應立足本地經濟特色，將風險壓力轉化為改革動力。在金融供給側改革深化的當下，山西銀行的實踐為行業提供了一個“小而美”的發展范本——唯有扎根區域，方能基業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