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律師最容易產生的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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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標志

為什么重視律師的問題？我認為，律師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標志。前幾年，孫國棟主編《中國大律師》，約我寫序，我就以《律師興則國家興》為題，指出了律師對于國家的重要性。文中指出：“律師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真是又熟悉又陌生的名稱，五十年內一半熟悉，一半陌生。在建國五十年中一個職業遭到歷史這樣截然不同的評價，律師可以說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是，不論歷史如何不公正地對待律師，律師畢竟對共和國起到了它應起的作用。律師中也畢竟有一些杰出的人物，需要歷史把他們記載下來。”律師興則國家興——只有律師制度發達了，國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夠更加完善，律師制度的成敗關乎國家的興亡。

1951年到蘇聯留學時，我看到蘇聯也有律師存在。但后來逐漸了解到，蘇聯的律師更多只是一種形式或者象征。這跟我們改革開放前后的情況恐怕一樣，有律師制度，也有律師，但是律師的作用卻極其有限。在蘇聯，我的印象中律師不是人們所向往的職業。所以我常常說，律師制度跟一個國家政治開明程度是直接有關系的，越是專制、越是封閉的國家，越是排斥律師所起的作用。

我們看西方國家，對人權的重視、對法治的重視，很大程度上都表現在對律師作用的重視上。每個人被捕的時候，警察馬上要說，你有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辯護的權利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請別人行使。律師的權限也很大，無論是審判還是偵察期間，律師都可以參與其中。而且，律師在社會上，也得到了很高的尊重。

西方國家法律制度中，律師的地位和作用在審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律師和檢察方是平等的，控辯雙方是站在同樣的位置上，而法官則代表法院，高高在上并且絕對中立。在審理過程中，控方從法律的角度提出了控訴被告人的理由，然后律師則要通過自己的工作，向法官和陪審團證明，控方的控訴是站不住腳的，使法官相信被告人的無辜或者輕罪。從法律地位上來說，控辯雙方的地位是完全一樣的。可是就中國的司法狀況來說，還遠沒有達到這么文明的高度。就拿當年審判“四人幫”來說，法院、檢察院都高高在上，而律師在為“四人幫”辯護過程中，則得仰視法院和檢察院。這明顯是很不平等的。從這一點來說，中國應該大力發展律師制度，更應該把律師制度的重要性提到政治的高度來認識。

中國律師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中國律師現在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為金錢所誘惑，從事律師職業，卻以發財為目的。甚至有的律師本身，都不專門做律師了，一旦有錢，就馬上開公司，就跟商人結合起來了，完全走商業化的道路，這是很危險的。我想律師還是應該憑借自己在法律方面的技能，來為客戶服務，在服務的同時賺取合理的報酬。如果律師試圖靠法律方面的知識壟斷而經商，這太可怕了。

1875年，在美國律師協會第一次會議上，美國著名律師吉爾頓說過一段名言。他說：“先生們，毋庸置疑，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看不到這樣的一個事實，即在本世紀的最后的25年里，我們律師的地位、培訓、教育和道德都存在著嚴重的衰落趨向，該協會所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律師職業提高到更高、更好的水準。如果律師事務所僅僅變成了一種掙錢的方法，一種盡可能方便而又甘冒任何風險的掙錢方法，那么律師就墮落了。如果律師事務所僅僅是一個試圖打贏官司，并且通過向司法機關走后門而打贏官司的機構，那么這一機構不僅墮落而且腐敗了。”

看了這句話之后，我感到很震動。我想這里面他指出了幾個問題：

第一，律師道德衰落的趨向，就是一味在于商業化，一味追求掙錢，掙錢是唯一的目的。我們在市場經濟下，絕不能把掙錢和人格作為對立的東西。但是它們又有對立的一面，掙錢越多，人格和道德的東西就衰落了，那么甚至錢越多，友誼就越少了。我想這個問題，從吉爾頓的講話里面就已經提出來了。

第二，律師事務所變成了一種掙錢的工具，一種盡可能方便而又甘冒任何風險的掙錢工具。律師的掙錢工具是方便一些，不需要多少投資。要辦一個公司還要最低注冊資本，而律師事務所，過去叫律師間、律師樓，一間房子、一個電話即可開辦一個律師事務所。律師憑的是腦袋里面的知識，憑的是自己的經驗在辦案。但如果甘冒任何風險，那就是不擇手段了，所以第二個危險就是律師甘冒褻瀆法律的危險，說輕一點，也可能是甘冒規避法律的危險。從我們民法來說，規避法律還不算了不得的事。但是你要褻瀆了法律，甚至本身就是違反了法律，那這個問題就復雜了。

第三，金錢為上。如果僅僅是為了金錢而不擇手段，那他就是墮落，這就是剛才我講的職業的兩重矛盾問題，司機為了多賺錢，可以故意載客多繞路；律師也可以為了多賺錢，在法律上多繞路。我曾說過，律師有個服務之道，有個治國之道。服務之道是如何為當事人來服務，他給我錢，我給他服務，單純的金錢服務關系；治國之道是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尊嚴，來維護社會的正義公平。律師為自己的當事人服務好，那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把這個凌駕于其為社會所盡的義務之上，那就是錯誤的。

第四，為了打贏官司，向司法機關走后門。這樣一來，就不僅墮落，而且腐敗了。我想這句話，在今天聽起來也應該說是非常現實的，具有警鐘的作用。法院經常愛談這個問題，說法院的腐敗是律師引導的，律師勾引法院。而一些律師說，我現在真是麻煩，天天得應酬法院，又膩又煩，可是中國的現狀，不請客、不招待，就辦不成事。到底是誰勾引誰啊？律師為什么要找他呢？法官手中有權，律師手中有錢。但是法官不是自己的權，是國家的司法權；律師也不拿自己的錢，是當事人的錢。現在的司法界，錢權交易無非是律師用當事人的錢來和法官手中的國家司法權做交易。而在司法界現在最危險的是這個問題。

近些年來，全國人大會議在審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時，投票中的反對票、棄權票數量不小，而且年年增多，反映了人們對司法腐敗的不滿。人們對于法院和檢察院的不滿，說透了就是腐敗問題。我們律師在里面起到多少作用呢，這個板子打到哪兒？有多少要打到律師的身上呢？

律師最容易產生的職業病

律師最容易產生哪些職業病呢？

第一個是麻木。在學校里，我這一輩子都是從事法學教育。我跟同學講，你們在學校慷慨激昂也反對腐敗，你們可以說反對這個、反對那個，這個不滿、那個不滿，可是一當了法官之后，可能比老法官還黑。在學校學習的時候赤子之心，真是滿腔熱忱，但是一到了官場，一旦從事某些職業，他的赤子之心就容易麻木了！我覺得，現在學法律的人面臨的問題，主要就是缺少赤子之心。

對于司法界黑暗腐敗的問題，律師應該說是最先知道的。我說“春江水暖鴨先知”，司法腐敗律師先知！那么法律的強大或者軟弱，法律里面的各種問題應該說律師最有親身體會的，這是我們司法改革、我們法制建設動力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你最先知道，甜酸苦辣體會得最深啊！

但是，我們有很多律師碰到這些東西忍氣吞聲，一句話不說，明哲保身。我看到一個消息，有人對蛤蟆做了一個實驗，把一個蛤蟆扔到開水鍋里，一扔這個蛤蟆就跳出來了，那水太燙了。但是，如果你把這個蛤蟆放到冷水里面，慢慢加溫，它舒舒服服就死了，一點都不動彈，還是閉上眼睛、舒舒服服地死了。我想這就是我們對于習慣、對于周圍的環境逐漸就習慣了，習以為常了，習以為常就是麻木了，所以我說，這個問題對于我們來說很值得注意。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老是在憂患中，她就有一個十足的動力老是要不斷奮斗。一個人有些磨難，有些困苦他要不斷地奮進。如果都是在安樂的生活里面，小汽車也有，房子也很好，東西也很多，很舒服，生活很富裕，就會缺乏朝氣，缺乏勇氣。我不是讓律師人為地去過苦行僧的生活，但是如果過分安樂，而且是過分的精神上的安樂滿足安于現狀，我看這個國家就危險了，這個民族也就危險了。

第二個是浮夸。浮夸是律師的另一個職業病。有些人跟我講，他說找過某個律師，這個律師跟他承諾，法院人都認識，這案子交給他沒問題。有些律師可能能耐不小，有的可能能耐還不太大，但是包打官司，跟當事人說起來，口氣很大、信心十足。這個現象我覺得值得注意。

當然你可以說，律師為了拉案源，總要跟當事人說好一點，不能說我一點本事都沒有，我在法院一個人都不認得，那誰找你？律師本身，就是靠自己的知識和機智來辦事，你的知識、你的聰明、機靈，能夠幫助你非常敏感地抓到一些有利于當事人的東西，那么如果我們再不注意這一點，就最容易產生浮夸，而浮夸的進一步，就是產生虛假甚至欺騙。

對于律師、法院、政府以及任何一個行業，現在仍然要警惕浮夸，尤其作為律師，貴在嚴謹、科學、老實。我奉勸律師幾個字：“嚴謹、科學、老實”。律師是嚴謹的工作，容不得半點虛假，半點浮夸，到法院打官司要嚴謹，要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法律是哪一條，證據是哪些，要一個一個擺出來。辯論時要用哪個證據、法律依據，不一條一條摳行嗎？必須要以“真實”作為基礎。我們看到西方國家法院的象征中有天平，天平大家都知道表示公平。大家還看到國外法庭用一個錘子，我們古代是用驚堂木，外國用錘子敲，一敲案子就定了。在法庭上無非三個東西，一個是公平，一個是真實，第三是最后裁斷。就像一個人進了教堂一樣，進了教堂在懺悔時還撒謊，那心就嘣嘣跳了。

財政部和有關會計部門曾召集過一個專家座談會，討論會計事務所對出假證要承擔多大責任。這里沒有講律師，但是，我們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制企業要有律師的證明。如果律師開具了虛假的東西，律師、律師事務所要承擔什么責任。我想現在律師也要打假，不僅打假律師，還要打律師的假行為、律師的假話。我們民法講在世界各國通行八個字，即被稱為民法中的“帝王”條款的是“誠實信用，公序良俗”。“誠實信用”現在還用，“公序”是指公共秩序，“良俗”是優良風俗，我們叫社會主義道德。我想這八個字是我們市場經濟社會中法律里面的根本東西。這幾個字也是律師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準則。

來源：愛思想網，轉自：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81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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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后的話

如果自由與正義還值得熱愛，如果民主與平等還值得追求，如果社會的文明與公民的尊嚴還值得贊頌，那么法治精神就應該得到最廣泛的播撒與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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