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真的是一篇《仇國論》導致滅亡的嗎？

一直以來，三國蜀漢的滅亡簡直有點莫名其妙。很多人都說是譙周的《仇國論》導致的蜀國滅亡，真的是這樣么？

我們先來看看譙周的《仇國論》：“因余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并爭于世而為仇敵……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以取天下乎？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并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后動，數合而后舉。”

翻譯過來就是：我們蜀漢（‘因余之國’）國力弱小，而曹魏（‘肇建之國’）國力強盛，兩國相爭成為仇敵……從前商周交替之際，王侯世代尊貴，君臣關系穩固，百姓習慣于舊制；根基深厚的難以拔除，占據穩固的難以動搖。在那樣的時代，即便是漢高祖劉邦，又怎能提劍躍馬奪取天下呢？如今蜀漢與曹魏都已傳承數代，天下不再是秦末大亂之局，而是類似戰國七雄并立的形勢（此處譙周以戰國比喻三國）。因此，我們應當效仿周文王（積蓄實力、等待時機），而不要勉強效仿漢高祖（冒險爭奪天下）。百姓疲憊則動亂將生，君主懈怠、臣下暴虐則國家將分崩離析。諺語說：‘射箭多次失手，不如瞄準后再發。’所以智者不會因小利而分心，不會因似是而非的意圖而改變策略，時機成熟才行動，條件具備才舉事。”

單從內容來看，好像也沒什么問題啊！勸誡不要妄動刀兵，要休養生息，一旦發兵，就要一舉中的。我們再來看看蜀漢當時投降的詳細過程。

公元263年，司馬昭想要大舉進攻蜀漢，朝臣多數認為不可以。因為彼時蜀漢尚有十余萬軍隊，又有劍閣天險，恐是徒廢勞力，無功而返，只有鐘會積極贊成。

于是，司馬昭任命鐘會為鎮西將軍，準備圖蜀。當年八月，鐘會率領15萬大軍進入漢中，但被蜀軍阻擋在劍門關外。魏軍缺乏糧食，只能暫時退軍，看來好像是無功而返了。

這時，征西將軍鄧艾提出用少量奇兵突襲成都的設想。他親率少量精銳部隊通過險峻的陰平小道，翻越大山，鑿石開道，歷盡艱辛，抵達江油城下，鄧艾做好了艱辛攻城的準備，沒想到的是，蜀軍守將竟然不戰而降。

蜀后主聞報，命諸葛瞻率領十萬迎故，在綿竹與鄧艾的軍隊相遇。當時雙方兵力懸殊，鄧艾只有兩千多±卒，而且沒有任何重裝備。魏軍中部分將領甚至產生了畏敵怯戰情緒。然而，擁有絕對兵力優勢的蜀軍卻一戰而潰。更荒唐的是，在蜀軍主力依然堅守北方要隘成都城防堅固，守軍尚有數萬人的情況下，蜀后主卻匆匆率百官出城投降。蜀國為什么要投降，而且急不可待地投降?

根據當時蜀國投降魏國的民記記載：亡國之時，蜀國總人口有九十四萬余，有帶甲兵士十萬兩千，官吏四萬。差不多每兩戶人家就要負擔一名軍人或官員。一個小小的蜀國實在是負擔不起了。

由此可見、蜀國上下對連年戰爭帶來的深重災難已經到了再也無法忍受的地步，厭戰情緒可以說蔓延到了每個人的骨子里，戰爭的精神意志已經崩潰。他們寧愿以自欺欺人的借口向敵方投降，也不愿再進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戰斗。

蜀國的敗亡根本就在于它不恤國力和民力的窮兵黷武。昭烈帝劉備立國時期，由于劉備的人格魅力，頂級文武人才的齊心協力，使得蜀國軍民一心，國力蒸蒸日上。但是由于關羽大意失荊州，敗走麥城，加之張飛被部將背叛，導致劉備發動兵敗夷陵之戰。此戰后，蜀國國力大傷，更可怕的是，自此給蜀國基本定下了一條基本國策，繼承先帝遺志，光復漢家江山，由此，拉開了蜀國不斷發動戰爭的序幕。據統計，僅后主執政期間，由蜀國發起或卷入的大小戰事就有二十二起。

這一切又和諸葛亮的軍事指導思想分不開。諸葛亮的施政能力，軍事能力不必細說，在史上留下了濃濃一筆。立國之初，他對蜀國的有效治理，無論是內政外交都顯示了他卓越的才能。但恰恰是諸葛亮的繼承先帝遺志戰爭思想，將蜀國長期綁在戰爭的戰車上，并最終送進墳墓。

自蜀后主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起，諸葛亮連續八年發起北伐魏國的戰爭，直至他在五丈原去世。這一系列戰爭，雖取得一些小小的攻城略地的戰果，但總體上是得不償失，特別是耗費了蜀國巨大的財力和民力，并沒有守住攻城略地的成果，每次隨著蜀軍的撤退，先期所取得的城池，也都陸續的丟失。

朝廷上下，漸漸地有了反對聲。但諸葛亮堅持他的戰爭理論，繼承先帝遺志。在那篇有名的《后出師表》中，他用五個“不解”來駁斥反對他用兵的意見。他的第一個“不解”是說高帝(劉邦)那樣英明，身邊的謀臣那樣能干，還涉險作戰，危然后安。而現在陛下(后主)不如高帝，謀臣不如良(張良)平(陳平),居然想不靠打仗坐定天下，行嗎?而第五個理由是說這些年來，趙云、陽群等一大批將領相繼去世，這些都是幾十年間從四面八方網羅來的優秀人才。如果不打仗，那么再過幾年，將自然損失三分之二，那還靠誰去破敵?

諸葛亮不僅壓制了朝中反對打仗的聲音，而且嚴厲處置了消極厭戰的李嚴等大臣，以延誤運送軍需的罪名將李嚴廢為平民。于是滿朝文武三緘其口，全國上下只有一個北伐的聲音了。

諸葛亮去世后，先后繼任蜀國大將軍的蔣琬和費祎審時度勢，一反諸葛亮的做法，果取了斂兵息戰保土養民的方略，蜀國百姓得以度過十幾年和平的日子，蜀國國力也眼見的好了起來。但當姜維接過軍事權柄，蜀國的戰爭機器又開動了。

雖然諸葛亮已經去世十多年，但他對蜀國政治的影響力依然不減。姜維便是將自己定位在諸葛亮軍事路線的繼承人上--繼承丞相遺志。他不顧蜀國尚未從昨日的戰爭中恢復元氣，以繼承丞相遺志為名率軍連年北伐，使得蜀國又連續十二年干戰爭狀態。可惜的是，他的北伐如同諸葛亮一樣，白白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卻毫無一點實質性成果。

就這樣，慢慢朝廷又有了不同的聲音。大臣譙周特地寫了《仇國論》,指出軍旅頻出、百姓凋瘁將引發的后果：“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將軍廖化也對后主說：“用兵不止，必定要引火燒身。現在姜伯約(姜維)就是這樣，智謀超不過敵人，兵力卻比敵人少，但卻用兵不止，這真是太危險了。”

可惜的是，這些不同意見都被姜維所取得的一些小小的勝利化解了。直到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姜維大軍被魏軍新起之秀鄧艾所敗，蜀軍不可成勝的神話也徹底破滅。

此后戰局急轉直下，每軍只持守勢。還不到五年，蜀國即在魏軍大舉進攻下覆亡。

由于戰爭頻仍，蜀國內百業凋敝，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對蜀國的歸屬感大大的降低，對戰爭的厭惡也越來越深。蜀后主在魏軍逼近成都時還在猶豫，是否逃到南方，但譙周一番話徹底打消了他的念頭。

譙周說，因為連年征戰，南方百姓已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陛下難道還能指望南方士民支持您嗎?

于是，當聽說鄧艾軍隊掩至，蜀國“百姓擾擾，皆奔山野，不可仰制”,由此可見，蜀國并不是一篇《仇國論》就覆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