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美國化生存！在胡佛和特朗普的加稅輪回中，世界正急速“東升西落”

吾球商業評論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央視新聞一語中的：“打”不過就加稅，美國“自殘”上頭|來自網絡】

吾球商業地理：

今天，當我們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重蹈“關稅—蕭條—戰爭”的覆轍，還是以智慧重塑全球化？答案無疑取決于我們能否從歷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訓——合作未必帶來即時利益，但對抗必然招致集體毀滅。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網絡；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喲嚯

似曾相識“特”歸來。這兩天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到處猛砸，讓兄弟也是鳳凰衛視知名主持任韌驚呼，1929年又回來了！

在他看來，一戰和二戰之間，這短暫二十年的和平光景，以1929年為界，前十年是戰后復蘇伴隨全球化蓬勃興起，后十年是全球化退潮，大蕭條席卷全球！

那么，1929年到底發生了什么？牛逼閃閃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橫空出世了。

1929年由兩位共和黨議員提出，1930年由胡佛總統簽署生效的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打著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和國內經濟的旗號，向全球貿易伙伴大規模征收關稅，隨即引發多國反制，全球爭相筑起貿易壁壘，成為大蕭條的重要推手之一。更要命的是，大蕭條在全球引發不同程度的大通脹、大失業，經濟崩潰乃至政權更迭。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和東亞滋養壯大，直到1939年二戰爆發。

說起來，1929年之前的幾年還像是個好日子。一戰后，國際社會在凡爾賽體系下試圖重建秩序。美國憑借戰時積累的資本優勢，通過“道威斯計劃”向歐洲注入資金（它讓我想起了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前者提升了漂亮國地位，后者更擴大了漂亮國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推動了其經濟的繁榮?），以期推動歐洲經濟復蘇。1920年代，全球貿易量增長超過40%，國際貿易網絡逐漸恢復至戰前水平。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和出口國，其汽車、鋼鐵、電氣產品主導國際市場，1929年出口額占全球總量的16%。

然而，這種繁榮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之上：首先，歐洲國家為償還戰爭債務過度依賴美國貸款，而美國高關稅政策（如1922年《福特尼-麥坎伯關稅法》）阻礙了歐洲通過出口賺取美元的能力，埋下債務違約隱患；其次，美國農業因機械化擴張導致生產過剩，價格持續下跌，農民收入銳減，成為推動保護主義的核心力量。還有就是，華爾街股市在投機驅動下瘋狂上漲，道瓊斯指數從1921年的63點飆升至1929年的381點，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

總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單向流動”——資本與商品從美國向外輸出，但市場準入壁壘卻在各國悄然筑高，為后續危機埋下伏筆。所以，這一段全球化的甜蜜期很快就被證明是短暫的，有點像是繁榮的幻像。隨著1929年10月股市崩盤，美國經濟陷入恐慌。除了道瓊斯指數暴跌，工廠開工率只有80%。

漂亮國自然會有很多自作漂亮的人。像猶他州共和黨參議員斯穆特認為美國經濟下滑不是自作，而是別人造的——問題出在關稅太低了，導致歐洲商品大量涌入，搶走了美國市場。 要讓美國再度繁榮，必須要瘋狂的加關稅。 于是，他還拉上了和自己智商同樣在線的眾議員霍利向國會發起了增加關稅提案。 要命的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很多農場主也聞風而動，覺得他們說得對。 情緒之下，美國各行各業快速形成共識--經濟危機就是因為關稅太低了，只要加關稅什么問題都解決了。 最后，甭管有沒有批評，全淹沒在了一片喧嘩之中，即使有點良知的聲音，也被要求愛國。最后，胡佛為這個議案蓋章定論：搞！并將進口關稅一口氣提高到了50%！于是，蝴蝶的翅膀扇動起來了。全世界和今天一樣，也連鎖反應了。

報復隨之而來，加拿大率先對美加征3倍關稅，法國全面禁止美國商品，40多個國家跟進反制。看到微信上有個叫“李克”的兄弟這樣嗤笑：美國再次繁榮了嗎？ 繁榮個毛，偉大個鳥。1929年美國的出口額還有54億美元， 1930年變成了21億美元。1931年變成了13億美元。1932年變成了7.8億美元。 丟掉了85%份額。 美國汽車最慘，下滑了95%。 國會徹底傻眼了。 換句話說，1929年他們覺得到谷底了，現在才知道啥是真正的谷底……

最后，美國不僅沒有救自己，反而把世界拖下水。所以胡佛成了美國最差勁的總統。不明白特朗普好不學，偏偏要向他看齊？大概比起敬天愛人，這種手段最粗暴，也最省心。不過，從他們呼喊的口號——佛喊讓美國再次繁榮， 普則喊讓美國再次偉大。說他們不是一對兒，大家有可能也不相信！所以，嘗過胡佛的辛酸，美國明擺著還要繼續飲特朗普釀的苦酒。

1929年帶來的世界大蕭條，也坑苦了正在被豺狼撕咬的我們！這一年，中國的生絲、茶葉、豬鬃、桐油等出口商品價格較高，但到了1931年，這些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即使降價也難以賣出?。這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的殘破和農業的凋敝。葉圣陶先生寫的并首次發表于1933年7月1日《文學》第一卷第一期的《多收了三五斗》大概寫的就是這一時期中國鄉村破產的樣子。豐收成災，谷賤傷農。更要命的是，身邊近鄰小日子也因此遭受重創，為了轉嫁危機，它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1937年全面侵華，導致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亡國滅種危機?。

可以說，這場由關稅引發的“貿易-金融-政治”三重危機，徹底瓦解了凡爾賽體系下的國際合作框架，世界進入“以鄰為壑”的黑暗時代。

“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演。”任韌說。然而，我們似乎還是看到了相似的結局。

對美國而言，這不是一個它所期盼的結果。但事實上，2018年中美貿易戰就導致美國洗衣機價格上漲12%，中國反制關稅使其大豆出口暴跌70%，美國農業損失超110億美元。若全面推行高關稅，據估算美國消費者年均購買力將損失1200美元。 另外，當今全球貿易依存度遠超1929年，美國70%的電子產品、50%的服裝依賴進口，關稅沖擊能否讓制造業回流暫時看不清楚，但引發通脹飆升與供應中斷，卻是明白無誤的。

而且，像美國對華芯片出口管制、歐盟碳邊境稅等“新型壁壘”，正在將經濟問題安全化，加劇全球化分裂風險。與此同時，WTO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新增貿易限制措施覆蓋貿易額達7470億美元，接近2008年金融危機水平。若美國重啟全面關稅，可能引發新興市場債務危機與貨幣競爭性貶值，重演1930年代“以鄰為壑”的亂局。

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針在今天的講話，無不透著對這個世界的人間清醒：全球經濟的基本面今天已與昨日截然不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加拿大一直依賴的、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盡管并不完美，但幾十年來為我們國家帶來了繁榮——如今已告終結。我們與美國之間逐步深化融合的舊關系已經結束了。過去八十年，美國承擔起全球經濟領導者的角色，建立了以信任和相互尊重為基礎的聯盟，并積極倡導自由開放的商品與服務交流——這個時代已經終結了。這是一個悲劇，但也是全新的現實。

一位美國記者Last寫道：已經無法再回頭了。即便明天特朗普取消所有關稅措施，也無濟于事。或許能暫時延緩一些經濟痛苦，但世界其他國家已經明白，他們必須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前進。

即使明天特朗普放棄吞并格陵蘭島的妄想，并承諾繼續保護烏克蘭并延續北約，也已經無濟于事。自由世界現在清楚地知道，他們必須將美國視為潛在的對手，而非盟友，來制定長期安全戰略。

美國時代已經終結了，而它終結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人民已不再值得擁有它。美利堅帝國時代——偉大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就此結束了。

也許，這個世界需要有人提供新的方向，給出新的解決方案！

幸運的是，我們生活在今天已經站起來的中國。盡管特朗普一心學習胡佛，但正如李克所指出的那樣：1929年，美國還是全球最大工業國。 今天，中國是全球唯一工業霸主。 2023年中國制造業總產值占全球35%,超過2到10名總和。 中國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制造業超級大國。 全球制造業，都很難脫離中國供應鏈獨立存在。 今天，美國一顆雞蛋售價是整整一美元， 長沙一顆雞蛋售價0.65元人民幣。 今天，中國制造一次性火機，成本是7分錢人民幣，美國3美元都做不出來，因為美國沒有供應鏈。

所以，強大我們的國家，厚實我們的產業基礎，就會任它風吹雨打，我自閑庭信步。這也是中國迅速作出反擊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師長吳波老師看來，這反映了中國已經作出形勢判斷，確認經貿乃至其他領域可以對美一戰。比如2024年我國對美外貿比重僅為11.2%，美國也從八年前中美貿易戰開始時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降為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對美出口貿易依存度大大降低。另外，中國這次出重拳，也是出于對國際形勢的綜合判斷，特朗普政府在世界范圍自高自大、不自量力、全線出擊、四面樹敵，破壞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威脅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利益，失道寡助之下，中國可以與之一戰。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確定地擁抱了新質生產力、未來主義和未來經濟合作的歷史趨勢和進步潮流，中國沒有紅脖子的魯莽守舊和仇恨新科技，也沒有諸如美國影子政府陣營的反人類傳統，更沒有金融財閥主導下的全球金融潮汐和周期性收割鐮刀，中國的人民至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才是世界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這一切都決定著，東升西降在特朗普操弄之下，正在加速。

但我們也不能不對此警醒。浪大，必須要注意安全。為了應對逆全球化的浪潮，我們需要通過區域一體化來強化內在的交流，避免將雞蛋放在了同一個籃子里的風險。

這本質上是“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延伸：對內通過城市群協同釋放內需潛力，推動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等城市群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產業鏈協同分工，以及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跨區域資源共享，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核心樞紐。

例如，長三角一體化戰略通過整合區域內分散的優質企業（如隱形冠軍、匠心企業），優化產業鏈布局，提升整體競爭力。而全國經濟一體化則通過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促進資源跨區域流動，釋放超大規模市場的潛力。

同時，在國內自貿試驗區（如海南自貿港）探索制度創新經驗，形成可復制的開放模式。

對外以“一帶一路”為核心構建開放型區域經濟網絡。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如中老鐵路、雅萬高鐵）和數字經濟合作，與共建國家形成利益共同體。這一模式不僅助力沿線國家發展，也鞏固了中國在區域價值鏈中的樞紐地位，對沖逆全球化沖擊；加速中日韓自貿區談判，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深化落實，形成更緊密的東亞產業鏈分工體系；通過糧食、能源、關鍵技術的區域合作（如中俄能源合作），減少對單一外部市場的依賴，提升戰略安全。

此外，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平臺，增強中國在區域經濟治理中的影響力，平衡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規則；

通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策略，在海外建立區域制造中心（如TCL在波蘭、墨西哥的布局），既貼近市場，又分散風險。這種模式在應對貿易壁壘和本地化政策時更具靈活性……

今天，當世界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重蹈“關稅—蕭條—戰爭”的覆轍，還是以智慧重塑全球化？答案無疑取決于我們能否從歷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訓——合作未必帶來即時利益，但對抗必然招致集體毀滅。

正如凱恩斯在1933年反思所言：“保護主義是一劑鴉片，短期鎮痛，長期致命。”唯有在開放與規制之間找到動態平衡，才能避免歷史的車輪再次滑向深淵。

“吾球商業地理”特約觀察員宋瑞國先生

為大家解讀“‘關稅海嘯’來襲，中國企業的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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