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朝的勘合制度、貼黃制度看古代行政權力的運作與控制

古代中國的封建王朝統治離不開一整套復雜的行政管理體系，而這背后，文書制度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明朝，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朝代，它建立了一套嚴密而完整的文書系統來鞏固皇權。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總結元朝統治的經驗教訓，對文書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其成為控制朝廷上下的有力工具。今天，讓我們揭開明朝文書制度的神秘面紗，看看這個看似繁瑣的公文體系是如何成為權力爭奪和政治控制的戰場。

權力的紙上游戲：明朝中央機構的文書體系

明朝初期，朱元璋建立了一整套嚴格的中央集權制度，而文書系統正是這一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時間推移，特別是永樂年間，明朝的中央文書機構逐漸成型并完善。

在這個系統中，內閣負責處理最機密的文書工作。永樂初年，內閣設在東角門，內部設有制誥房（也稱西制誥房）、誥敕房（也稱東誥敕房）和中書科等機構。制誥房掌管制、敕、詔書、誥命、冊、表、官文、玉牌等重要文書；誥敕房負責文官誥敕、兵部記功勘合底簿等；中書科則專門書寫誥、敕、制、詔等重要文書。

翰林院作為另一個關鍵機構，在洪武元年設立時名為＂翰林國史院＂，后改為翰林院，主要負責＂制誥史冊文翰等事＂。永樂初年，翰林院官員在文淵閣值班，參與機密事務討論，并負責＂考駁諸司章奏＂。在宣德年間，文淵閣被授予銀印，凡機密文字都要封好直接送交皇帝開拆，其余公事文書則用翰林院印。

負責接收各地奏章的通政司，最初于洪武三年（1370年）設立為察言司，后改為通政使司，成為明朝中央的收文總機關。它不僅負責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還承擔開拆實封、關防公文勘合以及月奏等工作。

司禮監作為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門＂之一，掌管＂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為嚴密控制文書工作，宣德十年（1435年）設立了文書房，負責處理閣票、搭票、旨意、圣諭、御札等文書，使文書工作牢牢掌握在宦官手中。

六科（吏、戶、禮、兵、刑、工）作為皇帝直接掌控的機構，每日收到各衙門的題奏文書后，要將有圣旨的文書各具奏目送司禮監；對內外章奏進行封駁；將各機關的題奏文書以及奉旨發落事件抄寫成冊，十天為期送交內閣。這一機構使皇帝不必親自處理大量文書，同時加強了中央集權。

明朝的文書制度極其復雜多樣，每一種文書都有特定用途和使用場合，反映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權力結構。

皇帝頒發的詔令文書主要有制、詔、誥、敕、冊、諭、書、符、檄九種。制書是皇帝對部分官員或個別官員有所言告時使用；詔書則用于頒布大政令或訓戒群臣百官。朱元璋特別將元朝詔書開頭的＂奉天眷命＂改為＂奉天承運＂，強調自己行動是奉天而行，不敢專斷。

誥與敕是皇帝對大臣的封贈文書，洪武二十六年規定一品至五品用誥命，六品至九品用敕命。冊文用于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封妃子等重要事項；諭則是皇帝對官員的訓示或告誡；符多用于皇帝指揮或調遣軍隊，分為敕符和冊符兩種；令用于頒布不太重要的制度；檄則用于戰爭時對敵國進行征討和對本國軍隊進行功勸。

與此對應，文武大臣向皇帝報告事情的上奏文書也多種多樣，包括啟、奏、題、表等。奏本用于臣民具疏上書于朝廷；題本用于內外衙門的公事報告；啟本最初是臣民具疏上于東宮者；揭帖則多用于內閣密奏及奉諭對答。表、箋作為慶賀文書，用于國家重大慶典或皇室節日時文武百官進表慶賀。

各官署之間的往來文書也有嚴格規范。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有照會、札付、下帖、敕檄四種文書；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咨呈、呈狀、申狀、題里、牌參五種；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的機關之間則用平咨、平關、平檄三種平行文書。

此外，明代還有一些專門文書，如記錄賦役的黃冊、記錄土地的魚鱗圖冊、特殊戶口簿的軍冊，以及人事文書貼黃等。

皇權的守護者：文書制度背后的政治控制

明朝的文書不僅是行政管理的工具，更是皇權控制的重要手段。幾項特殊制度尤為值得關注。

文書抬頭制度在嘉靖八年（1529年）得到嚴格規定。題本和奏本中＂右謹奏聞＂四字要按特定格式書寫，文書中遇到天、祖、皇帝、朝廷等字詞，必須另起一行并抬高書寫。遇到圣旨、敕書、皇上、君命、陛下等詞要高兩格書寫，遇到天地、宗朝、山陵、廟號、列祖諭旨，則要抬三格書寫，以示尊敬。

文書避諱制度更是明朝政治高壓的體現。朱元璋對文書用字極其敏感，甚至將普通字詞都能聯想到不利于自己的含義。例如，他將＂則＂字念成＂賊＂字，將＂生＂字念成＂僧＂字，將＂帝扉＂念成＂帝非＂，因此很多官員因在奏章中無意使用這些字詞而被殺。一個典型例子是陳州訓導在賀萬壽表中用了＂壽域下秋＂四字，被朱元璋懷疑有問題而處死。又如究州知州盧熊因在奏本中將＂究州＂錯寫成＂究州＂而被殺。這種避諱制度到神宗朱翊鈞萬歷年間更加嚴格，崇禎三年（1630年）更是＂奉旨頒行天下，避太祖成祖諱諱及孝武世穆光熹七宗廟諱＂。

為防止文書舞弊，明朝還建立了嚴格的勘合制度。洪武年間，朱元璋發現工部私自亂發文書后，將工部尚書薛祥處以凌遲。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中，因官員在空白公文上蓋印舞弊，數百人被逮捕，朱元璋欲將主事者全部處死。為防止類似情況，明朝創立了＂文書半印勘合＂制度：將簿冊空紙一分為二，用內府關防印識別，一半保存在冊，另一半分發給各地方機構，內外文書必須匹配才能生效，有效防止了文書欺詐。

此外，為提高效率，明朝還在中央部院專設文書檢查、催辦官員和機構，設立司務廳專門管理各部院文書的收發、登記并分發給相關機構辦理，有效防止了文書延誤和舞弊。

隨著明朝政治的發展，文書制度也在不斷調整和改革，反映了權力結構的變化。

票擬（條旨）制度起源于宣德末年弘治年間，內閣權力加重后，內閣大臣開始在中外章奏上先行擬出處理意見，寫在小紙條上貼附奏章進呈皇帝，稱為＂條旨＂或＂票擬＂。雖曾因宦官王振干擾而中斷，但弘治年間完全確立，徐諤等內閣大臣被召至文華殿御榻前，為各衙門題奏議定批辭，記錄在紙片上呈遞皇帝，極大增強了內閣權力。

貼黃制度則是應對文書繁冗問題的改革。明末政治腐敗，文書繁冗到了極點，＂章奏之冗濫，至萬歷天啟之間而極＂。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朝廷＂命內閣為貼黃之式＂，要求奏章附加簡明扼要的內容摘要，貼于疏尾，字數不超過一百字，方便皇帝迅速了解要點。

另一方面，貼黃也是官員人事文書。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命令吏部按月整理貼黃，將官員履歷詳細記錄并加蓋璽印，年終存入內庫，作為選拔和封賞官員的依據。

朱元璋非常重視文書簡化，反對繁文縟節。他要求中書省＂立法，貴在簡，當使直言理明，人人易曉＂，并強調記錄自己言行時＂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立隱諱＂。他對文書冗長深惡痛絕，洪武九年（1376年）頒布了＂陳言格式＂，自己親書＂建言格式＂四字以示重視。當發現工部七個月內亂發文書一萬九千件（平均每天約百件）時，朱元璋將工部尚書處以凌遲，并規定文書必須按程序辦理，否則＂正官，首領官各凌遲處死，吏處斬＂。

此外，明朝還禁止在章奏中引用小說典故。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十二月，禮部上奏神宗嚴禁在上奏文書中使用＂小說典故＂。嘉靖八年（1529年）一月，左通政宋滄上書世宗，建議題奏文書＂務從簡實，不得浮冗錄及他事＂，得到世宗批準。

文書符號與標準：制度化的工具

為使文書工作規范化，明朝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書操作標準。

在文書編寫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符號系統：＂、＂加于誤字之左或中；＂一＂或＂卜＂加于誤字之右表示重寫；＂三＂或＂之＂表示字重寫；＂z＂或＂乙＂表示上下兩字顛倒；＂S＂表示上下兩字或兩句顛倒；＂O＂或＂0＂表示涂抹錯字；＂的＂表示字有脫落需添加；＂^＂表示段落完結；＂/＂則是繕寫時計算行款字數的符號。

公文用紙也有嚴格的統一標準，根據官員品級不同，使用不同尺寸的紙張。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分三等，高二尺五寸，長度依次為五尺、四尺和三尺；案驗紙分兩等；三品至五品、六品至七品、八品至九品與未入流衙門的文書用紙尺寸也各有規定，全國衙門必須嚴格遵守。

這些看似繁瑣的規定實際上是通過物質載體強化等級觀念，使官員在日常公務中時刻感受皇權的存在。

文書背后的權力與歷史啟示

明朝的文書制度絕非簡單的行政規范，而是一套精心設計的權力控制體系。通過嚴格的文書格式、流程和監督機制，皇帝能夠將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官僚體系，同時防止權力下放和官僚腐敗。

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朝的文書制度是其高度中央集權主義的縮影。一方面，它通過規范化的文書往來保證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這套系統本身又成為權力斗爭的戰場——內閣通過票擬制度爭取決策權，宦官通過控制文書房掌握信息流通，皇帝則通過六科等機構監督全局。

這一歷史現象對我們理解中國古代政治運作機制有著重要啟示。在沒有現代通訊和信息技術的年代，文書制度實際上承擔了信息傳遞、政令發布、行政監督等多重功能，成為維系龐大帝國運轉的關鍵環節。

明朝文書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如為提高效率而設立的貼黃制度、為防止舞弊而設計的勘合制度等，甚至對今天的公文處理仍有借鑒意義。當然，其背后的專制主義色彩和對人的束縛則是歷史的教訓。

透過這套復雜的紙上游戲，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古代公文處理的技術細節，更是一個帝國權力運作的深層邏輯——皇權如何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滲透到官僚系統的每一個毛細血管，從而實現對整個國家的有效統治。

參考資料

《大明會典》卷二百二十一

《明史》卷六十五

《明宮史·內府職掌》

黃才庚：《高度中央集權主義的明朝文書及其制度研究》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