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變局：世界正在發生什么？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過去半年的美國，是很多人不熟悉的美國，但它又“很美國”。

特朗普成立效率部門，對聯邦政府內部開刀，砍部門砍預算解雇公職人員；對全球60個經濟體同時發動貿易戰，資本市場極為動蕩；制裁哈佛大學，叫停國際生簽證；與馬斯克公開決裂，在社交媒體上大打出手；驅逐非法移民，調遣國民警衛隊、海軍陸戰隊進入洛杉磯控制局面。

本周六，即6月14日，是美國陸軍建軍250周年，正好也是特朗普79歲的生日，特朗普將舉行幾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閱兵。屆時，反對者與特朗普的沖突可能迎來高潮。

我想，把當下各位正在經歷的事件放在歷史長河中，它處于什么位置？一百年后，后人回顧——正如我們現在回顧20世紀20年代的歷史一樣：21世紀20年代美國發生了什么、為何發生、對后世影響幾何？

本文邏輯

一、美國人的斗爭

二、全球化的困境

三、大變局的時代

【正文6000字，閱讀時間15'，感謝分享】

美國人的斗爭

看不懂特朗普，就很難看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么；看不懂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么，對于全球社會精英來說——參考哈佛大學、畢業生及其家人，是非常危險的。

特朗普，這個人是不容易看懂的。

在反對者眼中，特朗普是十惡不赦的暴君、獨裁者、國家的破壞者；在支持者心中，特朗普是愛國者、美國利益和憲法的維護者。

更要命的是，這兩類人幾乎使用同樣的話術，讓人傻傻分不清。

我們看看《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不要國王”的廣告：

我們是有原則和榮譽的人民，我們尊重我們的承諾并支持我們的盟友，我們抵御獨裁者的侵略，我們維護和捍衛憲法……

這廣告的出資方是沃爾瑪家族的繼承人克里斯蒂·沃爾頓。

但是，以上這段話，特朗普也經常說。他經常說，維護美國的憲法，就職演說里講“接下來的每一天，我都將為美國人民而戰”。

怎么理解這場斗爭？

可以先把它理解為這是一場典型的美式政治斗爭。

所謂美式政治斗爭，就是美國是一個分權制衡的聯邦體制，選民在憲法框架下進行公開博弈，經過無數次博弈后大致形成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左右兩種意識形態的長期斗爭。

驢象兩黨、左右兩派，在每一個議題上，如稅收、福利、移民、能源、性別等，二者幾乎都是針鋒相對的，區別在于，有時溫和一些，有時尖銳一些。當然，存在溫和派、中間派、騎墻派。

當前就是驢象兩黨、左右兩派斗爭激烈的時候，歷史上斗爭上升到刺殺總統級別的烈度有多次，如1901年共和黨總統麥金萊遇刺身亡，1963年民主黨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1981年共和黨總統里根遇刺、幸運活下來。

1983年里根改革獲得成功后，美國進入了長達20多年的大緩和、經濟景氣周期。驢象兩黨、左右兩派斗爭有所緩和，期間再未發生總統遇刺事件。

2008年金融危機后，斗爭開始升級，奧巴馬八年慵政后，矛盾徹底激化。建制派失勢，兩極化加速，特朗普在共和黨中脫穎而出，民主黨全面擁抱極左派。去年大選中，特朗普遇刺，這場斗爭到達階段性高潮。

中國社會精英多數從80年代開始接觸美國，去美國留學、跟美國人做生意，這是二戰后最好的美國、也是中美關系最好的時候。他們對特朗普時代美國是非常陌生的，甚至帶著極度憤怒的情緒。

在他們心中，美國是燈塔，布什、克林頓、希拉里，哪怕拜登，都是講究體面的，如今特朗普完全是流氓，毫無體面可言。其實，一個政治人物在遭遇槍擊后能保持體面的，我只能想到里根。注意，這是一場要命的斗爭。

比如移民政策。其實，克林頓時期，民主黨也是反對非法移民的。2020年，拜登在大選中與極左派合作擊敗了特朗普，民主黨的移民政策全面轉向默許、縱容非法移民。

民主黨支持非法移民的政策試圖“一石三鳥”：一是拜登兌現對極左派、移民者的競選承諾，獲得極左派的支持；二是增加勞動力，壓低通脹水平；三是后續設法讓非法移民獲得身份，以此擴大民主黨選民基數、遏制共和黨。

但是，這對共和黨及其支持者來說是“災難式”的。拜登任期內，美國涌入了超過1200萬非法移民，這一數量超過了不少國家的人口總數，幾乎是前三屆總統任期內的總和。

大規模的非法移民涌入，增加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毒品泛濫、安全隱患以及社會沖突。民主黨縱容非法移民的政策破壞了正常的法律與秩序，對合法移民者來說極為不公平。這將威脅美國的立國之本——美國以其國家制度優勢吸引一代又一代全球精英移民者。

共和黨被稱為保守派，此“保守”并非貶義，是指是維護美國的傳統溫和、家庭觀念、國家秩序、憲法原則與基督教倫理。拜登更左，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更右，在保守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極端。

在非法移民上，特朗普不給余地，直接管控邊境，非法移民斷崖式下跌，同時派出軍隊蕩平反對者。

在國際貿易上，特朗普向全球60個經濟體發動貿易戰，不關照歐美同盟，不顧經濟后果，執著于貿易順差，制造業回流美國本土（不滿足于北美）。

在財政與債務整頓上，特朗普試圖壓縮財政赤字，削減公共債務，降低美國的債務風險。

在國家安全上，特朗普重塑美國國土安全，對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提出強勢要求，對烏克蘭保持強勢態度，不在乎歐美軍事同盟北約的利益，要求歐洲提升軍力強化自衛能力。

在能源政策上，特朗普支持傳統化石能源，提升能源供給與安全水平，叫停新能源補貼政策。

在稅收政策上，特朗普堅持共和黨減稅政策，推行“大漂亮”法案，這長期利于經濟增長，但短期內給公共債務帶來壓力。

在DEI（Diversity、Equity、Inclusion）政策上，特朗普重拳出擊，打擊哈佛、哥倫比亞等極左藤校，要求高校廢除偏袒少數裔的招生和雇傭政策，否定第三性別，打擊反猶行動，并以切斷政府撥款和國際招生作為威脅。

可以看出，特朗普試圖以“國家”之名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對美國進行一次全方位的改革。實際上，短短四年超過1200萬非法移民涌入，任何一個國家都受不了、都要管控，但是這事在美國干起來很難。

原因之一是，這是美國，這是一場典型的美式政治斗爭；另一個原因是，這超出了美國的界限，這是一場全球化斗爭。

全球化的困境

這場斗爭，內部看是美國兩大派系、左右意識形態的斗爭，外部看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斗爭，實際上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之間的斗爭。

為什么說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之間的斗爭？

我說一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特朗普，很多美國人罵他，也有很多中國人、歐洲人罵他。如果特朗普管的只是美國的事，中國人、歐洲人罵他干什么。

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美國是一個高度融入全球化的國家。特朗普所作所為定然影響全球利益，尤其是上一個全球化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如今的全球社會精英普遍都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他們包括：歐美國家的建制派、傳統金融巨頭、科技巨頭，以及新興國家的制造商、貿易商，還包括知識分子、媒體人、大學教授，以及極左陣營。其中，當然就包括哈佛大學。

我給大家一組數據，歐美高校過去十多年大量招收國際生、中國留學生，其中哈佛大學的中國學生在國際生中的比例23%，哥倫比亞大學47%，康奈爾大學50%。

為什么招這么多國際生、中國留學生？一方面說國際化、多樣化，另一方面是賺錢。2023年哥倫比亞大學從國際生中賺取9億美元，加州伯克利分校5億美元，芝加哥大學4億美元，哈佛大學3.8億美元。

美國大學多為私立學校，加入全球化賺錢，其實無可厚非。那么，特朗普的支持者到底在反對什么？此問題可以具體化為：很多人為何如此討厭哈佛畢業生的演講？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認為，上一個全球化秩序是不公平的，導致既得利益者壟斷了各行各業的利益。

試想一下：回到20年前，你看到哈佛畢業生的演講視頻，會如此憤怒嗎？

至少我不會，盡管今天我也不會。原因是20年前還保持著階級流動性，如今這個世界，階級固化了，從東方到西方，一個國際性的階級形成，就像一個天網，讓底層的人感覺壓抑。

以前，很多人覺得美國是燈塔，現在燈塔的精英跟全世界的精英合謀了，燈塔變暗了。

盡管多數人無法與哈佛學生競爭，但是，底層社會的人擔憂的恰恰是，全球社會精英壟斷了資源、壟斷了通道，他們還比我們更有天賦、更努力。擴大化來說，哈佛大學反映了這個世界的普遍問題、核心矛盾，那就是各個領域的階級固化、資源壟斷和通道堵塞。

如今，特朗普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是無法對話的，全球社會精英對特朗普的態度多數是反對、無視、討厭、痛恨、憤怒。當然，有些全球化失意者、受害者，也獲得了鐮刀的思維，跟著全球化既得利益者一起罵特朗普。

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因為即便是全球社會精英，幾乎也沒有多少人能夠理解全球化到底存在什么問題。在他們的教育與意識中，全球化是正確的、人人受益的，加速階級流通，而非階級固化。

全球化秩序到底存在什么問題？

就具體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來說，其至少存在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世界貿易組織促進了有形關稅大幅度下降，但對隱形關稅無能為力。

什么叫隱形關稅？就是非貨幣關稅壁壘，它指的是除關稅以外的所有限制流通、扭曲價格的措施，包括進口配額、出口補貼、資本管制、匯率管控、準入門檻、知識產權問題、勞工保護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非貨幣關稅壁壘，具有靈活性、針對性、歧視性和隱蔽性，我把它稱之為隱形關稅。

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世界貿易組織促進了商品和資本的全球貿易，但對勞動力全球自由流通無能為力。

這個問題很嚴重，但是沒有引起多少人重視。過去的全球化秩序對資本是非常友好的，美聯儲及全球主要國家央行大規模印錢，資本極為廉價，融資成本非常低，在全球很多國家暢通無阻，追逐高回報，享受低稅率。但是，勞動力的全球流通非常困難，被層層設限，一些人在本土就地失業，一些人在本土享受低工資待遇，被就地征高稅收。

全球化秩序問題，有形關稅與隱形關稅之差、資本全球化與勞動非全球化之差，導致了全球商品、金融、勞動力、經濟要素四大市場的價格被扭曲，資源嚴重錯配，全球貿易與金融嚴重失衡，宏觀經濟安全與家庭財富分化惡化。具體來說，導致了當今世界幾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一些國家，比如美國，貿易赤字不斷惡化，制造業萎縮和結構性失業增加，金融盈余不斷擴大，主權債務膨脹，主權貨幣超發，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第二，一些國家，貿易盈余不斷擴大，宏觀經濟快速增長，但因為價格被扭曲，私人部門收入增長相對滯后，同時大量外匯輸入推動貨幣擴張、信貸擴張，進而推動固定資產過度投資、產能過度擴張，不動產資產泡沫膨脹，地方和私人部門債務膨脹，出現一定時期高增長、高負債、低收入、低通脹、低消費福利陷阱。

第三，全球金融和貿易失衡導致全球貧富分化擴大，金融與實體的收入差距擴大，資本與勞動力收入擴大。

第四，全球經濟失衡還引發次生災害，導致階級對立、社會撕裂、政治斗爭和國家沖突。

所以，當前這場沖突實際上是全球化既得利益者與失意者之間的沖突。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人不一定真正支持全球化，可能是支持維護自己利益的全球化；那些反對自由貿易的人不一定真正反對全球化，可能是試圖打破不利于自己的全球化。

大變局的時代

當然，這不是全球化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全球化道路上容易發生的問題。

全球化是國家組織的敵人，全球化是國家主權對外讓渡的過程，全球每往前一步，國家組織就往后退一步。上述問題，根本上是國家組織扭曲了全球市場的價格，但是我們目前還無法擺脫國家的束縛。這就是矛盾所在。

福山（1989）認為，過去一百年，全球范圍內的階級意識形態一潰千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獲得全面勝利，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意識形態也只能寄生在民族國家的組織內生存。

不過，福山可能忽略了一點，隨著全球化的推進，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日漸式微，民族國家不斷異化，階級意識形態伴隨著全球化既得利益者的形成而卷土重來——實際上，我并不想用階級一詞，但似乎沒有更貼切的用詞。

怎么解決這個復雜的問題？

最理想的辦法是，主要國家坐下來談判，修訂國際貿易與金融規則，縮小有形關稅與隱形關稅之差、資本全球化與勞動非全球化之差。

但是，這需要機遇，也需要政治家。

我們現在這套全球化秩序是在二戰后建立的，其中國際貿易、貨幣與金融秩序，源自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1947年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其中，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凱恩斯代表英國參與制定。研究這段歷史，你會發現，其實在1941年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后，英美等國就開始考慮戰后的秩序。凱恩斯，一是考慮戰時與美國的租借、貸款等協議不能讓戰后的英國陷入被動，二是與當時多數英國同僚一樣認為，這次戰后的國際貿易與匯率規則要比一戰后做得更好。

在特朗普上臺之前，美國政府試圖與歐洲、日本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協商改進規則，降低貿易壁壘，促進資源要素的全球流通。但是，橫亙在東西方、跨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化既得利益網絡非常穩固，誰也不愿意妥協，無疾而終。

特朗普上臺后試圖使用國家武器達到目的，問題是，國家斗爭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應該分開來看：

如果把國家視為一種手段，以打促談，或許可以降低無形關稅，而下一個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就是建立在貨幣關稅壁壘下降的基礎上。

如果把國家視為一種目的，以強化國家力量作為目標，可能會走向全球化相反的道路，容易引發國家沖突危機。

全球化是一個不斷地削弱國家組織、增強個人力量的過程。正確的方向應該是進一步全球化，美國聯合其它國家削弱非貨幣關稅壁壘、開放金融市場、促進勞動力流通，同時為國際市場提供公共用品，遏制戰爭與混亂。

金德爾伯格（1986）認為，大蕭條期間，美國不愿意為世界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用品，放棄金本位，關閉國際貿易市場，最終導致大蕭條蔓延。

特朗普急切地強化美國作為國家組織的力量，這容易帶來短視風險——國際公共用品短缺的短期風險，包括國際市場上美元的供應、國際信息知識技術與人才的共享、國際貿易與金融規則的維護、國際地緣政治沖突與國家戰爭的抑制。

如果國際公共用品缺失，依賴于國際交易的全球社會精英將嚴重受挫，如果因此引發金融危機或國家戰爭，這對美國的國際威望與國家信用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要知道，美國的立國之本是以其制度優勢吸納全球社會精英。作為移民國家，國際社會精英是美國的客戶，美國政府不能把客戶得罪光了，更不應該將客戶拒之門外，拒絕其讀美國名校。

其中，全球化最棘手的問題應該就是移民問題。

我曾經說過，如果人口能夠全球自由流通，這個世界會多很多小麻煩，但會少很多大問題。

自從有了國家之后，尤其是最近100年，人口便不能自由流動。如今，國際勞動力市場只對全球社會精英開放，這嚴重扭曲了全球勞動力市場價格，導致了上述所說的勞動力全球化與資本全球化之差。

全球合理的移民政策應該是怎么樣的？

有人認為，人出生時沒有選擇國家的權利，但成年后必須具備自由選擇國家的權利。極左派不認為存在什么非法移民，特朗普驅逐移民侵犯了人的自由。

克林頓、小布什時代的移民政策，是上一個全球化時代的移民政策，是精英主義的移民政策。拜登放任非法移民的政策是一種極左政策，實際上破壞了這種政策。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實際上試圖恢復之前的移民政策——是特朗普政策中罕見的繼續維護上個時代的全球化秩序的政策。

全球移民政策該如何調整？

經濟學告訴我們，每個人是在約束條件下邊際行動的。換言之，每個人每一個行為都是有邊際成本的，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去英國，正如我想去鄰居家，要看人家愿不愿意。

根據我提出的國家市場理論，更加合理有效的移民政策是各國降低人口流通管制，擴展全球移民市場，從精英轉向大眾，增加移民的競爭性，以價格來調節移民的供需與流動。

在這個大變局時代，全球社會精英應該多思考少謾罵，需要理解當今世界正在發生什么，否則，很危險。

當然，直覺告訴我，這個世界不會亂。4月7日美股“黑色星期一”的時候我就說了，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