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特朗普·第9章：父母的互補與對立

弗雷德與瑪麗的結合本質上是一種資源互補。弗雷德在商業上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他的一些商業手段和行為，在商界留下了不太好的名聲，需要瑪麗“虔誠主婦”的形象來幫助自己。而瑪麗則來自一個普通的移民家庭，她依靠弗雷德的財富提升了自己的社會地位。

1940年代，弗雷德通過捐款使瑪麗當選紐約蘇格蘭裔協會榮譽主席，這一榮譽讓瑪麗在社交場合中備受矚目，也為弗雷德帶來了更多的人脈資源。

瑪麗則協助弗雷德在教會慈善晚宴上接觸政客，如后來庇護特朗普家族的布魯克林民主黨大佬米德·埃斯波西托。

在這些晚宴上，瑪麗優雅地與政客們交流，為弗雷德搭建起了與政界溝通的橋梁，幫助他在商業項目上獲得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隨著時間的推移，弗雷德與瑪麗的價值觀對立逐漸顯現，長子小弗雷德的悲劇就是這種對立的集中體現。小弗雷德因厭惡地產行業，渴望追求自己的夢想，轉行成為一名飛行員。瑪麗作為母親，內心深處支持兒子追求理想，她理解小弗雷德對自由和天空的向往。

但弗雷德卻無法接受兒子的選擇，他認為地產行業才是家族的事業，小弗雷德的離開是對家族的背叛，于是他切斷了小弗雷德的經濟資助，還罵他“懦夫”。

1962年，小弗雷德開始酗酒，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瑪麗試圖用宗教勸誡來幫助他，她帶著小弗雷德去教堂，希望他能在宗教中找到救贖，但弗雷德卻斥責瑪麗的行為，他認為“只有弱者才需要上帝”。

唐納德目睹了兄長的遭遇，他從中學到了生存法則：必須同時扮演父親的“冷血戰士”與母親的“體面信徒”，在不同的場合和情境下，展現出不同的形象，以適應社會和實現自己的目標。

弗雷德與瑪麗的影響在唐納德身上呈現出一種有機的融合，這種融合不僅塑造了他的商業哲學、公眾形象，還形成了他獨特的道德悖論。

商業哲學：唐納德繼承了弗雷德的壟斷策略與政策套利。例如，2017年稅改法案中“穿透實體企業減稅”條款，這一條款的本質與弗雷德當年利用政府補貼開發廉價公寓的盈利模型如出一轍，都是通過對政策的巧妙運用，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唐納德在商業活動中，也常常利用政治手段和政策漏洞，來獲取商業利益，擴大自己的商業帝國。

公眾形象：瑪麗灌輸的表演本能，讓唐納德將政治競選轉化為真人秀。他模仿母親教導的“強勢握手”，在各種場合中與他人握手，展現自己的自信和權威。

他也延續了在教堂拍照的習慣，通過這些照片來塑造自己的形象，贏得選民的支持。他善于利用媒體和公眾場合，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成功的商人和領導者，吸引了大量選民的關注。

道德悖論：瑪麗每周帶子女去教堂，讓他們在宗教氛圍中成長，培養他們的道德觀念。但弗雷德私下卻嘲笑信徒為“傻子”，這種對立的家庭環境讓唐納德學會了將宗教工具化。

例如，2020年他持《圣經》在圣約翰教堂擺拍，試圖向選民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價值觀，但卻被揭露從未參與該教會活動，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他對宗教的利用和道德上的矛盾。

歷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評價：“特朗普父母的故事，是一部移民奮斗史與道德虛無主義的混合體。他們教會兒子如何利用美國夢的敘事，同時掏空其精神內核。”

這種矛盾，最終在唐納德·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演變為一場撕裂美國社會的風暴，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