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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顛覆行業百年傳統的變革正在悄然推進,背后是貝殼的自我革命。
房產中介小王最近有點懵。
干了八年中介的他,突然被公司要求必須在買賣家中選一邊站隊。
今后要么專職代表買家,要么專職服務賣家,再也不能“一手托兩家”了。
“這不折騰人嘛!”小王私下抱怨道,“以前買賣雙方都信任我,我居中協調,談笑間就把交易促成了。現在倒好,客戶得多花錢不說,流程還更復雜了。”
這場讓50萬貝殼經紀人集體調整的變革,源于貝殼最新推出的“房客分離雙邊代理”模式。
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介行業的服務邏輯,也在業內掀起了一場風暴。
要理解這場變革,得從貝殼創始人左暉說起。
這位被戲稱為“北京最大中介頭子”的陜西人,骨子里卻是個行業規則的顛覆者。
2001年,左暉在北京甜水園開出第一家鏈家門店時,房產中介行業還處于蠻荒時代。
吃差價、假房源是行業潛規則,經紀人穿著大褲衩拖鞋帶看房也是常態。
左暉做了三件“離經叛道”的事:
2004年要求鏈家“不吃差價”;
2011年堅持做“真房源”;
2018年推出貝殼找房平臺,引入ACN經紀人合作網絡,把交易流程拆分為十個環節,讓不同經紀人分環節協作分成。
這些舉措在當時都引發了內部激烈反對。
當真房源政策推出后,鏈家流量三個月內斷崖式下跌。
左暉卻連用兩個“非常堅定”:“我們怎么逼經紀人都沒有用,等他嘗到真房源的甜頭后,就會保持正確做法。”
果不其然,三個月后流量恢復并超過以往,證明左暉的判斷是正確的。
左暉的野心不止于鏈家。
2018年4月,他宣布將鏈家網升級為貝殼找房,從直營中介轉型為開放平臺。這一動作震動了整個行業。
最坐不住的是58同城CEO姚勁波。
貝殼上線僅兩個月,姚勁波就拉攏我愛我家、中原地產等主流中介組成“反貝殼聯盟”,在北京召開聲勢浩大的“全行業真房源誓師大會”。
唯獨缺席的,就是鏈家。
那天北京下著大雨,左暉在朋友圈寫道:
“此時的北京,烏云密布。有會解天象的嗎?”
姚勁波回復:“相由心生啊,我看的是陽光明媚。”
戲劇性的是,這個聯盟很快土崩瓦解。
2019年,21世紀不動產攜6000家門店倒戈貝殼;
四個月后,中環地產的近3000家門店也投奔貝殼。
到2020年末,世聯行和同策咨詢退出58愛房平臺,“反貝殼聯盟”徹底瓦解。
2021年4月,氣不過的姚勁波趁阿里巴巴被罰182億的時機,在社交平臺喊話:“房產交易領域有更明目張膽的‘二選一’包裝成自愿,呼吁國家對貝殼罰款40億!”
2021年5月20日,左暉因病情惡化突然離世,貝殼失去靈魂人物。
此后,這家行業巨頭開始顯露出另一面。
最明顯的是高管薪酬的飆升。
2024年,董事長彭永東年薪高達4億元,聯合創始人單一剛年薪2.994億元。
而在2021年,兩人年薪分別僅為847萬元和685萬元——短短三年暴漲了83倍和77倍。
與此形成殘酷對比的是基層經紀人的收入。
2024年貝殼約50萬經紀人中,有30萬人實行“無底薪+借薪制”,人均年收入僅約8.34萬元,月均約6950元。
兩位高管的7億年薪,足夠支付超8000名員工的一年薪酬。
貝殼的傭金水平也水漲船高。
在北京,鏈家傭金從2%提升到3%;
在廣州南沙區,貝殼平臺抽傭比例在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間從18%漲到23%。
黑貓投訴平臺上,涉及貝殼捆綁銷售、強制收費的投訴超2800條。
“后左暉時代”的貝殼,似乎正從“做難而正確的事”變為“高管提款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貝殼推出房客分離雙邊代理模式,顯得尤為耐人尋味。
這項改革的核心是解決利益沖突問題。
傳統模式下,一個經紀人同時服務買賣雙方,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對稱壓榨弱勢方。
比如當經紀人發現買家不懂行情時,可能誘導其接受更高價格。
雙邊代理則要求經紀人必須明確代表某一方利益。
代表買家的經紀人需全力為買家爭取最優價格和條件,代表賣家的則要為賣家爭取最高售價。
這源于英美法系的“公平交易”原則,避免交易中利用信息優勢壓榨弱勢方。
這種模式在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已是常態。
但引入中國后將顯著增加交易成本:
一是經濟成本,買賣雙方需各自支付傭金;
二是時間成本,溝通協調更復雜。
“原來買賣雙方都信任同一個經紀人,交易容易促成。現在變成雙邊代理,就像離婚官司里的雙方律師,自然更較真。”一位資深經紀人這樣比喻。
貝殼的這場自我革命,面臨著巨大挑戰。
最大的阻力來自低線城市。
在熟人社會里,買賣雙方更習慣通過“認識的經紀人”完成交易。
“我付一個人的錢,你們再去分就行了,為什么非要各找一個?”這是典型的低線市場心態。
但在高線城市,高凈值客戶的需求不同。
面對動輒千萬的交易,他們更關注交易安全和風險控制,而非節省傭金。
“大標的交易中,安全規范比中介費重要得多。”
更深層的挑戰來自制度環境。
雙邊代理模式要順暢運行,需要完善的產權登記制度作為基礎。
“所有的西方國家房產交易規范,根本原因是產權透明可查。”
業內專家強調,“全國聯網的產權登記系統才是真正的基石。”
中國多年前就提出建立統一不動產登記制度,但進展緩慢。
沒有這個基礎設施,再先進的代理模式都可能水土不服。
若雙邊代理全面推開,將重塑經紀人行業生態。
首先必然是行業大洗牌。
借鑒西方經驗,經紀人需要持證上崗,定期參加培訓并通過考核。
這將淘汰大量兼職或專業度不足的從業者,促使中介職業化。
在澳大利亞,房產中介是個需要執照的正式職業,不是誰都能干的。
提供服務就要收費,這是基本職業倫理。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國外經紀人顯得“高冷”。
他們不需要像國內中介那樣熱情推銷,而是憑專業服務獲取合理報酬。
對于留下來的經紀人,這將是個“憑本事吃飯”的時代。
專業能力、誠信記錄、服務水平成為核心競爭力,傭金高低則取決于價值創造。
貝殼內部人士透露,這次變革源于平臺大數據分析;
一線城市的高凈值客戶對交易安全的訴求已超過對中介費的敏感。
但要在全國鋪開,仍需跨越制度與文化的鴻溝。
左暉生前最愛說“做難而正確的事”。
房客分離模式在規范市場的同時,也推高了交易成本。
當方便與規范不可兼得,我們是否愿意為誠信買單?
這個問題,正懸在每一個購房者、賣房者和50萬經紀人的心頭。
貝殼的這場革命,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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