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顆十九世紀的數字朝露遭遇死亡焦慮

伊凡·伊里奇的一生是很標準的“沉淪狀態(tài)”，他遵循上流社會的“體面”準則工作、結婚，辦案技藝精湛而無個人觀點，平常找找樂子打發(fā)時間，完美融入常人之中。

某一天，他在布置新房子的時候，不慎從梯子上摔下撞傷腰部，一點點發(fā)展為絕癥，當他突然面臨死亡，意識到生命在逐漸流逝，往日的歡愉似乎拉開了無限的距離，他突然從之前沉迷其中的忙碌中抽離出來，陷入一種難以言說、難以自拔的沮喪。

“問題根本不在盲腸，不在腎臟，?在?和……死。是啊，有過?命，可現在它在溜?，在?，?我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騙??呢？除了我??，不是??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嗎？問題只在于還有?個禮拜、?天，還是現在就死。原來有過光明，現在卻變成???暗。我此刻在這個世界，但不久就要離開！到哪?去？”

人在這種時候往往不得不試圖更客觀地進行自我評價，伊凡在病痛中回顧自己的一生，逐漸看出似乎哪里不對頭，哪里出問題了，死亡把他人推離，死亡只屬于自己，但他對自己感到陌生，他沒有自我，一直在被外部規(guī)范支配。

社會秩序假裝自己知道一切，假裝自己是主流。那么，“死”在哪里，死是無法被符號化的剩余，是他所沉浸的那個世界無法回答的，試圖遮蔽的部分。

托爾斯泰在這里把伊凡帶回了冷酷的宇宙，帶回了前宗教的古典虛無主義——沒有一個上帝照看著卑微渺小的一生的意義，死了，充盈著個人意氣的享樂被中斷了，人的全部存在會被從宇宙中抹去，死是主體必須獨自面對的深淵，于是，人選擇逃向原罪論、最后審判論和輪回學說。

那些無法被符號系統(tǒng)消化的問題，過去是被打包給宗教的，但是建制化的宗教也會作為符號系統(tǒng)的一部分，變成站在主體對面的客觀秩序。

伊凡看到自己的死亡經受著理性化技術化的處理，而這種處理在他看來與自己日常打交道的官僚程序并無區(qū)別，于是恐懼爆發(fā)了。

托爾斯泰的宗教腦袋其實還是想要重新喚醒基督教，重新勸人回歸更本真的生命。

小說最后，伊凡逐漸回過味來，死是如何跟自己的生活發(fā)生關系的，實際上，他一直在死，死亡被鋪設在當下，往昔的歡鬧其實是一潭死水。死不在那個終點。所以說，死過去了，因為他接受了之前的生活的確是錯的，認識到現在他需要死。

他接受一種虛假的模范生活的死亡，社會化的伊凡的死亡，他覺得通過這種接受，一種更本真的存在的可能被重新開啟，在這個意義上，他超越了眼前的死亡。

伊凡也死在現代的門檻上，在更現代的視角，我們會覺得伊凡伊里奇活得不夠本真，完全融入了融入符號秩序，而我們則是更能保持距離的。

現代社會的意義系統(tǒng)更加強大，它徹底植根于現世福祉的迎檢，同時現代人具有更強的懷疑精神，否則無法把握、讀解各個方向的信息從而進行理性計算，而作為分工和流程的一環(huán)，也知道一件事如此這般安排是基于抽象的合理性，你的生存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系列歷史、結構、權力、欲望、技術的建構的結果。

我們的歷史感最終指向了進步的宗教，個人是短暫的、無意義的，但是結構是有意義的，人類社會是應該無限朝向進步的。因此，在這個因果關系所結成的結構中，任何事件和人都是可以被安放的。

伊凡追問“我是如何變成這個樣子的”，但他只是感到“我的生活是錯誤的”，但意義還被認為是可以找回的，而不會將這種錯誤歸因于社會結構、意識形態(tài)、語言系統(tǒng)等，“也不會反思本真生命”與“虛假生命”的二元對立本身是否也是建構性的結果，是在某些政治、經濟條件下被生產出來的。

但另一方面懷疑精神轉變成了對于意義系統(tǒng)的自主信任，理性的標準被內化，對于規(guī)范的認同被內化，我們認為它是客觀的自然的，可以不去反思，在這個標準下面好好活著就行。我們需要依賴這個外在的標準去對抗虛無，去保障更肆意的無負擔的享樂。

我們會主動通過對審美的活動、觀看的活動去突破認知，消費和享樂本身就是出自對于死的抵制，也就是說，我們試圖自由地打破界限。而這個標準是自我改良的功利主義，是享樂的累積和提升。

在內化的標準的凝視下，我們可以活夠，我們必須活夠，這是新的答案。

這個游戲有一個最無聊掃興的部分，但正是它讓這條路徑可以一直維持，直到它消失，中立化并融入秩序，然后可以尋找下一個意義的支點。

在存在主義看來這當然是不徹底的，因為它依然依靠某種終極意義的擔保，它沒有在具體的生命情景中對自己的不自由進行徹底的解構，當然即便存在主義也往往奔向個體選擇而不是結構。

我們比任何時代都清楚牢籠是虛構的，因為這樣它才能說服我們給自己銬上枷鎖生活在其中。

我們已經能夠認知結構或者秩序的合理性，但這種認知還不夠，還不能往前一步面對它的徹底無根性。因此我們給了它權力決定什么樣的生命是充實的，什么樣是干癟的。我們害怕淪為無故事的背景板，但不想舍棄這份安全，不想作為無名之輩，把筆奪過來重新寫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