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恩仇錄（上）：伊朗的黃金時代與伊斯蘭革命

一.歷史上輝煌過的伊朗

伊朗的歷史，確實比中國還要悠久。早在公元前2800年，這片土地上就已經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國家，真正稱得上“上下五千年”。作為伊朗主體民族的波斯人，屬于雅利安人種，和德國人、印度北部的高種姓居民是一脈相承的親戚。

到了公元前550年，波斯迎來了真正的高光時刻。居魯士大帝建立了波斯帝國，通過幾十年的征伐擴張，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歐非的大帝國，也是當時疆域最廣的帝國。所以今天的伊朗人提起祖先，臉上也是寫滿了驕傲。波斯歷史之于伊朗，就像唐宋之于中國，是民族認同感的根基。

可惜，波斯人的命運比中國還要坎坷。中國雖然經歷了元清兩次被外族統治，但總體上文明主體依舊延續，漢語依然是官方語言，儒家文化也還在。可波斯就慘多了。

公元637年，阿拉伯帝國的軍隊攻破波斯的最后一道防線，薩珊波斯帝國徹底滅亡。更致命的是，本土信仰的瑣羅亞斯德教也隨之被取締，伊斯蘭教取而代之。從此之后，波斯一步步走上了徹底伊斯蘭化的道路。不光是宗教，連語言也被阿拉伯語取代，直到后來波斯語才慢慢恢復使用。

從那以后，波斯這片土地徹底成了外來勢力輪番登場的舞臺。蒙古人來了，屠城；土庫曼人來了，搶地盤；土耳其人來了，打仗；俄國人、英國人也都來插了一腳。尤其是在16世紀，由土庫曼人建立的薩法維王朝統一伊朗，他們為了對抗強大的奧斯曼帝國（遜尼派），強行在全國推行什葉派信仰，徹底和遜尼派世界撕破臉。這一步，為后來的中東宗教沖突埋下了禍根，也注定了伊朗此后“懟天懟地”的孤獨命運。

時間來到20世紀初，伊朗早已是強弩之末。卡扎爾王朝名存實亡，國家實際上成了俄英兩國的勢力范圍，北邊是俄國人的地盤，南邊是英國人的天下。整個國家羸弱不堪，滿目瘡痍。

就在這風雨飄搖之際，1921年，一個名叫禮薩汗的軍官帶著區區2500人的騎兵和18挺機槍，幾乎兵不血刃地發動了政變，推翻了腐朽的卡扎爾王朝，建立了巴列維王朝，開啟了伊朗現代化的第一步。

禮薩汗出身寒微，是個真正的窮小子，沒讀過幾天書，但卻極有見識。他和土耳其的凱末爾算是英雄所見略同，都清楚地認識到：國家落后，根子在宗教束縛。所以禮薩汗下定決心要搞世俗化改革，一手抓中央集權，一手砍宗教勢力。他不光要修鐵路、建大學、搞銀行、開工廠，還要從生活習俗下手。他命令女性摘下黑色面紗，王后和公主帶頭示范。

最震撼的一幕發生在什葉派圣城庫姆。禮薩汗親自帶兵闖入清真寺，穿著軍靴走在圣地的地毯上，還用手杖敲打那些不服管的宗教領袖。這種做法雖然暫時壓住了宗教勢力，但也徹底埋下了世俗政權和伊斯蘭教之間的血仇。

1935年，為了徹底告別落后的過去，禮薩汗甚至連“波斯”這個沿用了幾千年的名字都不要了，正式把國名改成“伊朗”。“伊朗”這個詞，在波斯語里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禮薩汗這么做，是想拉近與當時的納粹德國關系，因為德國人也自稱雅利安人。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伊朗，想找德國做靠山，結果押錯了寶。

二戰爆發后，英國和蘇聯為了防止伊朗倒向德國，干脆聯合出兵威脅伊朗。1941年，禮薩汗被迫退位，由22歲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

從這一刻開始，伊朗才真正進入了現代歷史的新篇章。但那個埋藏在地下的宗教復仇火種，早已悄悄燃燒，等待著下一個爆發的機會。

二.美國的盟友

伊朗之所以長期成為列強爭奪的焦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掌握著極為豐富的石油資源。早在19世紀末，歐洲人就注意到了這片土地下埋藏的寶藏。1909年，英國人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并在阿巴丹修建了煉油廠。這座煉油廠在當時是世界最大，也是整個東半球最重要的航空燃料基地。

阿巴丹的戰略價值，不僅僅是對英國，對全世界都是塊肥肉。二戰期間，希特勒為了爭奪石油，甚至不惜兵鋒直指伊朗邊境，妄圖搶奪阿巴丹的控制權。連遠在東亞的日本人都動過心思，計劃派軍艦遠征波斯灣，試圖插上一腳。石油是戰爭機器的血液，誰控制了阿巴丹，誰就等于握住了半個世界的喉嚨。

二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劇烈變化，英國國力每況愈下。而蘇聯又在伊朗北部虎視眈眈。為了防止這塊石油寶地落入蘇聯手里，美國開始逐步接手，取代英國成為操縱伊朗局勢的幕后主角。

1951年，伊朗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時任首相摩薩臺主張石油國有化，準備把英國人徹底趕出伊朗。在此之前，英伊兩國雖然合作分賬，但主導權一直在英國手里，伊朗不過是分紅的“打工人”。摩薩臺的舉動，直接切斷了英國人賴以生存的油路。英國自然不甘心，轉身拉上美國策劃了一場秘密行動。

1953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導下，一場代號“阿賈克斯行動”的政變爆發，摩薩臺被趕下臺，之前長期隱身幕后的巴列維國王被重新扶上前臺。經歷過這場權力驚魂后，巴列維徹底認清了世界新格局——今后只能死死抱住美國的大腿。

從此以后，西方石油公司重新回到了伊朗，美國也把伊朗當成中東戰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環。那個時候，美國拉攏了“中東四寶”：以色列、伊朗、沙特、土耳其，作為穩定該地區的四根支柱。

獲得美國撐腰的巴列維，不僅要守住王位，還想完成父親未竟的事業，把伊朗打造成現代化強國。正好趕上70年代石油價格暴漲，為他的改革計劃提供了充足的資金。

1963年，巴列維啟動“白色革命”，按照美國設計的藍圖，對伊朗社會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土地改革、婦女獲得選舉權、非穆斯林可以擔任公職、限制宗教勢力——這些改革措施讓伊朗一躍成為中東地區最具活力的經濟體。雖然體制內腐敗橫行，利益分配極不公平，但單論發展速度和生活水平，那個時代可以說是伊朗歷史上最好的階段。

巴列維國王正在發放土地證

憑借源源不斷的石油美元，伊朗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國，甚至一度躋身全球第九富裕國家。首都德黑蘭也脫胎換骨，從一個不起眼的破舊小城，變成了國際化大都市，被稱為“東方的巴黎”。城市里高樓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達，街上洋服、超短裙、太陽鏡、燙卷發隨處可見。電影院、酒吧、賭場、豪華酒店——在其他伊斯蘭國家根本不可能出現的東西，在德黑蘭比比皆是，開放程度不亞于任何一座西方大城市。

為了鞏固統治，巴列維還組建了一支多達40萬人的軍隊，大量裝備美式武器，把伊朗打造成中東的軍事強國，連阿拉伯鄰國也對其忌憚三分。

1971年，為了彰顯“波斯榮耀”，巴列維在古波斯帝國的故都舉辦盛大的建國2500周年慶典，盛況空前。他的野心不言而喻——不僅要讓伊朗脫離伊斯蘭世界，還要重拾波斯帝國昔日的輝煌。

伊朗建國2500周年慶典

但巴列維忽略了一點——他父子兩代壓制了幾十年的宗教勢力，并沒有真的消失。那些被壓到地下的怒火，正悄悄醞釀著反撲的時機。

三.伊斯蘭革命

了解宗教史的人都知道，一旦一個地區被伊斯蘭化，就幾乎沒有回頭路。無論這個地方過去有多輝煌的歷史，信仰過多少種宗教，屬于哪個民族，一旦徹底歸入伊斯蘭教體系，就很難再走向真正意義上的世俗化。因為伊斯蘭本身就是一個高度封閉的宗教體系，從誕生到今天，它幾乎沒有經歷過像基督教宗教改革那樣的大規模自我革新。這種結構性的封閉，決定了伊斯蘭世界在現代化道路上必然會遇到瓶頸，且難以突破。

巴列維時代的伊朗，就是這樣一個矛盾的縮影。雖然經濟上飛速發展，但伊朗內部始終存在著三大致命問題。

首先，貧富差距巨大。白色革命確實帶來了城市的繁榮和經濟的騰飛，但權貴階層的瘋狂斂財和腐敗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普通民眾眼看著國家越來越富，自己卻依舊窮困潦倒，自然會從支持改革轉向怨恨不滿。

其次，宗教勢力根深蒂固。盡管巴列維父子兩代人極力推行世俗化，努力打壓宗教權威，但伊朗底層民眾大部分依然是虔誠甚至狂熱的教徒。那些被壓制的宗教領袖，雖然在政治上受限，但在精神世界里依舊擁有極強的號召力。

第三，知識分子對專制王權的不滿不斷積聚。很多伊朗知識分子一心向往西方式的民主憲政，卻天真地把那些宗教領袖視作反對派中的“清流”，完全沒有意識到——神權政治的專制，比君主制只會更加嚴酷。這種錯判，直接為霍梅尼這樣的宗教極端分子提供了崛起的舞臺。

霍梅尼的崛起并非偶然。他的祖籍并不在伊朗本土，而是來自克什米爾，就是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爭奪不休的那個地方。霍梅尼自小專攻神學，在政壇嶄露頭角之前，已經在神學院擔任了幾十年的講師，最后一路爬升到什葉派宗教領袖的位置。

作為典型的原教旨主義者，霍梅尼極力反對伊朗的西方化改革，主張回到中世紀那套政教合一的體系。他鼓吹伊朗要與阿拉伯國家聯合起來，對抗以色列和美國，把巴列維國王斥為“猶太人的代理人”和“美國大蛇”的走狗。他還公開號召底層民眾反抗，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野心。

1964年，霍梅尼因煽動反叛被巴列維政府驅逐，流亡伊拉克。結果這場驅逐反而讓霍梅尼的反對派形象徹底確立，越來越多對現狀不滿的人把他視作希望。許多人對霍梅尼神權政治的真面目毫無概念，反而被他反專制、反美的口號吸引。

霍梅尼善于利用輿論和民間傳說。他刻意把自己的形象和伊朗民間一個古老的預言掛鉤——據說“庫姆將會出現一位偉人，帶領人民走向光明之路”。霍梅尼長期生活在庫姆，他主動對號入座，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宣傳手段，讓他聲勢越來越大。

進入1977年，伊朗社會的矛盾徹底爆發。在宗教勢力的策動下，全國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王運動。到了1978年，各地游行示威愈演愈烈，群眾高舉霍梅尼畫像，高喊“打倒國王，建立伊斯蘭國家”的口號。巴列維試圖用鐵腕鎮壓，結果造成大量流血事件，反倒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抗。

伊朗伊斯蘭革命

石油工人大罷工、交通癱瘓、罷市罷課，整個國家仿佛一夜之間失控，一個橫跨各階層的反王統一戰線迅速形成。而遠在海外的霍梅尼，毫無懸念地成了這場運動的精神旗幟。

更致命的是，這個時候，巴列維最依仗的靠山——美國，做出了一個讓他們自己后悔幾十年的錯誤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