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兒子：一生都在為父親贖罪，捐光家財受盡苦難，無怨無悔

1948年2月，汪偽政權的三號人物周佛海在獄中病逝，臨終前他身材消瘦，就像是一堆干柴。

由于罪孽深重，南京方面原本判處周佛海死刑，但考慮到他后期曾配合軍統工作，于是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改判為無期徒刑。

然而，罪大惡極之人自有天收，周佛海實際服刑時間其實只有兩年。

周佛海病照

得知父親病逝，周幼海的內心毫無波瀾，父子二人的關系曾血濃于水，但隨著周佛海走上賣國求榮的道路，兩人早已分道揚鑣。

反復無常的父親

周佛海出生在湖南沅陵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雖年幼時家境沒落，但周家始終沒有在教育上節省開支。

周佛海從小就被送進了當地最好的新式學堂讀書，少年時期，就在自己的作文《論抱負》中表達出了對政治的濃厚興趣。他直言：“如果我能當上內閣總理，不枉度此生矣。”

后來因為成績優異，周佛海被送到了日本深造。在日本期間，周佛海深深的被馬列主義所吸引，并且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周佛海青年照

1921年，年僅24歲的周佛海參加了中共一大，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周佛海還曾與毛主席同睡一張床。

在陳獨秀種種原因不能主持中央局工作時，周佛海代任過中央局書記，由此不難看出他在黨內的地位。

中共成立后不久，周佛海便回到了日本繼續讀書，并考進了京都大學。起初周佛海還沒有忘記自己的信仰，在日本也積極進行黨務工作。

周佛海

但日本畢竟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共產主義的警惕性非常高，周佛海的秘密行為也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學校也屢次警告他“禁止從事紅色革命相關的活動，一經發現，一律開除學籍”。

在校方的恐嚇下，周佛海的內心開始動搖，為了保住學籍，他選擇與中共地下黨斷絕了聯系。

1923年，周佛海畢業回國，他本想回歸組織，但卻遭到了拒絕，理由是“失聯太久，組織無法確認他的忠誠性”。

周佛海對此十分不滿，拒絕接受組織的調查，并且多次公開發表不當言論，他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右派戴季陶、鄒魯等人的注意，在戴季陶的引薦下，周佛海擔任國民黨中宣部秘書，每月薪水為200大洋。

周佛海（中）

除此之外，周佛海還憑借這層關系進入了廣東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月俸為240大洋。

對比一下，同時期的北大校長胡適月薪為300大洋，魯迅為250大洋，并且經常拖欠，毛主席僅為8塊大洋，周佛海的月俸440大洋在當時是妥妥的收入第一梯隊。

1924年，周佛海正式脫黨，從此成為了蔣介石的得力干將。當時周恩來正好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廣州時多次找到周佛海，勸他迷途知返，但均遭到了拒絕。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后，周佛海積極參與清共行動，多次發表文章抨擊中共。汪精衛在武漢另立政府之后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周佛海又把汪精衛罵了個狗血淋頭。

隨著北伐的失敗，國民黨內部的斗爭越來越被唾棄，1927年7月12日，在馮玉祥的倡導下實現了“寧漢合流”，南京和武漢兩個政府暫時合并，而周佛海則是陰差陽錯之間成為了汪精衛的手下。

汪偽政府成立

汪精衛心里清楚周佛海是蔣介石的紅人，為了不被指責“破壞北伐，蓄謀黨爭”，汪精衛即便恨透了周佛海，但也并未過多難為他。

周佛海也是借坡下驢，對汪精衛十分諂媚，汪精衛對他的態度也開始轉變。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軍一潰千里，蔣介石被迫遷都重慶，當時很多人都以為中國會被日本全面占領，蔣介石也將成為階下囚，一向善于見風使舵的周佛海再次選擇背刺老領導。

1938年12月18日，周佛海宣布支持汪精衛的“曲線救國”策略，這種賣國求榮的行為遭到了國共兩黨的指責，汪精衛卻對他越來越信任，周佛海成為了汪偽政權中除汪精衛、陳公博外的三號人物。

周佛海

除此之外，周佛海還掌握著汪偽政府的財政、外交大權，并且有權指揮稅警總隊等武裝力量，可謂是集大權于一身。

周佛海利用職權瘋狂斂財，私生活極度奢靡，甚至因經常光顧風塵場所而得了花柳病。

只可惜這一次周佛海又站錯了隊，1945年日軍大勢已去，汪精衛也已經病逝，周佛海私下與軍統接觸，考慮戰后再次回到蔣介石身邊。

與此同時，中共方面也積極與周佛海接觸，希望通過他來接收日軍資產，當時國共勢力差距巨大，周佛海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國民黨。

如此反復無常之人，其家屬自然也受到了影響，其中受影響最深的要數他的兒子周幼海。

周佛海（右一）和妻子楊淑慧（左一），次子周幼海（左二）以及次女合照

同學口中的“小漢奸”

1922年，周幼海出生于日本鹿兒島，當時周佛海還沒有背叛組織，周幼海基本上是被年僅21歲的母親楊淑慧帶大。

1938年，周幼海跟隨母親來到了香港生活，并在嶺南中學就讀，起初同學們對他還算友好，但隨著父親跟隨汪精衛降日，周幼海也逐漸被同學鄙夷。

下課后同學們在教室里嬉笑，周幼海進門后，教室里會突然鴉雀無聲，同學們怒目而視，周幼海只能默默的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民國課堂老照片

戶外活動時，同學們在操場三五成群的奔跑，周幼海則是一個人蹲在角落里。

有一天上學，周幼海發現自己的課桌上被刻上了“小漢奸”三個字，周幼海也對父親的行為感到恥辱，他多次在校園期刊上發表愛國文章來表明自己的立場，但偏見就像是人心中的一座山，每當人們提到周幼海時，難免會想到他那個漢奸父親。

好在周幼海在嶺南中學只讀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后周佛海便憑借自己的地位將兒子送回了日本讀書（實則是“日汪密約”的一部分，周幼海名義上是赴日學習，實際上是當人質）。

父親是親日派，回到日本上學總該不會被歧視了吧？事實并非如此，投降派自古以來都不受待見，尤其是在尚武的日本，周幼海在日本依然受同學冷眼。

周幼海

除了公開場合有日方人員陪同（監視）之外，周幼海偶爾也會和三五好友小聚，其中就包括原蔣介石侍從室秘書羅君強、國民黨中宣部專員之子梅思平，他們雖身在日本，但仍然會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祝酒詞。

周幼海很快引起了一名叫陳國禎的中國學生的注意，陳國禎其實是名地下黨，他給了周幼海一本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周幼海通過這本書了解到了我黨的政治主張。后來在陳國禎的推薦下，周幼海又讀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

得知父親曾經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周幼海對父親脫黨叛國的行為很不解，于是他下定決心，如果能夠加入共產黨，自己絕不會步父親后塵，將會永遠忠誠于黨。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佛海很快成為了戴笠的目標，在戴笠的哄騙下，周佛海一家被軟禁在了重慶白公館。

周佛海

由于周佛海在汪偽政權中影響力極大，戴笠其實是有意拉攏他的，雖對其是軟禁，但也是一種保護。

周佛海也積極配合軍統的工作，他向戴笠提出了一個條件：“妻兒并未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如果想讓我繼續配合，還望釋放二人。”戴笠欣然同意。

被釋放的前一晚，周佛海與兒子進行了最后的交談：“我已經在美國為你準備了讓你們母女一生衣食無憂的錢，出于之后，一定要想辦法去美國。”

周幼海一口拒絕：“我的人生到此為止都是由你來支配，今后我要自己選擇未來的路了，您多保重。”聽到這番話，周佛海意識到已經和兒子形同陌路，便沒再說什么。

1946年3月，周幼海與老同學張朝杰取得了聯系，并通過其妹妹張朝素認識了田云樵，周幼海說：“雖說家父犯了叛國罪，但我希望與他劃清界限，從事革命事業。”

田云樵與妻子張朝素

在田云樵的引薦下，周幼海與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揚帆見了面，揚帆詢問：“從事地下工作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并且時刻有生命危險，周公子從小養尊處優，能做的了這事嗎？”

周幼海斬釘截鐵的說道：“請組織放心！”從此之后，周幼海便秘密入黨，成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之后周幼海使用化名“周之友”，在上海中央商場開了一個公司，他將父親留下的全部家產用來購買槍支、藥品等重要物資，周幼海還肩負著收集情報、策反等工作，在營救張瀾、羅隆基等民主人士的行動中，周幼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8年2月，周佛海在獄中病重，臨終前他提出要見周幼海最后一面。

周佛海被審判

周幼海并未拒絕，在得知兒子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之后，周佛海表現的十分平靜，或許是臨終前內心已經釋然，他告訴周幼海：“入黨后一定要從基層做起，要不斷的在實踐中去學習。”

上海解放之后，周幼海繼續在上海從事策反敵特的工作，然而，正當他懷著極大的熱情為人民服務時，命運卻和他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周幼海和妹妹周慧海

“我的一生是在為父親贖罪”

說起周幼海后來的遭遇，就不得不提他的老領導——揚帆。

1954年，中央對饒漱石的政治審查被進一步推進，最終得到結論，饒漱石主持上海工作期間曾包庇以胡均鶴為首的國民黨“中統”特務。

而當時上海公安局局長揚帆也受牽連，他的職務一擼到底，自身也鋃鐺入獄。

揚帆

對揚帆的調查很快蔓延到了周幼海的身上，上海公安局所保存的檔案中的確顯示“周幼海在上海從事隱蔽戰線工作時，曾有包庇中統特務的行為”。

其實周幼海挺冤的，當時盤踞在上海的中統特務多如牛毛，上海又是個國際化的大城市，我黨在上海缺乏群眾基礎，所以在從事反特工作時異常艱難。

周幼海深知中統內部并非是鐵板一塊，他的策略是“以毒攻毒”，要想讓那些特務心甘情愿的為你工作，肯定要開出讓人滿意的價碼，此一時彼一時，周幼海或許真的包庇過特務，但也是迫不得已。

1955年，周幼海受“潘揚冤案”的影響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好不容易熬到了刑滿釋放，剛剛獲得兩年自由，便遭遇了特殊時期，父親的漢奸身份，讓周幼年再次深陷牢獄之災。

周幼海與母親、妹妹

1975年9月，周幼海終于被釋放，但被直接送到了上海某化工廠進行勞動改造，在這一期間，周幼海深知沒能參加母親楊淑慧的葬禮。

此后，潘漢年、揚帆、周幼海等人相繼被平反，組織恢復了他的名譽。但18八年的改造生活給周幼海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患上兩次中風之后，他最終癱瘓，并于1985年去世，享年63歲。

中央曾給周幼海發放了一筆數額巨大的補償金，但他對此并不在意，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他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完成自己的回憶錄上，這為后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重要參考。

80年代，周幼海（左）與友人朱肇樂

結語

有人曾詢問周幼海：“汪精衛、陳公博的子女都在美國過上了揮金如土的生活，你原本有機會和他們一樣，但你卻吃了一輩子的苦，你后悔嗎？”

周幼海卻回到：“想相信我選擇的路是正確的，從事革命工作哪有不吃苦的，就當是為父親的罪孽贖罪吧。”

周幼海在習勤路住所的陽臺上

人們都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這句話在周幼海身上沒有絲毫體現，他的內心始終堅持著紅色信仰。

參考文獻：

《世紀》雜志周幼海：他一生都在為父親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