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女職員詐騙后打賞6000萬：平臺、主播應否退還款項？

使用贓款打賞主播引發的刑事追贓問題，也曾引發法律界的眾多討論，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爭議。

新京報記者 | 程亞龍

編輯 | 甘浩

校對 | 劉軍

7月2日，新京報刊發“銀行女職員虛構理財產品詐騙近億元，花6000余萬打賞主播”的報道，其中打賞款被予以刑事追繳的判決，引發了公眾討論：贓款被用于直播打賞，直播平臺和主播應該退還嗎？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使用贓款打賞主播引發的刑事追贓問題，也曾引發法律界的眾多討論，在司法實踐中也存在爭議。有法院認為打賞屬于贈與行為或平臺在獲得高額打賞時，未提供合理對價服務，對平臺進行追繳。也有法院在判決中指出，平臺屬于“善意取得”或不宜通過刑事追繳程序處理，未在刑事判決中作出向平臺追繳的決定。

2025年6月23日，河南省高院就網絡直播平臺申請的執行復議召開聽證會，該案中法院判決向直播平臺刑事追繳1800余萬。新京報記者 程亞龍 攝

贓款打賞是否追繳判例不一

在新京報的報道中，銀行女職員席薇于2009年至2022年間，虛構理財產品，私刻公章，以“保本保息、收益高”等為由，先后收取31名客戶1.6億余元的理財本金，截至案發尚有9000余萬元未返還，其中6000余萬元被席薇用于直播打賞。最終，席薇因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直播平臺及主播被刑事追繳，要求退還贓款。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此前已有多起司法判例涉及平臺打賞的追繳案例。

山東一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人員張某鵬，通過修改公司對賬單及偽造保證金賬戶賬單的形式，侵占轉移公司1356.87萬元人民幣，其中在某直播平臺充值打賞主播500多萬元。法院認為，直播平臺在獲得高額打賞的同時未提供合理對價服務，不是善意取得。最終，法院判決對公安機關凍結的該直播平臺所屬公司賬戶內的存款予以追繳發還被害單位。

2021年，山東省濟南市高新區人民法院對另一起職務侵占案作出判決，也認為被告人4826萬余元侵占款中打賞給主播的2300余萬元，應予追繳。理由是，給主播刷禮物打賞是贈與合同關系，主播在獲得高額打賞的同時未付出相應的勞動，不是善意取得。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在審理的同類案件中，曾給出不同的說法。

該案的刑事判決書披露，胡某某在擔任某公司財務出納期間，編造虛假支出、報銷項目將公司2585.5萬元匯入自己的個人賬戶，用于網絡直播打賞、網絡游戲消費等。法院認為，凍結在案的案外人錢款涉及眾多法律主體和多重法律關系，根據本案具體情況，不宜直接在刑事審判中通過刑事追繳程序處理，可另行依法解決。

一審判決后，胡某某提起上訴。胡某某的上訴理由及被害單位的代理意見均認為，打賞是贈與法律行為，直播平臺不構成善意取得，應當將凍結在案的錢款發還給被害單位。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確定的事實是胡某某將本單位財物用于網絡直播打賞、網絡游戲消費，本案依法追究的是胡某某所犯職務侵占罪的刑事責任。在案證據不足以證明第三方網絡直播平臺對涉案財物的取得系惡意，故在本案中不予以追繳。

2023年，北京市三中院工作人員曾以上述案件為例，在《人民司法》雜志發布標題為“贓款用于網絡打賞應受善意取得制度限制”的文章。文中提及，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對于犯罪所得贓款用于網絡打賞是否應當追繳，曾存在兩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平臺未及時制止胡某某的打賞行為具有過失，胡某某的打賞行為應當視為贈與行為，故平臺對于涉案錢款不能構成善意取得，應當予以追繳。第二種意見認為平臺主觀上并不明知胡某某打賞的資金來源，打賞行為系有償消費行為，故平臺對涉案錢款構成善意取得，凍結在案的平臺內錢款不成立刑法意義上的贓款，不應予以追繳。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席薇詐騙案中，運營直播平臺的北京蜜萊塢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執行異議材料中，列舉了25例贓款打賞主播，法院未向平臺刑事追繳的司法判決。而參與執行異議聽證會的受害人代理律師，也列舉了數個法院判決向平臺追贓的判例，要求法院依法審查，駁回蜜萊塢公司的執行異議。

7月2日新京報刊發的席薇詐騙案的相關報道版面。網絡截圖

律師：平臺在實踐中適用善意取得困難重重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蓬蓬，曾梳理200份關于使用詐騙、盜竊、職務侵占等犯罪所得款項直播打賞的刑事案件，發現涉及直播平臺和主播追繳涉案款項的司法實踐，曾出現多種觀點的判決：僅向平臺追繳的；僅向主播一方追繳的；同時向雙方追繳的；不宜通過刑事追繳處理的。

7月3日，張蓬蓬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每個案件的偵查人員和司法人員，對直播打賞的認識不統一、態度不一樣。有法院認為打賞是贈與行為，在刑事判決中不通知平臺，直接判處向平臺追繳。有法院認為打賞是消費行為，但指出主播、平臺未付出合理的對價，判決予以追繳。

張蓬蓬認為，直播打賞在法律上應當是信息和娛樂性質的網絡消費行為，在刑事追繳中，平臺和主播應當都有適用善意取得的余地。但從他代理的多起案件發現，主播和平臺是否屬于善意取得，法院除了要考慮兩者對贓款打賞是否知情外，還會從主播、平臺獲取的打賞，是否付出了合理的對價來評判，而爭議點也恰恰就在判斷對價的金額和合理性。

張蓬蓬稱，從平臺的角度來看，平臺在網絡直播軟件研發、應用、維護中雖然有巨大的投入，但無法把成本量化到每一個主播身上或每一次的打賞中。主播在獲取打賞時，同時無法量化自己取得打賞所付出的對價，特別是涉及高額打賞的情況下，主播給用戶付出的服務，值不值得獲取這么多的打賞，沒有所謂的公允市場價值去評判。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往往可以“直播平臺在獲得高額打賞的同時未提供合理對價服務”的理由，對平臺、主播進行追繳。

今年1月份，《人民法院報》刊發的“涉網絡直播打賞追繳返還司法實務問題專題研討會發言摘編”中，摘錄了多位高校教授及多地高院刑事審判庭法官對網絡直播打賞中贓款或違法所得是否適用善意取得、是否應予追繳返還等問題的分析。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長徐磊認為，具有強制性的違法所得追繳要受到第三人善意取得的限制，以免影響交易安全。對于善意取得，應設置嚴格認定標準，強調交易的對價性，不具對價性的，不構成善意取得。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蘇智麗認為，可從五個方面判斷能否適用善意取得：一是平臺是否依法成立；二是平臺是否盡到監管義務；三是主播服務內容是否違法或違反公序良俗；四是主播服務和打賞金額是否對等或基本對等，且符合限額規定；五是排除明知或者惡意串通的情形。

專家：若平臺按要求盡到義務不應被追繳

中國政法大學網絡法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懷勝認為，贓款用于直播打賞被追繳，首先面臨的法律問題就是“直播打賞的法律性質”，它到底是屬于民事上的服務合同，還是贈與合同，這也是導致出現“同案不同判”的根本原因。

李懷勝稱，很多人被“打賞”二字所誤導，認為觀看主播表演是免費的、無償的，所以打賞是單方性的贈與，可以被撤銷，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約束，這本身是一個巨大的誤讀。如過去天橋賣藝，它突出的則是一個“賣”字。打賞也是對方基于這種表演的對價，觀眾在獲得心理感受、情緒價值的情況下，自愿付出，這種付出的自愿性并不否認它是服務合同的對價性。而且，在直播過程中，主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勞動，平臺維持這種商業模式，投入也是巨大的，不能感覺主播掙了很多錢，就忽視他們的投入。

李懷勝認為，由于網絡直播打賞與傳統交易模式不同，用戶打賞金額可能巨大，但并不能因此就將其界定為“第三人無償或者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取得涉案財物”的行為，因為這種對價的不確定性恰恰是網絡直播產業所具有的特點，即對于對價的合理性應采用主觀等值原則。

“學界對直播打賞贓款追繳的討論比較多，主流觀點還是認為，目前存在比較明顯的‘劫富濟貧’。”李懷勝認為，應當在法制化的軌道下思考這個問題，近幾年，直播行業發展迅速（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8.33億人，占網民整體的75.2%；主播賬號突破1.8億個），平臺掙了很多，但這是在法制化軌道下進行的，若平臺履行了應盡的注意義務，滿足善意取得的其他構成要件，便可善意取得贓款，不能因偏見，將平臺作為實現損失救濟的蓄水池。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孟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刑事立法一定程度上確認違法所得適用善意取得規則，司法實務上也多采適用善意取得的肯定說。網絡直播平臺作為一個商業場所，與用戶的交易遵守等價有償原則。原則上平臺只要不存在重大過失，善意取得成立的要件就是成立的。

對于向主播追繳直播打賞的問題，李懷勝認為，用戶對主播進行打賞，主播提供了表演等服務，不是無償獲得財物的行為。打賞行為作為一種消費行為，使得用戶與主播形成服務合同關系，也適用善意取得，構成善意取得的，即使是贓款打賞也不應追繳。在司法實踐中，作為打賞行為當事人的主播，更容易直接接觸到打賞的用戶，如果主播知道或應當知道打賞來源于贓款時，仍為了使打賞行為順利完成而作出一系列隱匿、窩藏的行為，此時可僅將主播作為追繳相對人。

據了解，在席薇案中，在映客直播平臺，取得打賞金額2萬元以上的主播共計27名。目前，法院暫未向主播送達“追繳贓款”的執行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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