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養老金百元之困：誰還記得他們交過的公糧和青春？

七八十歲的老人佝僂著腰在田間勞作，他們每月領到的養老金，不夠城里人一頓飯錢。

烈日當空，河南駐馬店一位78歲的張老漢仍在自家玉米地里除草。當被問及為何這把年紀還要下地干活，他擦了把汗苦笑道：“一個月一百多塊的養老金，不夠買油鹽，不下地咋辦？”

在山東菏澤，67歲的李嬸每月領取的養老金是143元。她掰著手指算賬：“一袋面粉80塊，降壓藥一個月60塊，剩下的錢連買青菜都不夠。”

這樣的場景在今天的中國農村比比皆是。2024年全國農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僅143元，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每月只能領到80元左右，發達地區也不過200-300元。

被遺忘的貢獻

如今的年輕人可能很難想象，在共和國工業化起步階段，農民群體做出了何等巨大的犧牲。公糧（農業稅）是農民必須完成的任務。從1949年到2006年農業稅廢止的57年間，農民以糧食形式向國家繳納稅收，支撐著國家建設。

“交公糧時，村干部天不亮就敲鑼喊人，必須把最好的糧食送去糧站。不夠數的，回家再背；質量不過關的，當場揚撒一地。”一位老農民回憶道，聲音里仍帶著當年的顫抖。

除了公糧，三提五統（村級三項提留和鄉鎮五項統籌）更是壓在農民肩上的重擔。教育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優撫款……這些名目繁多的收費，幾乎抽干了農民微薄的收入。

還有義務工制度。從修水庫到建公路，從開荒到挖河道，在機械化程度極低的年代，億萬農民用肩膀和雙手扛起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他們沒有領過一分錢工資，自帶干糧，風餐露宿。

工農業剪刀差下的沉默犧牲

最隱蔽也最沉重的，是工農業價格剪刀差。

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以低于市場的價格收購農產品，再以較高價格銷售工業品。據專家測算，1950-1978年間，通過這種方式農業為工業提供的積累相當于同期全民所有制非農企業固定資產原值的五分之四。

“一斤糧食換不了一根冰棍，一擔稻谷買不回一雙膠鞋。”這曾是老農民們最痛心的慨嘆。

正是依靠農業提供的原始積累，中國才能在建國初期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農民群體默默承擔了國家工業化的歷史成本。

養老困局：百元養老金難以為繼

當這些曾為國家發展付出青春與汗水的老農步入晚年，面臨的卻是尷尬的養老困境：

“公糧不能折算養老金”：官方解釋是公糧本質是稅收，如同工人繳納個人所得稅一樣，不能兌換養老金權益

基礎養老金杯水車薪：全國最低標準143元，遠低于各地農村低保標準（黑龍江等地低保標準是基礎養老金的2倍以上，廣東甚至達4倍多）

區域差距觸目驚心：上海農民基礎養老金1490元，北京961元，而多數中西部省份僅略高于國家最低標準

個人賬戶積累不足：多數農民因收入有限選擇年繳100-200元的最低檔次，15年繳費積累的個人賬戶養老金僅20余元

“年輕時交公糧，年老時吃低保”成為許多農村老人無奈的自嘲。七八十歲仍要下地勞作，成為農村普遍現象。

工業反哺農業：遲到的正義

2004年，中央作出重大判斷：中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時任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副司長葉興慶指出，2004年我國GDP達13萬億元，財政收入2.63萬億元，二三產業占GDP比重85%以上，城鎮化率41.8%，已具備工業反哺農業的經濟實力。

二十年過去了，工業反哺農業的承諾需要實實在在體現在農民養老保障上：

提高基礎養老金至低保標準。國民基礎養老金應成為所有老年人的基本權利。目前上海已將基礎養老金提至1490元，接近當地1595元的低保標準，證明在全國推廣具有可行性。

建立農民職業年金制度。全國政協委員熊水龍建議將農民分為“職業農民工”和“職業農場主”，設計不同繳納比例的職業年金，由集體補助、政府補貼和個人繳費共同組成。

央企國企利潤反哺。建議將部分央企和國有企業收入用于為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民購買養老保險補助，實現真正的“工業反哺”。

強化“多繳多得”激勵機制。提高繳費檔次政府補貼比例，讓選擇年繳5000元的農民未來每月可領500元以上養老金。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陸挺指出：“提高農民養老金可能是當前最有效的經濟政策。每月增加200元對他們是巨大改善，能顯著提升消費傾向。這些錢將直接轉化為鄉鎮超市、農貿市場的消費力。”

當上海的老人在公園悠閑打太極拳時，河南、安徽、四川的許多同齡農民仍在田間彎腰勞作。養老金的地域鴻溝，折射出的是發展成果共享機制的缺失。

農業稅廢止近二十年，但那份“公糧記憶”不應被塵封。浙江大學張翔教授提出建立非繳費型國民基礎養老金的方案，將基礎養老金標準與當地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掛鉤。

這些曾用青春和汗水澆灌共和國工業化之花的老農們，如今需要的是一份有尊嚴的晚年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