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整理西學類典籍考論

文/謝輝（北京外國語大學）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陳垣在民國時期，共整理出版《鐸書》《靈言蠡勺》《辯學遺牘》《大西利先生行跡》《主制群征》《名理探》等西學類典籍6部。前5部完成于1918至1919年，皆為鉛字排印。《名理探》出版于1926年，為影印本。其底本來源有二：一是來自英華自藏的《天學初函》等，二是馬相伯抄自徐家匯藏書樓。

陳垣整理本在選目方面，側重選擇傳本稀少、價值較高的品種。校勘方面，在缺乏校本的情況下，仍通過其他校勘方法，校正了底本中的諸多錯誤。有失校漏校之處，常在印樣或再版中加以補正。但受時代影響，也存在著妄改問題。此外，陳垣在整理西學漢籍的過程中，還經常伴隨著對相關典籍的加工和研究，包括對典籍劃分章節、增補材料，以及對相關史實加以考證。作為民國時期西學漢籍整理工作的開創者之一，陳垣校本選目既精，質量又佳，在當時廣受好評，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關鍵詞）陳垣；西學漢籍；天主教

陳垣先生為民國時期較早關注西學類典籍，并開展整理工作的學者之一。其整理的西學類典籍，選目既精，質量又佳，在當時廣受好評。當今學界在言及陳垣先生的基督教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時，亦多有論述，較具代表性者，如張榮芳的《陳垣對外來宗教史研究的貢獻述略》在論及陳垣對外來宗教史籍整理的貢獻時，特設“對基督教史籍的整理與校訂”一節，述其校刊《鐸書》等書的情況。其余如金文淑的《論陳垣的宗教史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人民大學，2011），周靖維的《陳垣對基督教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師范大學，2015）等，也均有所論及。但對于其整理的西學類典籍所據之底本，印行之版次，各版之間及與底本之差異，則討論尚顯不足。本文即對以上諸問題進行探討，并在此基礎上，略析其價值與影響。

一、陳垣整理出版的6種西學類典籍

（一）《鐸書》1卷

本書為陳垣最早整理出版的西學類典籍。據學者研究，其整理的過程大致為：1917年10月21日，陳垣前往上海，準備出訪日本，期間探訪馬相伯并于徐家匯藏書樓訪書4日，得見《鐸書》，欲錄副而未果。

1918年秋，馬相伯以抄本寄京。12月陳垣校勘完畢并撰序。1919年2月，《重刊鐸書序》發表于《青年進步》，同年春《鐸書》初版印行。”

其得以印行，與山西駐京代表李慶芳關系密切。李氏序文稱“新會陳援庵君以霖所著《鐸書》寫本見示”，陳序亦謂李氏“為言于山西省長閻百川（即閻錫山）先生。適先生以事晉京，聞李君言，欣然屬即重刊”。

其書出版后頗受歡迎，一年之內，即已重版4次。陳垣在第4版序言末尾的識語中說：

是書初次活版，晉人貽我數百本，頃刻散盡，本年六月遂重付活版。同時友人慕君再版于溧陽，今天津友人又屬重印，此其第四版矣。

輔仁大學攝影 梅明

此4版的情況如下。

第1版，據李凌翰博士論文所附書影及著錄，該本封面簽題“鐸書，明韓霖著，民國八年春出版”，卷前有1918年12月陳垣《重刊鐸書序》、1919年元旦李慶芳《重刊鐸書序》，佚名（當為李建泰）、李政修《鐸書序》，原訂閱校刻人題名，韓霖《鐸書大意》。卷端題“古絳韓霖撰”，半頁12行31字。有行格及句讀。

第2版，國家圖書館藏（館藏號133685）。該本封面簽題“鐸書，明韓霖撰，民國八年夏出版”，卷前序文、卷端所題等與前本皆同，而行款變為12行35字。自《鐸書大意》開始連續計頁，共48頁。卷端鈐“陳垣同志遺書”印。末有《正誤表》長幅拉頁一張。此本從形制上來看，顯然是根據第1版重排，當即第4版識語中所說“友人慕君再版于溧陽”者。慕君即慕學勛，李凌翰已指出。

第3版，國家圖書館藏（館藏號57380）。該本封面簽題“明韓霖撰，鐸書，新會陳氏校刊”。卷前亦有陳垣等4篇序文、校刻人題名與《鐸書大意》，皆分別單獨計頁。陳垣序后多出一段按語：

是書初次活版，晉人貽我數百本，頃刻散盡，遠近索者猶紛至，愧無以應。頃晉人亦擬謀再版，此殆極佳現象。前此國人方沉湎不返，非煩熱即頹憊。近見士夫相語，輒互問吾人畢世營營胡為者，似漸有覺悟之意。是書言人對于社會當盡之本分，借題發揮，清涼劑亦興奮劑也。用重付活版，讀者幸勿以其論題庸熟，而忽略其論文中之精義焉可。原刻眉端標題之外，本尚有評語，詞旨警策，疑亦李建泰所為，前次未經刊入，今特移置行間。其原刻標題則范以復圈，以存古本。一九一九年六月，陳垣再識。

由此可知，此本即第4版識語中所謂“本年六月遂重付活版”者。與前兩版比較，此本有比較明顯的不同。其添入了原書中的眉批，又將卷端題名“古絳韓霖撰”下，添入“兄云景伯、弟霞九光仝訂，男無致、無期仝閱”。此訂閱人題名，在明刻本中本為校刻人題名頁末的牌記，前兩版附于校刻人題名之前，而此版則改置卷端。行款改為13字33行，正文共44頁，卷末有勘誤表9條。

國圖藏本書簽尚鈐“馮西滿”印，陳垣序文首頁墨筆題“西滿仁兄大人惠存，弟銳良贈”。“銳良”應即英銳良，為英華家族成員。“馮西滿”為何人不詳，“西滿”為教名，應是天主教徒。此外國圖藏57298號（常濟安捐贈）、16401號等，亦均是此本。馬相伯約在1919年致信陳垣，提出對“第2板”的5條勘誤意見，所指當即是此本。

第4版，國家圖書館藏（館藏號57094）。該本封面題簽、卷前序文、版式行款等，與第3版皆同。而陳垣序末按語有刪改，自“遠近索者猶紛至”至“而忽略其論文中之精義焉可”一段，改為“本年六月遂重付活版。同時友人慕君再版于溧陽，今天津友人又屬重印，此其第四版矣”。卷前無校刻人題名頁，卷末有勘誤表6條，卷端鈐“陳垣同志遺書”印。李凌翰推測，重印此本的“天津友人”，或是張純一。

本書之底本，陳垣序文已經明言是馬相伯抄自徐家匯之本，李凌翰進一步考證出，馬相伯所據以抄錄的，即是今《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影印的明刻清修本，其說可信。

李氏已舉出徐家匯藏本有3處天頭批注刻印模糊之處，陳垣校本第4版均未收錄，實際尚不止此。如《教訓子孫》篇，“子孫長，則重婚姻，別男女”云云一段，徐家匯藏本天頭印有模糊不清的6字批語，核之梵蒂岡藏本（館藏號Borg·cin·364·10），當為“婚姻男女補天”，后頁梵蒂岡本天頭尚有“婦有別一倫”6字，徐家匯藏本不可見。此因徐家匯本與梵蒂岡本同版，而印較晚。此2條批語，陳垣校本之3、4版均無，益可見其源出于徐家匯藏本之實。

(二)《靈言蠡勺》2卷

本書約整理完成于1919年5月，據馬相伯云“陳援庵君前既一再考訂也里可溫，今春又重刊《鐸書》，夏又重刊《靈言》”，可知其為繼《鐸書》之后，陳垣的第2部西學類典籍整理著作。該本封面簽題“靈言蠡勺，新會陳氏校刊”，卷前依次有四庫提要一頁，陳垣《重刊靈言蠡勺序》一頁（末題“一九一九年五月新會陳垣序”），馬相伯《重刊靈言蠡勺序》一頁（末題“民國八年相伯馬良，時年八十”），畢方濟《靈言蠡勺引》（末題“天啟甲子七月，泰西后學畢方濟謹書”），及《靈言蠡勺目錄》。卷端題“泰西畢方濟口授，吳淞徐光啟筆錄”。半葉13行33字，全書共26頁。

據陳垣序文謂“余從萬松野人假得鈔本，酷愛之，即欲重刊，近復得崇禎間慎修堂重刻《天學初函》本，因屬樊君守執細為比勘”，可知其源出于英華藏抄本。

按1916年1月12日《大公報》連載《萬松野人言善錄》謂“又有明季所譯的《靈言蠡勺》一書……故此野人也要把此書重刊，以餉我同胞”，可見英華至少在此時已得此書，并有整理的打算。

馬相伯曾與英華共同對此本進行校勘，故在序言中說：“《靈言》底本，良與萬松野人嘗與從事校正。”但因“校讎之未得其人”，久而未刊。陳垣復用“祟禎間慎修堂重刻《天學初函》本”校閱。

按：今所見《天學初函》本《靈言蠡勺》，卷端題“慎修堂重刻”，此外梵蒂岡圖書館還藏有一種版本（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Ⅲ223·10），其版式行款、卷端所題等，皆與《天學初函》本同。但《天學初函》本版心下方多以小字題本頁字數，而梵蒂岡藏本則無，字體亦略顯生硬，似是翻刻，內容則基本一致。陳垣先生所據以對校者，大約即為此兩本中的一種。從文字上來看，其最終校定之本，也屬《天學初函》本一系。

(三)《辯學遺牘》1卷

本書約成于1919年8月。此前英斂之在1915年11月26日至1916年1月25日，將此書連載于《大公報》，本年又托陳垣訂正，與《大西利先生行跡》明浙西李之藻傳》合刊。此本卷前有陳垣《重刊辯學遺牘序》一頁(末題“一九一九年八月新會陳垣序”)，馬相伯《重刊辯學遺牘跋》(末題“一千九百十五年十二月相伯馬良題于北京培根學校”)一頁，馬序乃《大公報》本原有者，后附四庫提要則為新增。卷末有李之藻、楊廷筠《原跋》2篇，又識語3篇。

首篇“《天學初函》自明季李太仆之藻匯刊以來”云云，乃是《大公報》于1915年11月24、25日，為即將刊出的《辯學遺牘》所作“本報附刊名著廣告”，而略加改易。第2篇乃英華于1915年圣誕節所作，為《大公報》本所原有。第3篇謂“丁巳之春”云云，丁已為1917年，乃后來補人。半頁13行33字，正文、跋文及識語頁碼連排，共15頁。據該本卷末所附識語首篇，謂英華覓得《天學初函》全帙，先將《辯學遺牘》一種排印，而陳校本又從《大公報》本出，可知屬于《天學初函》本一系。

(四)《大西利先生行跡》1卷

本書成書時間約與前書相同。此前《大公報》繼《辯學遺牘》刊畢之后，于1916年1月27日至3月23日，續刊此書，題“大西利先生瑪竇傳”，陳垣應亦是在該本基礎上加以修訂。陳校本行款同前書，卷端題“西極耶穌會士艾儒略述”，卷末有陳垣識語（題“一九一九年八月新會陳垣校畢附識”），又有1916年馬相伯《書利先生行跡后》，乃《大公報》本所原有者。全書正文與識語、書后連續計頁，共10頁。《大公報》本原附有萬歷二十八年利瑪竇奏疏、《大京兆王公慶麟利子瑪竇碑記》，以及《職方外紀》卷五《海道》部分，陳校本皆未收。

據馬相伯所述，《大公報》本乃“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郵借所藏抄本。抄手甚劣而多誤，亟與友人英斂之共讀共校，亟付手民”，可知從徐家匯藏抄本出。今藏臺灣輔仁大學的徐家匯舊藏中，有3部《大西利先生行跡》抄本，馬氏所據者蓋即其中之一。本書刻本傳世者，僅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末清初福建刻本1種（館藏號BorgiaCinese350·3），而抄本極多，且互有異同。

向達先生在1947年，出版《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以梵蒂岡藏福建刻本為底本，以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北堂圖書館、獻縣天主堂所藏5個抄本及陳垣校印本為校本。據向達研究，牛津藏本乃偉烈亞力舊藏，大約為同治間上海姚老楞佐所抄，該本“與陳援庵先生所校印本大同，陳本出于徐家匯藏書樓所藏舊抄本，姚氏為上海人，則或亦出自徐匯本也”。

(五)《主制群征》2卷

本書約成于1919年10月。1915年6月至8月，英華將此書連載于《大公報》，是為第1版。連載完畢之后，隨即出版單行本，并在《大公報》上登出廣告謂：“用中國毛邊紙印刷，裝釘雅潔，每本收回工料大洋二角，購十本以上者九折，百本以上者八折。”單行本封面由張謇署簽，題“降生后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天津大公報館重印”，是為第2版。

陳垣校本為第3版。該本封面簽題“湯若望撰，主制群征，贈言附”。卷前有馬良(重刊主制群征序》（題“乙卯四月馬良序于京師培根學校，時年七十有六”），英華《重刊主制群征序》（題“降生后一千九百十五年八月”），皆為第二版所有者。繼為上下2卷目錄，上卷10篇，下卷15篇。卷端題“遠西湯若望著”，卷末題“耶穌會中同學龍華民、高一志、羅雅谷共訂”。后附《贈言》，分文與詩。末為陳垣《三版主制群征跋》（題“一九一九年十月新會陳垣跋”）。行款與《辯學遺牘》等同。

據《大公報》1915年6月12日所載尚文《擬重刊主制群征序》，謂英華得此書，什襲而珍藏者30余年，可知《大公報》本當是用英華自藏本付刊。此書目前所知的版本有2種：一為明末刻本，卷前有明崇禎九年（1636年）李祖白行書《主制群征跋》、湯若望《主制群征小引》；二為清康熙間翻刻本，“玄”字闕筆，無李祖白《跋》與湯若望《小引》。前本較為罕見，目前僅知梵蒂岡圖書館有藏（館藏號BORGIA CINESE370·4），后一本則流傳稍廣。《大公報》本亦無李氏、湯氏序跋，推測應是出于翻刻本，陳校本亦屬此系。

(六)《名理探》前編《五公稱》5卷

本書約成于1926年。1917年，陳垣自英華處得一本，而英氏又得自馬相伯。章士釗、胡適分別從陳垣藏本錄副。1923年，富陽人趙彬（字恂如）為陳垣重抄一部。1925年，章士釗任國立編譯館總裁，曾托劉奇（字子行）借陳垣原本覆校一遍，欲付刊而未果。1926年，吳宓在陳垣處見此書，建議刊行，遂以趙彬抄本付輔仁社影印數百部。

今見國家圖書館藏本（館藏號15597），1函3冊。封面題“名理探前編五卷，明西洋傅汎際、仁和李之藻同譯”，背面題“民國十五年六月，北京公教大學輔仁社用新會陳氏精抄本影印”。卷前有《名理探目錄》，末云“第二三四五端之論待后刻”，并題“同會費奇規、曾德昭、費樂德訂，值會陽瑪諾允”。卷端題“遠西耶穌會士傅泛際譯義，西湖存園寄叟李之藻達辭”。卷末附《李之藻傳》（前有1919年馬良《李之藻傳序》）及陳垣《跋》（題“丙寅夏五陳垣跋”）。半頁12行23字。

據后出的1931年排印本謂“徐匯書樓舊藏抄本，首端五卷，民國十五年，陳援庵先生轉抄”，可知陳垣自英斂之處所得者，乃出自徐家匯藏抄本。方豪謂“清末，馬相伯先生、英斂之先生皆從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抄得一部，一九一七年，陳援庵先生又從英先生處借抄一部”，說得更加清楚。該本今仍藏徐家匯。

按：此書大約初刻于明崇禎末年，僅刻第一部分，即《五公稱》5卷。李天經于崇禎九年（1636年）在北京見此書5卷，李次彭謂崇禎十年冬，傅汎際入都，出示刻本5卷，大約均是此初刻本，今法國國家圖書館有藏（館藏號Chinois 3413）。大約在李次彪作序的崇禎十二年（1639年）之后，傅氏又刻《十倫》5卷，并將已刻好的《五公稱》部分修版，于版心的“名理探”3字下加人“五稱”2字，增入李天經、李次彪序文，合并印行，今梵蒂岡圖書館有藏（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Ⅲ231·1-9）。陳垣影印本無二李序文，似源于初印本。

二、陳垣整理西學典籍的特色

陳垣先生整理的6部西學類典籍的情況，已見上文所述。與同時期的同類作品相比，陳垣整理本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的特色。

首先，在選目方面，側重選擇傳本稀少、價值較高的品種。

早在陳垣年輕時，閱讀《四庫全書總目》，即已知有明末西方傳教士所著西學類典籍，但“《四庫》概屏不錄，僅存其目，且深詆之，久欲一睹原書，粵中苦無傳本也”，已經意識到其流傳不廣的問題。

故1917年，陳垣居于北京時，即著手開展對此類典籍的搜集。一方面，英華處藏此類書甚多，陳垣盡借而讀之。另一方面，陳垣還曾赴上海與日本訪書，在徐家匯閱書四日，感慨于“明末清初名著，存者不少，惜無暇晷遍讀之”，在東京又得《破邪集》。

此外，陳垣在閱讀西學類典籍時，對其中援引的其他西學書籍，也多加以標識記錄，作為訪求的線索。如其記《鐸書》中引有龐迪我《七克》、艾儒略《滌罪正規》、羅雅谷《哀矜行詮》。 又如國家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不得已辯》（館藏號133784），乃陳垣舊藏。書中凡遇書名如“天主實義”“萬物真原”等，皆用墨筆標出。

通過以上途徑，陳垣訪求到了大量西學類典籍，今國家圖書館藏陳垣捐贈的1911年前出版的中文公教類書籍，即多達140多種，可見其收藏之富。

但盡管如此，陳垣卻沒有不加分別地將西學諸書一概印行，而是從流傳情況、學術價值、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仔細衡量，選出最需整理者。其在《重刊靈言蠡勺序》中說:

李之藻輯《天學初函》，以此書隸《理編》。其《器編》即《幾何原本》等十種，均著錄文淵閣，后人分收于《守山閣》《指海》等叢刻中,世間多有傳本。《理編》九種，惟《職方外紀》《四庫》著錄，收于《守山閣》外，《畸人十篇》《天主實義》《辯學遺牘》七克》等，均見屏于《四庫》，然今天主堂尚有刊本；惟《靈言蠡勺》《西學凡》《交友論》《二十五言》等，則絕版久矣。諸編中《靈言蠡勺》說理最精。

從此段論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陳垣選擇整理品種的標準。其將西學諸書分為“世間有傳本”“有天主堂刊本”“久已絕版”3類，于絕版中又選擇“說理最精”者進行整理。其后馬相伯致信徐宗澤，就重印《天學初函》事轉述陳垣之意見，謂：“《初函》器編十種，外間多有傳本，刻之無謂。至理編九種，或已重刻，或各堂多有刊者，再刻亦無謂。惟《西學凡》《廿五言》二種不多見。”亦是此意。

陳垣最終整理出版的6部西學類典籍，也大都符合這一標準。如《鐸書》當時國內僅有徐家匯藏明刻清修本，《大西利先生行跡》《名理探》僅有抄本。《主制群征》云用英華藏本，當時國內可能僅徐家匯藏有一部刻本，英華藏本或即從彼出。總的來看，都是比較稀見的品種。

其后陳垣先生編《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分為“現有刊本通行者”“現無刊本通行者”兩類，也是這種注重稀見本思想的延續。

在確定選目的基礎上，陳垣即不遺余力地推進整理工作。在前引《重刊靈言蠡勺序》中，陳垣已經提出，其下一步還擬整理《西學凡》《交友論》《二十五言》等書。廣東崇正2013年春季拍賣會“史學巨擘·陳垣先生重要著作及稿本”專場，即有此3書的校正整理本，且加有諸多批語。這說明陳垣對其的整理并非僅為構想，而已付諸實施。其后陳垣可能發現《交友論》尚有傳本，其在《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中，即列出教外人翻刻《交友論》的8個版本，故將其剔除，但仍繼續推進其余2種的整理。馬相伯即謂《西學凡》與《二十五言》“近于別處見有改本，援翁已將改本分上下層排印”。盡管陳垣整理本最終似未出版，但由此可窺見其對稀見西學類典籍整理的持續關注。

此外，在《名理探》的《十倫》部分與《超性學要》的整理出版方面，陳垣也曾致力。1927年7月，在《名理探》前編《五公稱》5卷影印出版之后，陳垣即致信伯希和，詢問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十倫》部分5卷“能用照像法照出否，需費幾何”。

其后1932年，徐宗澤方托友人從法國復制得《十倫》，并前編合為10卷，于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編入《萬有文庫》出版， 某種程度上來說，其事即發軔于陳垣。又1917年，陳垣致信英華，提出可以將利類思譯《超性學要》影印，接續《天學初函》而為《二函》，馬相伯致信徐宗澤，也轉述了陳垣類似的意見。

其后約在1930年，北平公教教育聯合會與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相繼出版鉛印本，前者據西灣子天主堂藏本，后者則據徐家匯藏書樓藏本，并經馬相伯補校。”推本而言之，此書之整理出版，也是首倡自陳垣，陳垣且以一部新印本贈予陳寅恪。《名理探》之《十倫》部分，當時國內未有傳本。

《超性學要》譯自圣多瑪斯《神學大全》，時人謂“中古歐洲基督教之教義，實以多瑪斯此書為其源泉，利類思譯之為漢，可謂探驪得珠……卷帙繁重，傳世極罕”。陳垣推動對其的整理，也正反映出其重視稀見而重要的西學典籍的態度。

其次，在校勘方面，陳垣整理的大部分西學類典籍，多為孤本傳世，并無校本可用。僅有《靈言蠡勺》以抄本為底本，以所謂慎修堂翻刻本為校本，大約也是同出一源。故其在大多數情況下，僅能用本校、他校、理校法，解決底本中存在的問題。其底本且多為抄本，又經疊相轉抄及他人校改，情況復雜，校勘難度很大。但盡管如此，陳垣仍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力所能及地校正了各書中的若干錯誤。

第一，前版失校漏校之處，常在后版中加以補正。例如，《鐸書·和睦鄉里》“西極文先生論怨讎有別”，陳垣校本第2版同，第1版大約也如此。至第3版，則改“文”為“艾”。此“艾先生”當指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底本有誤，陳校本起先未能校出，再版時遂予追改。

第一，前版失校漏校之處，常在后版中加以補正。例如，《鐸書·和睦鄉里)“西極文先生論怨讎有別”，陳垣校本第2版同，第1版大約也如此。至第3版，則改“文”為“艾”。此“艾先生”當指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底本有誤，陳校本起先未能校出，再版時遂予追改。

第二，一書印出“校本”或“樣本”之后，常在其上加以校改，部分校改的內容改入最終出版的定本。

又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陳垣整理本《主制群征》(133681），封面墨筆題“校本”。卷上第4頁正面“夫性各有定，天胡獨殊”，“天”字墨筆圈出，天頭批“地”。卷下第5頁背面“是雖大主降罰”，“罰”字墨筆圈出，天頭改“割”，并有批注曰:“《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頁，當即是陳垣在拿到樣本后發覺有缺失，遂予增人。

又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陳垣整理本《主制群征》（133681），封面墨筆題“校本”。卷上第4頁正面“夫性各有定，天胡獨殊”，“天”字墨筆圈出，天頭批“地”。卷下第5頁背面“是雖大主降罰”，“罰”字墨筆圈出，天頭改“割”，并有批注曰：“《大誥》，天降割于我家。”

需要指出的是，陳垣校本也有錯誤甚至妄改之處。例如，《鐸書·尊敬長上》“昔漢明帝封諸子，裁令半楚、淮陽諸國”，陳垣校本“半”作“吳”。

按：此出《后漢書》卷十上《明德馬皇后傳》，謂漢明帝所封諸子，封地僅為光武帝所封楚王、淮陽王之半。陳本顯誤，不知是馬相伯從徐家匯藏本傳抄時致誤，還是陳垣誤校。此外，有學者曾將徐家匯藏本《鐸書》與陳垣校本第三版對校，發現陳校本不同之處多達118處，且有相當數量是有意為之的刪改。

李凌翰已舉出尤為明顯的幾處，如《孝順父母》章刪去“后詳言之”至“此臣子之禮也”300余字，并將其刪削的部分歸納為3點，即祭祖等儒家禮儀、報應觀、崇奉帝制。

雖然李氏也提出，不排除是馬相伯寄來抄本時即已作了刪削，但推斷起來，更可能是陳垣為之。

可為旁證的是，陳垣校本《辯學遺牘》，較《天學初函》本刪去“其粗而易見者，則萬里之內，三十余國，錯壤而居，不一易姓，不一交兵，不一責讓，亦千六百年矣”37字，而作為陳垣校本之底本的《大公報》本，則并無脫漏，可推知其刪削必出陳垣之手。此種刪削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校本的價值，但畢竟與民國初年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可以理解。如不考慮刪改的問題，陳校本仍然可稱民國時西學典籍中校勘較精審者。

最后，陳垣在整理西學漢籍的過程中，往往還伴隨著對相關典籍的加工和研究。具體可分3方面。

第一，分章分段，新編目錄。

例如，《鐸書》原本分6篇，各篇文意相連，不分段落，而陳垣校本將其“分段別行”。

又如《靈言蠡勺》2卷,《天學初函》本中原有篇章名，但較為混亂，且層級不明晰。陳校本大約是據卷前畢方濟序言“今略說亞尼瑪四篇”之文，將其重分為4篇，部分篇名如第二篇“論亞尼瑪之能”為新增，原有的“論亞尼瑪之生能覺能”“論亞尼瑪之靈能”作為第一、二章分列其下，“論記含者”等3節則標以甲、乙、丙，分列第二章下。這就使得全書結構清晰，大大方便了閱讀利用。其工作看似簡單，但卻是建立在對原書內容具有深刻理解的基礎上。

第二，增補附錄與相關材料。

例如，《辯學遺牘》之《大公報》本，原據《天學初函》本排印，卷末僅有李之藻跋，陳垣據閩刻本增楊廷筠跋文一篇，又于《利先生復虞銓部書》后，附錄祩宏《云棲遺稿》中《答虞德園銓部》一篇。

又如，《主制群征》之《大公報》本，卷末僅附錄龔鼎孳、金之俊、魏裔介、王崇簡賀文。陳垣校本則“末附贈言一帙，則清初諸文士贈若望之作，其詩為前印所未有，新從徐匯書樓鈔得者”，較《大公報》本增出胡世安(賀道翁湯老先生榮蔭序》，以及胡世安、薛所蘊等十余人贈湯若望之詩。馬相伯于1919年致信英華，謂“右十七人詩聯，系由刻本抄出”，大約即指此，則此增補者實為英華托馬相伯自徐家匯抄得。

第三，史實考證。

例如，陳垣在整理《鐸書》時，據《絳州志》考證韓霖的生平著作，又考其卷前闕名序文為李建泰作，此說后經黃一農補充考證，遂成確論；整理《靈言蠡勺》時，謂“方濟事跡，漢籍不概見,《明史·外國傳》僅一見其名”，并據教內典籍《圣教奉褒》與《圣教史略》考證畢方濟的事跡；整理《辯學遺牘》時，提出《辨竹窗三筆天說》非利瑪竇所作，而是“教中一名士所作，而逸其名，時人輾轉傳抄，因首篇系利復虞書，遂并此篇亦題為利著”。

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整理本的再版過程中，陳垣的研究也隨之不斷深人。如《鐸書》之初版至第3版序言中，謂李建泰“與韓霖鄉榜同歲，歷官國子監祭酒”，而第4版則在“同歲”后增人“天啟五年進士”一句。

又廣東崇正2013年春季拍賣會拍品中，有第4版《鐸書》一種。封面墨筆題“第四板樣本”，并有批注曰：“《酌中志余》，霖列名東林黨籍。《全毀書目》,《守圉全書》在禁書之列。《東亞之光》，順治九年所頒之六諭，與明太祖之六諭同。”卷前陳垣序文中“成湯之誥，不見絀于姬周；拿翁之言，豈遂諱于法國”一句，墨筆劃去，天頭改“順治九年二月所頒六諭，亦與此同”。可見其持續利用新發現的資料，補充訂正自己的研究。

結語

陳垣對西學類典籍的整理工作，集中在1918～1919年。其直接原因，是1917年，其發愿著《中國基督教史》，在搜集相關資料的過程中結識英華，英華收藏西學諸書甚多，“盼他日匯刻諸書，以編纂校讎之任相屬”。至于1920年，陳垣開始點閱文津閣《四庫全書》與敦煌遺書，工作重心發生轉移。

同時亦深感翻刻舊籍需“鈔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須再校”，其后的整理遂陷于停滯。除以自藏抄本《名理探》付影印之外，基本再無新的西學典籍整理作品。馬相伯等人本來還曾選定過一些稀見的西學典籍，希望陳垣能作整理。

其于1919年曾致信英華說：“《真福和德理傳》，鄂省崇正書院梓……倘得援庵重加考訂，亦元末圣教史也，亦歐洲中世史也。此外還曾將徐家匯藏抄本《童幼教育》抄寄陳垣，且謂陳垣有“亟欲付刊”之意。

馬氏在1919年致信陳垣，謂“得前月十九日書，隨即趕抄，一則原本是抄本，借來之物，多不敢改，二則上下卷計八十張”，所指可能就是此書。但最終也未能整理出版。

從近代西學漢籍的整理歷史來看，陳垣無疑是民國時期此項工作的開創者之一。無論是《叢書集成初編》對西學類典籍的收錄，還是王重民、向達、閻宗臨等學者對海外稀見西學文獻的搜集、刊布與匯校，都在陳垣之后。其整理工作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個人信仰與社會環境的影響，但總體而言，仍體現出學者嚴謹的態度，與教會出版機構有著顯著的區別。清末民國間，教會所屬印書館如北京北堂印書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河北獻縣天主堂印書館、香港納匝肋印書館等，出版了大量的西學典籍，就數量而言，至少在陳垣整理的數十倍以上。但其出版的多為供教徒使用的教理書，如《圣經廣益》《圣經直解》《教要序論》等，均一印再印。

而陳垣則從學者的角度出發，選擇傳世稀少、價值較高之書進行整理，其整理本雖少而精。如馬相伯即稱《靈言蠡勺》“校對甚精，竟無訛字”，并請英華多寄數十本。《鐸書》整理完成后，一年間即印4版，上海的華人司鐸亦有索觀者。

《名理探》作為民國間最早印行之本，盡管內容艱深，但仍很受歡迎。馬相伯曾謂“援翁代輔仁抄本之《名理探》，早不脛而走，可見華人研古之一斑矣” 。

時至今日，在國內外諸多版本均已披露的情況下，陳垣校本仍在西學漢籍的整理與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