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逝世21年后，中國銀行發現他名下一筆巨款？真相令人感動

1997年，中國銀行在對歷史賬戶進行常規核查時，意外發現了一個塵封二十多年的特殊賬戶。這個賬戶的戶主赫然寫著"周恩來"三個大字，更令人震驚的是，賬戶中竟存有1.2萬英鎊的巨額資金，折合人民幣高達82308元。這筆錢自1967年存入后，從未發生過任何取款或轉賬記錄，如同被時間遺忘的寶藏。

要理解這筆款項的特殊意義，需要回到那個特殊的年代。1967年的中國正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周恩來總理作為國家領導人，每月工資僅有404.8元。按照這個標準計算，82308元相當于他17年零1個月的全部工資收入。在當時普通工人月工資不過三四十元的背景下，這絕對是一筆令人瞠目結舌的巨款。

這個發現猶如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在中國銀行內部激起層層漣漪。工作人員們陷入深深的困惑：以周總理公而忘私的品格，賬戶里怎會躺著這樣一筆來路不明的資金？要知道，這位共和國總理生前始終保持著最簡樸的生活作風。據中南海工作人員回憶，周總理夫婦每月的固定支出包括：100元贍養兩位老人，50元資助親屬，10元訂閱報紙，再扣除水電費等必要開支后，剩余工資大多用于接濟有困難的同志。

銀行工作人員立即將這一特殊情況逐級上報。中央辦公廳隨即成立專項調查組，展開了一場跨越三十年的資金溯源。隨著調查深入，更多歷史細節逐漸浮現。

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

1967年6月，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件靜靜躺在周恩來總理的辦公桌上。當工作人員將信封拆開時，誰都未曾想到，這個看似普通的郵件里，竟藏著一段足以改寫歷史的巨額財富。信紙上工整的鋼筆字跡寫著：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今天通過銀行給您匯去1.2萬英鎊。這些錢是我們這些年來從我們工資內節省下來的。我們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這些陸續積累下來的錢交給國家，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但是由于我們還不很清楚應該通過何人將這筆錢交給國家才穩妥可靠。萬不得已，我們才將此事交您處理，因為我們相信您。

隨信附著的匯票金額。

讀完信件的周總理心頭一震，他立即叫來秘書做出批示：

個人存款，國家不能收。要盡快查到捐款人，將錢退回去。

他太清楚外匯對新中國意味著什么——當時的國家外匯儲備幾乎為零，每一分外匯都要用在刀刃上。但正因為如此，他更明白個人絕不能經手如此巨款。

要理解這個決定背后的分量，需要回到1967年的中國。國際上，西方國家對華技術封鎖愈演愈烈；國內，工業建設急需進口設備，農業發展渴望優質種苗，教育領域連基礎實驗器材都難以配置。

更關鍵的是外匯短缺問題。當時國際社會對新中國實行技術封鎖，購買先進設備必須用外匯結算。1英鎊能換6.86元人民幣，1.2萬英鎊就是8萬多元，這在當時能買多少緊缺物資？

但周總理更清楚，國家不能收群眾的私人財產。這不是簡單的財務問題，而是原則問題。早在建國初期，他就立下規矩：親屬寄來的禮物要交公，朋友饋贈的物品要折價付款。1963年，他甚至把祖傳的6間瓦房也上交國家。這次面對匿名群眾的巨款，他依然堅守底線。

可這筆捐款該退給誰呢？為尋找捐款人讓工作人員陷入了困境。信件來自英國，卻未留寄件人地址；匯票通過銀行轉賬，但當時國際匯款記錄尚不完善。銀行工作人員翻遍匯款路徑上的所有記錄，卻只能追蹤到倫敦某銀行的中轉信息，始終無法鎖定捐款人具體身份。

更棘手的是，1967年的中國正處于特殊歷史時期，國內政治運動此起彼伏，國際局勢風云變幻，跨國調查更是成為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在多次嘗試未果后，這1.2萬英鎊最終被存入以周總理名義開設的臨時賬戶，這個決定既符合外匯管理規定，又避免了資金流失的風險。

三十年光陰流轉，當中國銀行在1997年清理歷史賬目時，這個塵封的賬戶再次進入公眾視野。賬戶明細顯示，這筆資金自存入之日起從未被支取，連利息都累計到了驚人的數字。此時的銀行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確認這筆資金的合法歸屬？按照現行法律，長期無人認領的存款應上繳國庫，但周總理生前明確表示要歸還捐款人，這個遺愿如同沉甸甸的砝碼，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調查工作再次啟動。而隨著調查的深入，一個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故事也逐漸浮出水面。

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故事

劉道蕊，原名多利·史密斯，1918年出生在倫敦一隅普通住宅里。當多利成長至二十多歲時，歐洲大陸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云籠罩。

1940年9月，納粹德國對倫敦展開空襲，這場持續十個月的大轟炸將英國首都變為廢墟。防空警報晝夜不息，地下掩體成為市民的第二居所，街道上隨時可能墜落的炸彈讓每個黎明都充滿不確定性。在這樣動蕩的時局下，多利就職的貿易公司被迫停業，生存壓力迫使這位年輕女性踏上求職之路。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她踏入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大門的那一刻。這座矗立在倫敦金融城的銀行大樓，在20世紀40年代已是中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支點。作為最早設立的海外機構之一，倫敦分行不僅經辦英國本土業務，更肩負著監管整個歐洲與非洲地區業務的重任。多利憑借扎實的金融知識和優雅的處事風格，在應聘中脫穎而出。

在倫敦分行的玻璃幕墻后，多利的工作遠超出普通出納員的職責范疇。除了日常的存取款業務，她還要為在歐洲各港口停泊的中國商船海員辦理薪資發放。這些遠離故土的年輕人，在異國他鄉的繁華中逐漸迷失方向。當多利親眼目睹海員們剛領到工資就涌入賭場和酒吧，將匯給國內親人的血汗錢肆意揮霍時，內心深受觸動。

這些海員初到英國時還會定期往家中寄錢，但沒過多久便開始拖延匯款。有的沉迷于賽馬場的狂熱，有的醉心于爵士樂隊的喧囂，更有甚者沾染了不良嗜好。多利注意到，他們領取工資后第一件事往往是換上體面西裝，直奔倫敦西區的娛樂場所。這種轉變不僅掏空了他們的錢袋，更讓國內翹首以盼的家人陷入困境。

面對這樣的場景，多利在辦理匯款業務時，總會多問一句："這些錢是寄給家里人的嗎？"當得到肯定答復后，她便主動為海員們計算最優匯率，詳細說明手續費減免政策。有時遇到猶豫不決的年輕人，她還會勸導他們把工資匯到國內。

1944年的倫敦，中國銀行分行里，多利已在這里工作了四個春秋。她憑借出色的業務能力，贏得了經理和同事們的廣泛贊譽。然而，就在這個冬天，她卻因心地善良而卷入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當時，中國正深陷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國家經濟瀕臨崩潰，武器、糧食、物資極度匱乏，急需大量資金來購置這些戰略物資。然而，連年戰火已嚴重破壞了當時的經濟基礎，資金短缺成為了制約抗戰勝利的關鍵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海外籌款成為了抗戰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

為了響應國家的號召，中國銀行倫敦分行迅速行動起來，積極鼓勵海外華人華僑為祖國的抗戰事業慷慨解囊。為了增強宣傳力度，同時便于公眾捐款，分行在柜臺處放置了兩個募捐箱。這兩個募捐箱本應是海外僑胞表達愛國之情、支持抗戰的重要渠道，然而，它們卻成了某些人覬覦的“肥肉”。

中國政府設立的官方募捐箱所募集的資金，需上交國民政府。然而，當時國民政府內部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一些人借機中飽私囊，大撈國難之財。這些從募捐活動中籌集的巨額善款，并未用于抗日戰場的需要，亦未用于救濟那些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同胞，反而被一些國民黨官員私自占為己有。多利曾親眼目睹，那些負責管理募捐箱的官員，竟敢偷偷打開箱子，從中竊取錢財。

面對這種局面，多利開始巧妙周旋。她注意到多數捐款者并不了解箱子背后的貓膩，只是圖方便將錢投入顯眼的政府捐款箱。于是她悄悄調整策略：將官方箱子移到柜臺下方，用賬本遮蓋；把紅十字箱擺放在最醒目的位置，甚至每天用絨布擦拭，保持光鮮。這個舉動立竿見影，捐款流向逐漸改變，氣急敗壞的貪污專員立即向分行施壓。

就在多利可能被解雇的危急時刻，一位中國同事挺身而出。劉本昆，這位1943年從上海分行調來的清華高材生，用流利的英語和扎實的法律知識，在管理層會議上展開了一場精彩辯論。他出示多利記錄的詳細賬目，指出政府專員挪用公款的證據，并引用國際銀行公約據理力爭。這場交鋒持續了整整三個小時，最終以經理妥協告終。

這段經歷不僅讓多利保住了工作，更讓兩顆心悄然靠近。劉本昆被多利的正義感深深打動，而多利也欣賞這位中國男士的紳士風度與學識修養。他們開始在午休時間共進午餐，討論中國文學與英國歷史。他們的感情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悄然萌芽，如同泰晤士河畔初春的嫩芽，倔強地生長著。

1949年，多利與劉本昆在泰晤士河畔的圣馬丁教堂許下終身誓約。這場跨越國界的婚姻，不僅見證了兩個人的愛情，更預示著一個時代的重要轉折。當多利用毛筆在婚書上簽下"劉道蕊"三個漢字時，她或許未曾想到，這個名字將與中國金融史緊密相連。

共同守護國家財產

同年十月，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宣告，通過電波傳遍世界。此時的倫敦中國銀行分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動蕩。當時該行在歐洲持有數億英鎊的資產，分行經理卻暗中策劃將資金轉移至臺灣，甚至在辦公桌上擺放著兩套賬目——明面上應付總行檢查，暗地里通過瑞士銀行進行非法轉賬。

面對這場資產保衛戰，劉本昆夫婦聯合四位可靠同事，利用午休時間在分行地下室秘密策劃。劉道蕊發揮語言優勢，將關鍵文件翻譯成英文存檔；劉本昆則憑借法律知識，逐條核對國際銀行公約。當經理在會議上宣布轉移資產決定時，劉本昆突然起身，從公文包中取出厚厚一沓證據：有經理與瑞士銀行代表的密會照片，有偽造的匯款單據，甚至包括其情婦在巴黎的銀行賬戶信息。

這場靜默的革命持續了整整三周。不久后，劉本昆被破格提拔為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副行長，成為當時中行最年輕的高管。

然而功成名就并未改變這對夫妻的初心。1950年冬，劉本昆向總行遞交了那封著名的請愿書：我請求調回國內服務，夫人亦愿同行。

作為土生土長的倫敦人，劉道蕊從小過著典型的中產階級生活。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銀行系統有著穩定的工作，生活條件遠超當時百廢待興的新中國。

毅然決然放棄英國國籍

劉道蕊心里清楚新中國的生活條件與英國存在明顯差距。但作為妻子，她完全理解并支持丈夫劉本昆回國的決定。為了能與丈夫共同建設祖國，她做出了一個需要極大勇氣的選擇——放棄英國國籍，申請加入中國國籍。

在那個年代，放棄英國國籍意味著徹底切斷與故土的法律聯結，更意味著要適應完全陌生的社會環境。而且從1950年提交申請到1957年最終獲批，她經歷了長達七年的等待與奔波。這期間，她需要不斷向英國政府證明自己放棄國籍的決心，同時還要應對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

但劉道蕊以驚人的決斷力，堅決地在7年后完成了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身份轉變，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數不多的外籍歸化公民。

1967年，經過劉本昆多次申請，中國銀行總行終于批準這對夫婦回國工作。得知消息的劉本昆立即著手處理在倫敦的財產，由于歸期緊迫，許多物品不得不低價出售甚至無償贈送。最令人動容的是，他們將位于倫敦富人區的一套優質公寓以1.2萬英鎊的超低價賣出。

真正令人震撼的是，這對夫婦將賣房所得的1.2萬英鎊全部捐給了國家。這筆錢在六十年代末相當于普通職工數十年的工資總和，對于正在建設中的新中國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

回國后，劉本昆憑借扎實的專業功底獲任中國人民銀行國際部副總經理，成為新中國金融體系建設的骨干力量。而擁有豐富銀行從業經驗的劉道蕊，則將培養新生代金融人才視為己任。在講臺上，這位金發碧眼的外籍教師用標準的普通話授課，將國際先進的銀行管理經驗與本土實踐相結合，為中國銀行業輸送了一批又一批專業骨干，直至光榮退休。

"雖然我的面孔是外國的，但我的心是中國心。"這句樸實無華的表白，道出了劉道蕊對中國深沉的情感。夫婦二人將半生心血傾注于新中國建設，劉道蕊更是多次榮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用實際行動詮釋著"洋面孔"與"中國心"的完美融合。

真相大白后，讓人更加感動

時光流轉至1997年，中國銀行在進行歷史賬務清理時，意外發現一筆特殊存款。系統顯示，1967年存入的1.2萬英鎊經過三十年匯率波動與利息累積，已增值至46.7萬元人民幣。經過多方查證，這筆巨款的捐贈者正是早已退休的劉本昆夫婦。

當銀行代表帶著敬意登門拜訪時，眼前的景象令人動容：曾擔任要職的劉本昆因長期患病需頻繁住院，兩位老人過著清貧的生活，家中陳設還保持著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風格。但面對銀行提出的退還捐款建議，夫婦二人態度堅定："這筆錢既然已經捐給國家，就絕不能再收回。"

這筆沉睡三十年的善款，因周恩來總理逝世已逾二十載，如何處置成為棘手問題。關鍵時刻，劉道蕊提出了兼具人文關懷的解決方案："不如以本昆的名義設立基金會，既讓善款發揮應有價值，又能激勵后來者。"這個建議得到各方認可，1997年"劉本昆教育基金會"正式成立。

首屆頒獎典禮上，8位年輕銀行職員從老一輩手中接過獎狀。這些獲獎者中，有精通國際業務的業務骨干，也有在金融創新領域嶄露頭角的新秀?；饡脑O立，不僅讓劉本昆夫婦的善意得以延續，更構建起跨越代際的金融人才傳承體系。

關于周恩來總理與"巨額外匯存款"的歷史真相終于得以澄清。這位被億萬人民深情銘記的共和國首任總理，用一生踐行了"清正廉潔"四個字的深刻內涵。

而劉本昆夫婦則以普通人的身份展現了中華兒女的家國擔當。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的情懷，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讓我們永遠銘記這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好總理，以及所有為新中國建設默默奉獻的平凡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