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托型詐騙案件的審查及無罪認定

請托型詐騙案件的審查及無罪認定

請托型詐騙案件中，普遍認識是只要許諾請托事項，收取財物的，都應當屬于詐騙犯罪。原因就在于這些事項本不能實現，或者不屬于通過請托就可以實現的，挑戰了公民對于法律、權力應當公正、正義的底線。因為請托事項自始沒有實現的基礎和可能，所以承諾辦事并收款就是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就是詐騙。同樣對于不屬于請托事項的，因為受托人沒有接受請托的能力和關系，自然就是為了騙取財產，屬于詐騙。

至于承諾期限是否屆滿都不屬于出罪的事由或者障礙。比如在曹某詐騙案（入庫編號：2024-03-1-222-011，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23）滬02刑終1116號裁定）中，裁判要旨認為，“在‘請托辦事型’詐騙案件中，行為人虛構具備實現請托事項的能力，行為人承諾的履約期本質上屬于虛構事實的內容，該所謂履約期不影響對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相關款項亦應計入犯罪數額。”

辯護不應當受固有認識影響，不犯經驗主義錯誤。請托型辦事是否構成詐騙罪應當回歸對犯罪構成要件的審查，同時堅持證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

詐騙罪客觀方面要求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通常是夸大自己能力、存在特殊關系，編造身份背景、人脈關系等。主觀上要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司法實務中查明的變現形式包括攜款逃跑、拉黑被害人、揮霍請托費用等。除此之外，還要求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實務中審查的內容包括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系等。

一、截留請托費用是認定詐騙罪的關鍵事實

有一類請托型詐騙案件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層層轉包。辦事邏輯是受托人作為中間人接受請托，逐級轉達請托事項，逐層轉移請托費用。但是，資金在轉移過程中，被層層截留。

因為每一環節都有人員介入，且都是單線聯系。因此，很多信息都是不對稱的。在這類案件中，就需要綜合審查處于各個環節的行為是否構罪以及犯罪數額的問題。何金等詐騙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3刑終793號判決）中，裁判認為“何某知自己沒有辦理請托事項的能力，也無法確定李某某是否有辦事的能力，但為了獲取不法利益，索要或者接受事主給予的辦事費用，并且在請托事項尚未辦成的情況下，對涉案錢款直接占有并肆意處置，主觀上對危害結果的發生完全持放任的態度，其行為實質上就是一種變相的非法占有，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當受到刑事處罰?！?/p>

該判決從辦事能力、對最終辦事人的辦理能力認識，以及基于對請托費用的審查推定其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核心問題是對請托費用的使用、流轉進行審查，如果截留并肆意處置未用于請托事宜的，就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我們可以理解，何某如果沒有截留請托費用，就不會被認定為詐騙罪。這一點在對犯罪數額的說理部分亦有體現?！氨景甘且环N典型的轉請托型詐騙，每一個環節的行為人都會接觸一定數額的款項，但并不全額占有，涉案款項在各行為人之間層層流轉，又層層截留，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將行為人個人實際占有和肆意處置的金額認定為犯罪數額。故原判將全案59萬元認定為上訴人何金的犯罪數額不妥，應將其實際取得的39萬元認定為其的詐騙所得。”

如果有某個環節并未截留請托費用，就沒有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不構成詐騙罪。

二、如果有辦理請托事項的能力或者關系，可以排除詐騙罪

有能力辦理請托事項且實際履行的，不具備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雖然此種行為不被社會認可，法律也不允許，但是從詐騙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審查，不應以詐騙罪論處。

受托人的辦事能力是此類案件審查關鍵，如果有此種辦事能力或者關系，且實際履行，即便未辦成也不能認定為詐騙罪。

陳某詐騙案（湖北省崇陽縣人民法院（2024）鄂1223刑初60號刑事判決）中查明“陳某明知自己并非政法機關工作人員，其自身并沒有為黃某辦理緩刑或取保候審的身份、職位或審批權限；其直接轉請托的蔡某、李某乙、瞿某等人對于請托事項也不具有直接或間接確定可以辦成的可能，即使根據陳某的供述其通過李某乙、瞿某引薦還宴請了其他工作人員，也不能證明陳某有能力通過他人職位條件完成請托事項，陳某仍然承諾完成請托事項應視為虛構事實?！备鶕槊鞯氖聦嵖梢源_定，能力是審查關鍵，如果具備此種能力且履行的，雖然辦理請托事項不合法，但不至于構成詐騙罪。

三、證據不足的，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最大不同在于證明標準。民事訴訟講究的是高度蓋然性，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應當是唯一性，就是從質上講達到“確實”，從量上講必須“充分”，而且應當“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足以排除合理懷疑，結論具有唯一性”。

根據刑事訴訟規則，在對事實存在合理懷疑時，應當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裁定，這就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格言的基本含義，是基于法律規定而來的重要原則。

李某春詐騙案（陜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20）陜01刑終16號裁定）中，法院查明“2015年10月8日原審被告人李某春與被害人宋某簽訂的協議，協議內容反映出李某春收到宋某50萬元用于辦理請托事項，而實際請托的時間發生在2014年11月份以后，此節有宋某的陳述及李某春的供述印證，足以證明該協議的簽訂系后補，故該協議形式上不具備當時的客觀性，且該協議系填充式協議，無法排除系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根據2014年12月5日宋某與甲方某有機食品商貿有限公司代表李某春簽訂的《某有機食品店合作協議書》，證明雙方約定由宋某投資49萬元，此節有證人譚某1等人的證言及李某春的供述，宋某亦有陳述，故不能排除宋某與李某春間存在合作經營關系的情形。”

裁定認為“原審公訴機關指控李某春構成詐騙罪的事實不清，相關證據之間存在的疑點和矛盾，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現有證據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證明起訴書指控原審被告人李某春詐騙的犯罪事實”，最終支持一審無罪判決。

證據證明的事實與法律要求的定罪事實必然存在差異，原因在于證據需要解釋和彼此印證，在此過程中必然存在不能合理解釋和一一印證的問題。如果證據結論不唯一，合理懷疑無法排除的，就不能對被告人定罪。前述案例就是在合作經營關系和請托關系之間存在不能排除合作經營而必然得出請托詐騙的結論而作出無罪裁判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