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 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賀雪峰

2001年，我在《新鄉土中國》一書后記中提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穩定器與勞動力蓄水池"。應當說，過去20多年中國現代化的實踐驗證了這個判斷的正確性。

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通過對世界上各個國家現代化的總結，得出結論：現代化帶來經濟增長，也同時帶來政治不穩定。現代化帶來不穩定的原因很好理解，即現代化造成了發展的不平衡，形成了不同階級對經濟剩余的集團爭奪。發展中國家政治制度化水平普遍不高，難以吸收公民政治參與所帶來的巨大能量，由此造成經濟分化、社會不公平、政治不穩定。政治不穩定反噬經濟發展成果，發展中國家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保持了令人驚訝的政治社會穩定。正是政治社會穩定為中國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創造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奇跡。

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之所以容易發生不穩定，其中一個原因是城市化和市場體制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內生動力，同時又必然會產生出經濟的分化。現代化必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民進城，脫離傳統村社庇護，卻少有資源，他們被吸納進市場體系，卻不一定能體面融入城市。一旦出現經濟周期，他們還可能失去就業與收入。發展中國家往往缺少可以為進城農民提供保障的財政能力，結果就是大量進城農民無法在城市體面生活，在城市出現了大規模貧民窟。貧民窟本身難以治理，并為異見政治家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國家政治極化，各個階級高度組織起來進行斗爭，軍人干政，軍人政府與民選政府輪流坐莊，經濟政策難以持續。現代化變成翻烙餅，進一退三，難有進展。

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夠保持穩定，首先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同時，農村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基礎作用。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發展，國家一直保持了相當穩定的農村政策，從而使村莊始終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分田到戶，農戶重獲農業經營自主權，煥發出巨大生產積極性。農業發展，農民增收，農業生產效率大幅度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釋放出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進入鄉鎮企業工作，鄉鎮企業崛起；進入20世紀90年代，越來越多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留守農村老年父母仍然耕種承包地，農戶在沒有顯著減少農業收入的情況下增加了城市務工經商收入。越來越多進城農戶有能力在城市安居，將農村獲利機會讓渡出來，留守農村的青壯年農民捕獲這些獲利機會，成為村莊中農（即"中堅農民"的簡稱）；國家通過實施鄉村振興，為農村提供了較高水平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雖然農村發展較為緩慢，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遠不如城市，更沒有城市眾多的務工經商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講城鄉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但是，農村仍然為留守農村的農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時也為進城可能失敗的農民保留了退路。

一直以來，國家采取的都是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的政策，其中典型的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一再延長，不允許 宅基地 交易，限制市民和資本下鄉去爭奪農民生存空間，盡可能將農村和農業利益留給農民。同時，國家又向農民開放了幾乎所有城市市場機會。這樣一來，農民就在可以繼續獲得農村與農業利益機會的同時，進入城市務工經商獲取新的利益。

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是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正是因為國家限制了城市資本下鄉，農民中的弱勢群體也就可以從進城農民讓渡出來的獲利機會中獲益。進城農民也有弱勢群體，也就是那些可能進城失敗的農民，他們因為預期可能進城失敗，在進城時就會保留返鄉退路。

當缺少進城能力的弱勢農民可以從進城農民讓渡出來的獲利機會中獲益時，他們就不會勉強進城去。當進城失敗的農民有返鄉退路時，他們也就不會選擇在城市漂泊流浪。正是因此，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一直沒有出現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大規模貧民窟。既然農村生活質量要遠高于貧民窟，中國農民都有返鄉權，當他們進城有困難或進城失敗時，他們當然不會選擇留在貧民窟，而愿意回到農村

所有中國農民都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都有土地承包權和村社組織成員權，在村莊中，只要與土地結合起來就可以有收入，能就業；村莊熟人社會，大家非親即鄰；集體經濟為每個村民提供了基本保障；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成分降低了現金支出壓力；人與自然親密接觸，可以大大緩解精神壓力；等等。總之，只要在村莊就有辦法。可能不富裕，卻足以解決溫飽；沒有城市的體面生活，卻比在外漂泊流浪要好得多。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是從農村出發進入城市尋找務工經商機會。他們并非全家進城，而總是在保留農村農業獲利機會的同時進城，進城成功了，全家搬到城市，完成城市化，進城失敗則再返鄉。更為普遍的情況則是農民家庭長期在城鄉之間往返，往往是年輕人進城年老父母留村，由此形成了所謂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這樣一種家計模式使中國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很低，這就為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提供了大量優質勞動力，從而使中國制造具有巨大的國際比較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借助"半工半耕"，農村成為中國制造的勞動力蓄水池，才使中國可以成為地位穩固的世界工廠，具有巨大的工業生產能力。

正是不允許農民失去土地和家鄉的制度安排，為缺少進城能力及進城可能失敗的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了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也就是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為弱勢的群體提供了出路。農民弱勢群體不是流離失所，而是在農村仍然可以獲得體面生活，雖然農村體面生活的質量不如城市體面生活，雖然農民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們會一代一代接力，在農村不斷積蓄進城能力，終究絕大多數農民都會進城并在城市體面安居下來。

經濟發展必然要有市場激烈競爭，正是市場激烈競爭帶來了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市場激烈競爭就會有市場失敗，就需要有國家保障。 市場機制 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發展中國家卻可能缺乏財政能力保護市場失敗者。如何為市場機制中的失敗者提供基本出路與基本保障，就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當農村可以為數以億計農民弱勢群體提供保障與退路時，中國就可以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機制在推動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產業迭代中的主導作用。

市場體制還存在的一個弊病是其周期性，有繁榮就會有蕭條。繁榮周期，所有人都可以從市場中獲利；蕭條時，必然會有大量的破產與失業。經濟期以外還有各種全局性的不確定性，典型如2008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每一次危機都可能是致命的。其時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會發生動亂，就是因為無法度過危機。一次危機可能讓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所有努力毀于一旦。

中國情況有極大不同，因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有農村這個巨大的穩定器。無論多么大的危機，在中國農村這個穩定器的作用下都很快可以過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國2000萬農民工失業，失去崗位。西方媒體大肆報道，認為中國很難應對這場危機，原因是中國社會保障不健全，一人失業，全家挨餓。2000萬農民工失業，豈不是上億人要挨餓？上億人沒有飯吃，還可能穩定得了嗎？全國共有60多萬個行政村，每個行政村按10個村民小組（即生產隊）計算，就有600萬個生產隊。2000萬農民工失業，平均到每個生產隊也就三四個農民工失去工作崗位，他們提前回到了農村家中。2008年春節期間農民工返鄉時，我正在貴州農村調研。我到返鄉農戶家中問他們，他們說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失去崗位回家，不就是多雙筷子的事情嘛，大不了打麻將時打小一點。可見，只要有農村作為退路，無論發生多么大的危機，中國都有能力應對。世界其他國家則缺少這種應對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確是危機，對中國來講更可能是危中有機。

同樣，2020年疫情期間，有3000萬農民工春節后無法進城上崗，也沒有變成危機或造成不穩定，就是因為中國體制為農民這個最大弱勢群體尤其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了農村這個基本保障與最后退路。

正是因為有了農村這個穩定器與蓄水池，中國現代化才有能力應對危機，才有可能更為徹底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讓城市容納更多先進生產力，中國經濟就更可能迭代發展，從而突破美西圍堵。

未來10年到15年中，農村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穩定器，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則有所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