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代人，正在“被失業”

文 | 策看世界

最近和幾位大廠的前同事聊天，有種感受是互聯網沒有前幾年那么香了，尤其最近2年，裁員的特別厲害。

有些公司鼓勵員工自愿離職并提供補償，有的則給每個部門分配裁員比例，還有的通過頻繁調整業務方向，借機開啟一輪又一輪的"優化"。據統計，2024年約有15萬大廠員工被裁，到了2025年，這種影響更是擴散到其他行業，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受到了波及。

甚至在國外也不能幸免，有被公司派遣到海外的，還沒在當地扎根，因為公司業務調整，本地團隊就地解散，各自打道回府，不得不重新回國再找機會。

還有幾位剛畢業的朋友，海外碩士兩年，實在湊不到移民分數，留不下來，最后回國了連個正經的實習都很難找，頗有些日本"冰河一代"的即視感。

每每聊起這個話題，兩杯酒進肚，就會感嘆"生不逢時"，趕上了AI時代，學校里還沒開設這門課就被淘汰了。于是有些人拼了命開始學習AI技術（包括我自己），AI相關的公眾號、抖音號、小紅書關注了幾十個，每天被各種應用、模型和論文信息轟炸，試圖追上迭代速度比翻書還要快的AI技術革命。

正是這樣一群“擁抱技術”的人當中，有些人開始懷疑：

技術進步，是不是也有代價？如果有，那應該由誰來承擔？

聽起來像是這個時代的新問題。但其實，兩百年前，就有一群人問過一模一樣的問題——而且比我們更激烈、更徹底。

他們砸掉了那些取代他們工作的機器，偷偷在夜里集結，戴上面具，發出帶有死亡威脅的宣言。

他們是盧德派。一群對"進步"提出"質疑"的人。

一、被曲解的盧德運動

兩百年前的英國諾丁漢，夜晚有些躁動不安。一群工人悄悄聚集在陰冷的山坡上。他們戴著面具，臉上涂滿煤灰，手里緊握著斧頭和鐵錘。在黑暗中，他們如軍隊般快速行動，目標很明確：摧毀那些搶走他們工作和尊嚴的機器。

這群人稱自己為盧德派(The Luddites)，以織襪機學徒內德·盧德為象征人物。但事實上，盧德本人的初衷和這些工人們并不相通：

據考證，1811年11月到12月期間，《諾丁漢評論》多次報道了盧德的事跡。

盧德曾是萊斯特郡的一名學徒，他痛恨織襪機帶來的束縛(原文是Confinement)——我猜測這不僅是身體被牢牢困在固定的位置上，思想上也因單調重復的勞動而壓抑不已。作為學徒，盧德的工作表現不佳， 他的師傅向地方官員投訴，官員認為鞭刑可以糾正盧德的態度。然而，這種懲罰非但沒有讓他服從，反而促使他憤怒地舉起鐵錘，徹底砸毀了那臺奪走了他“自由”的機器。此次事件讓盧德名聲大噪。

1811年12月20日，《諾丁漢評論》（The Nottingham Review）刊載了有關內德·盧德的報道。Image source: Brian Merchant, Blood in the Machine: The Origins of the Rebellion Against Big Tech

然而以他的名字進行抗爭的紡織工人們，實際上可能出于不同的擔憂：機械織機的引入意味著技能要求的降低，讓沒有專業技能的人也能操作。實際數據顯示，在1796年到1828年間，由于機械的引入，生產一匹寬幅毛呢所需的勞動力減少了75%——原來需要雇傭四個專業工匠干的活，現在只需要一個人操作機器就行了。這不僅威脅到了熟練紡織工的生計，更否定了他們作為手藝人的社會地位。盧德因為砸毀機器的事跡被報道，激發了更多紡織工人起來抗爭，破壞那些威脅到他們職業尊嚴的機器，盧德的名字也成為了一個象征。

這是工業革命初期的寫照，自動化織機和紡紗機迅速普及，機械化帶來了生產力的爆發，生產效率提高了數十倍。但也嚴重壓縮了傳統技工的生存空間。這些工人曾擁有世代傳承的手工技藝，收入穩定性原本高于看天吃飯的農民?？呻S著工廠主大規模引進機械設備，他們的手藝很快變得廉價。

這樣的生產力變革對社會結構的沖擊是多元的：

• 一方面，原本生活較為富足的技工階層快速“中產返貧”，他們發起盧德運動，試圖對抗技術變革。
• 另一方面，大量沒有專業技能的人進入工廠，從事重復單調的工作，但很快發現自己的境況也隨著競爭加劇逐漸變得惡劣。最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也走上了反抗之路，成為盧德運動的一員。
• 只有工廠主從中積累巨額財富。他們大規模采購機器，興建工廠，雇傭廉價勞動力甚至童工，剝削勞動剩余價值。

工業革命后，隨著機械的普及，工廠主大規模雇傭童工，每天工作12-16個小時。Picture: Young boys working in a thread-spinning mill in Macon, Georgia, 1909.

需要注意的是，盧德派并非天生崇尚暴力。在起初，他們多次通過公開示威、聯名請愿、致信工廠主和當時的政府官員的方式，表達機械化給他們帶來的困境。他們多次向議會提交請愿書，要求實施行業管理法規，建立最低工資制度。為此收集了成千上萬名工人的簽名，派出代表前往倫敦上書。然而，他們的請求大多被權貴階層忽視，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與重視。

盧德派試圖和平對話卻屢次碰壁，工人們的生存危機日益緊迫，暴力似乎成為了他們僅存的選擇。即便是最初主張和平的人，最終也成了破壞性行動的一員。一批又一批對未來失去希望的工人，決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達不滿：砸毀機器。

在1811年到1816年間，他們定期組織秘密集會，有計劃地襲擊機器密集的工廠和作坊。在寒冷的夜晚，一群群工人們聚集在一起，有時是破舊酒館的后院，有時是城外的小路上。寒風中他們排成隊列，其中一人扛著他們標志性的大鐵錘"伊諾克"，向工廠悄悄逼近。這種行動被稱為"機械破壞運動"。

面對盧德派的武力反抗，工廠主組建了"鎮壓暴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Suppressing the Outrages），秘密監視并抓捕破壞機器的工人，同時向政府尋求援助。英國政府面對工廠主的訴求迅速作出反應，起初動用地方民兵和騎兵，但隨著騷亂升級，1812年3月，英國議會通過了《破壞織襪機法案》（Destruction of Stocking Frames, etc. Act 1812），將破壞機器定為死罪。

這一強硬措施進一步激怒了盧德派。1812年4月，參與鎮壓暴動任務的工廠主威廉·霍斯福爾被盧德派成員暗殺，政府隨即升級舉措，將盧德運動定性為嚴重叛亂，大規模逮捕和死刑相繼而至。

然而，這種鎮壓手段并未能立刻平息騷亂，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隨后幾年間，盧德運動在英格蘭工業區持續蔓延，許多人被處以死刑和流放，直到1816年才逐漸被完全鎮壓。

隨后的幾十年間，英國工業迅猛發展，工廠主們迅速崛起成為社會中的富裕階級，而工人們的處境卻并沒有立即改善。直到距離盧德運動首次爆發 20 年后的1833年《工廠法》（Factory Acts）的出臺，工人特別是兒童和女工的工作條件才開始改善。1871年，《工會法》（Trade Union Act）通過，工人終于得以合法地組織起來爭取權益。

盧德運動抵制的不是科技進步本身。盧德派真正對抗的，是機械化導致的分配邏輯：傳統手工匠群體歷經時代傳承，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資源去研習手工紡織的技藝，他們質疑科技帶來的好處，為什么落入少數掌控資本的人手中？

二、白領打工人的困境

兩百年后的今天，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新的生產力革命。AI技術作為一項通用技術的影響力不亞于工業革命時期的機械化浪潮。每一次技術更新都在向科技平權方向邁出新的一步，挑戰既有的工作模式，重塑各行各業中知識工作者的參與方式。

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概念由德魯克（Peter Drucker）在1959年《明日的地標》一書中首次提出。這一概念描述了從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1920年代所述的傳統"白領"到現代信息經濟的演變過程。知識工作者是指運用高級知識和分析能力來開發產品或服務的專業人士，標志著社會從以體力勞動為主向以信息處理為主的轉變。

面對這樣的變革，兩百年前的盧德運動對于當今社會中的主我們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 老板們：和200年前的工廠主沒有什么變化，或者說，和人類文明史中的每個時代的精英階級一樣，他們掌握生產要素，通過資本積累和技術優勢試圖鞏固自身在社會地位中的主導地位。
• 新興行業的白領打工人：過去的幾十年里，憑借優秀的認知能力而獲得高收入地位的知識工作者可以類比19世紀的新興工人階級。但隨著AI技術在人類最引以為豪的認知能力維度上的突破，這些工作者逐漸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老板們用AI取代，工作前景每況愈下。在AI技術暴露度高且高薪的職業（如數據分析師、金融、計算機從業者等）中，這一現象尤為明顯。
• 傳統知識工作職業，如律師、醫生等：這個群體可以類比傳統手工匠，他們中有一部分人因財富積累而擁有一定影響力，能夠通過游說立法的方式，以AI的不可解釋性、安全風險為由，保護自己細分產業的利益。還有一部分人通過完成原始資本積累，從手工匠轉變為雇傭者，積極擁抱技術變革帶來的效率優勢，完成階級轉變，成為工廠主群體。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因為種種原因，如道德底線或對傳統"工匠精神"的信仰，成為了反抗技術變革的新盧德運動群體一員，甚至會利用共同的敵人作為價值觀，煽動更多打工人加入反抗思潮。
• 不會被AI影響生計的人群，理論上這個群體因為科技平權可以更好更低廉得享受到AI技術帶來的便利性。但情況似乎也沒那么樂觀，因為AI革命和工業革命有個根本區別：AI加上機器，幾乎能替代所有的基礎工作。這就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究竟還有哪些工作，能真正獨立于AI之外？恐怕沒幾個。
• 最后，還有盧德本人，一個不滿于身體和思想束縛的學徒，在認清所學無用后選擇放棄。不知今日的大學生，是否也對某些教育理念和方法會產生同樣的質疑—反正我學了半天還不如AI發展的速度快，還學它干嘛？

如果參考工業革命，可以預見的是，AI技術的發展將在短期內造成某些行業的劇烈動蕩和就業危機，部分工作者可能會經歷類似于盧德運動時期工人的困境，面臨技能貶值和收入下降的沖擊。

三、如果AI全面取代人類工作…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一個日益嚴峻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當AI可能取代大量人類工作崗位時，普通人將如何維持生計？這不再是科幻小說中的假設，而是專家們正在認真討論的現實問題。

有一部分專家推崇全民基本收入機制（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UBI是指不論個人收入多少，向所有公民提供定期、無條件的資金支持。其目的是給予人們在工作間轉換、培訓新技能、提供照顧或從事創意活動的自由和安全保障。這個想法最早由美國的開國元勛托馬斯·潘恩提出，此后在全球范圍內不斷被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討論和試驗，成為應對技術變革、貧富差距和社會保障挑戰的重要議題。

馬斯克早在2018年就明確表示："如果人工智能接管大多數人類工作，全民基本收入UBI將成為必要。"

UBI聽起來很美好，但問題也顯而易見。UBI的批評者擔憂，無條件獲得收入可能會削弱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導致有生產能力的群體在勞動力市場參與度下降，進而更加影響整體經濟活力，導致失業問題更加加劇。這種擔憂被稱為"勞動誘因減弱"（work disincentive）。

最近有一項名為"我的基本收入"（Mein Grundeinkommen）的柏林非營利組織主導的實驗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有趣的反證：即使人們獲得無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他們也很可能繼續全職工作。

德國實驗跟蹤了122名參與者三年的情況。從2021年6月至2024年5月，這些參與者每月無條件獲得1,200歐元（約1,365美元）的基本收入。

實驗的具體發現包括：

• UBI 并沒有減少工作：實驗組平均每周工作40小時，與未獲得額外收入的對照組完全相同。維也納經濟與商業大學教授Susann Fiedler在該研究報告上明確表示："我們沒有發現證據表明人們喜歡無所事事。"
• UBI 增強了經濟活動的安全感：基本收入提供了財務緩沖，讓參與者能夠在工作生活中承擔良好風險并避免不良風險。他們更傾向于從事"更有價值和意義"的生產和生活活動，包括創業、更換工作或接受進一步教育。獲得基本收入的參與者比對照組更有可能換工作或報名接受進一步教育，并且他們主觀上反饋工作滿意度更高。
• UBI 改善了心理健康和自主權：基本收入接受者報告感覺他們的生活"更有價值和意義"，心理健康明顯改善。特別是女性參與者，她們反饋在生活中感受到更強的自主權。盡管工作時間與以前相同，但她們感覺一天中有更多時間用于睡眠、志愿服務和與親人共度時光。

“我的基本收入”研究發現提供UBI并不會減少經濟活動，反而會改善健康結果。Source: Mein Grundeinkommen

英國諾森比亞大學公共政策教授Matthew Johnson表示："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和其他人長期以來提出的判斷：沒有證據表明基本收入會減少經濟和勞動力市場活動。相反，它給予工作者經濟安全感，讓他們在工作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選擇。"

德國并非唯一探索UBI的國家，美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分紅制度設立于1976年，州政府將石油資源收入的一部分劃入基金，并每年向所有符合條件的居民等額分紅，這被視為最接近純粹全民基本收入的現有實踐之一。加州斯托克頓2019年啟動實驗每月向選定居民發放500美元。芬蘭也在2017-2018年進行了為期兩年的UBI試驗，為未就業公民每月發放560歐元。這些實踐結論和德國的實驗類似——UBI不僅改善了受助者的經濟狀況，還帶來了心理健康和社會參與度的提升，并未導致勞動積極性下降。

四、一個“不需要工作”的世界！

隨著AI技術進步在全球范圍內帶來的生產力變革，傳統的"相對過剩人口"正在演變為"絕對過剩人口"，"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突出。斯坦福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諾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麻省理工學院首席科學家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在十年前提出自動化會導致人類社會進入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其核心改變是

生產要素中，人類貢獻的體力和智力部分會被機器取代，稀缺的部分不再是普通勞動力或普通資本，而是能夠創新和創造新產品、服務及商業模式的"思想（idea）"。由于數字技術使想法能夠以幾乎零成本復制并瞬間傳播，少數擁有好思想的人價值大增，形成一個新的"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而普通勞動者將繼續承受這些變化帶來的失業沖擊。

In the future, Ideas will be the real scarce inputs—scarcer than both labor and capital.
— New World Order: Labor, Capital, and Ideas in the Power Law Economy by Erik Brynjolfsson, Andrew McAfee, and Michael Spence

面對潛在的大規模失業，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夠親眼見證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實現，這將重新定義每個人工作的意義。

正如德國實驗提供的初步證據表明，當人們擁有基本收入，"不需要工作"時，這不僅不會削弱工作積極性，還能帶來積極的社會和個人健康效益。

為了進一步避免"吃大鍋飯"的問題，牛津大學的學者丹尼爾·薩斯金（Daniel Susskind）基于UBI基本收入的概念，在其著作《沒有工作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ork)中進一步提出了"有條件的基本收入"(Conditional Basic Income, CBI)概念，與UBI不同，CBI僅提供給特定群體，并附帶明確的貢獻要求。薩斯金認為，在工作減少的未來，社會的穩定和團結將面臨挑戰，僅解決物質分配問題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確保每個人都能以非經濟的方式"回饋社會"，如文化創作、照顧他人或教育下一代，從而創造一個新的價值體系，超越僅憑收入多寡作為衡量指標。

如果你讀到這里，相信你已經有了一些思考，捫心自問，以下幾個問題是否已經在你心中有了答案：

假如未來所有人都“被失業”了，而且不需要擔心物質生活問題，你還會選擇去工作嗎？

如果不工作，那你會考慮以什么方式回饋社會嗎？

你覺得這個未來離我們還有多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