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公布的虛擬貨幣交易涉掩隱罪典型案例，為何不構成洗錢或幫信？

作者：吳單，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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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28日，兩高一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并公布了7個幫信相關的典型案例。

其中，案例四系虛擬貨幣交易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具體如下：

被告人W某、Z某、A某為牟取非法利益，共謀通過轉賬、提現和購買虛擬幣等方式為他人轉移犯罪資金。

三人分工明確，W某提供資金，通過A某購買虛擬幣交給上線作為保證金，再由W某、Z某向他人收購大量銀行卡，提供給上線用于接收犯罪資金。

當犯罪資金存入W某等人提供的銀行卡后，上線通知W某等人，W某等人即安排他人在多個銀行取現，在抽取到賬資金10%-15%的提成后，將其余資金購買虛擬幣轉移給上線。

經查，W某等人為上線轉移資金中有被詐騙資金40余萬元。

法院認為，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判處W某、Z某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三萬元；判處A某有期徒刑三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二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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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不構成洗錢罪？

很簡單，上線的涉案資金來自電信網絡詐騙，并不屬于毒品、黑社會性質、恐怖活動、走私、貪污賄賂、破壞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詐騙這七類洗錢罪的上游犯罪。

有人說，兩罪的客觀行為也存在區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主要是藏匿、改變贓款的地點或狀態，而洗錢的行為是轉換資金的來源或性質。

這一觀點有失偏頗，無論從刑法條文還是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來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洗錢罪，是一般法與特殊法的關系，前者的犯罪對象泛指所有贓款贓物，而后者的犯罪對象限于法定的七類上游犯罪，因為這七類上游犯罪的贓款數額往往很大，需要克以專門的刑罰。

但在具體的實行行為上，兩罪的本質是一樣的，即“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掩飾、隱瞞”既包括掩隱罪中的“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也包括洗錢罪中的“轉移、轉換資金的來源或性質”。

比如，明知是贓款而窩藏、轉移地點，是一種常見的藏匿手段，但其并未改變贓款本身的狀況或性質，贓款還是那個贓款。

而明知是贓物而收購或代為銷售，實際上就是將“贓物”轉換為形式上合法的“錢”，徹底改變了贓物的性質，就是妥妥的洗白、漂白行為。

在本案中也一樣，上線的涉詐資金流入W某等人提供的銀行賬戶，再被提現用于購買虛擬貨幣，贓款變成了虛擬貨幣，錢變成了數字代幣，也是徹底轉換資金性質的“洗錢”行為，但由于上線資金不屬于七類上游犯罪，故不能定性為洗錢罪，而是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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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不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關鍵在于“主觀明知”，本案中W某等人對上線的資金性質是“確切知道的”，基于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而以提供銀行卡、幫助轉賬、取現、購買及轉移虛擬貨幣的方式，將涉詐資金轉換為虛擬貨幣，從而幫助上游實現掩蓋贓款來源和性質的目的，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明知”，是一般概括性的知道，即“概知”，對所涉資金與上游犯罪關聯性的認知程度相對較低。簡單地說，行為人大概知道錢可能來路不正，但具體與什么違法犯罪活動有關是不清楚的。

實務中，從單一維度判斷“主觀明知”是不現實，也是不嚴謹的，因為“主觀明知”屬于心理活動，除非當事人自己明說，否則難以直接、準確地判定。

往往還是要根據客觀行為來推定主觀狀態，如果當事人多次或使用多個銀行賬戶幫助他人轉賬、取現、套現，或利用虛擬貨幣轉賬、套現、取現，或通過非法支付平臺、跑分平臺轉賬、套現、取現，或收取明顯高于市場行情的手續費，或經常隱蔽上網、加密通訊軟件溝通，或刻意在秘密地點、非常規時段交易等，都可以推定當事人對所涉資金的性質系“確切知道”，進而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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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認定為“確切知道”，那么根據最高法《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第二款，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采取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間介紹買賣，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資金賬戶，協助將財物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協助將資金轉移、匯往境外等，應當認定為“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

案例中，W某等人明知是上線資金涉詐，而協助提供銀行賬戶，并將資金取現后轉換為有經濟價值的虛擬貨幣予以轉移，故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從最終量刑來看，W某等人的刑期均在三年以上，表明本案屬于“情節嚴重”（掩隱總額達到10萬元），適用掩隱罪的法定升格刑（三至七年）。根據相關量刑指導意見，量刑起點為3年~4年，涉案數額每增加3萬元，增加一個月刑期，結合涉案數額40萬元的事實，基準刑為三年十個月，綜合W某等人的從寬或從嚴情節后，最終確定為三年六個月和三年三個月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