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陳 | 積極心理學視角下二語習得追蹤研究：話題與方法

積極心理學視角下二語習得追蹤研究：話題與方法

李成陳

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要

本研究從話題和方法兩方面對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的二語習得追蹤研究進行系統性綜述。對48篇文獻的分析顯示，現有研究主要聚焦情感類個體差異因素，對學習行為和學習環境的關注相對較少。研究多采用基于量化研究、混合研究方法的描述類研究設計；多采用便利抽樣，樣本量差異較大；研究參與者多為學習線下英語課程的中國或伊朗大學生；時間跨度多為一周及以上，較少采用短窗口、長短窗口結合設計；研究測量次數較少，間隔設計細節缺失；存在部分數據損耗，損耗處理方法缺乏；研究工具多為問卷和訪談，但信效度報告不足；量化分析以變量中心法為主，而質性分析匯報過簡。基于以上不足，筆者對未來相關研究提出了發展建議。

關鍵詞：積極心理學;二語習得;追蹤研究;情緒;系統性綜述

01

引言

積極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 PP)旨在研究人類的積極心理品質，提升個體幸福感，促進社會發展(Seligman 2011),不僅在社會科學領域掀起研究浪潮，也被引入二語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研究(MacIntyre & Gregersen 2012)。十余年來，PP推動了SLA的積極轉向和情感轉向，并與復雜動態系統理論逐步融合，引發了動態轉向(李成陳等 2024)。

現有PP實證研究多為靜態、單一視角的截面研究，忽視了個體特質、心理與學習環境的動態性與復雜性，難以深入揭示SLA過程中的復雜現象、因果關系與發展規律(Dewaele & Li 2020)。近五年來，相關追蹤研究雖有增加，但研究方法常有局限，數據收集與處理過程有失嚴謹(李成陳等 2024)。鑒于此，本研究采用系統綜述法梳理PP視角下SLA追蹤研究的主要內容，分析研究設計、數據收集、數據分析等研究方法特征及不足之處，為未來研究的科學性與規范性發展提供參考。

02

文獻綜述

2. 文獻綜述

2.1 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的二語習得研究

相較于傳統心理學，PP更關注如何通過發展個體和集體優勢獲得成功與幸福(Seligman 2011)。PP進入SLA領域后，積極外語教育理念逐步形成，主張外語教育應同時關注語言目標與非語言目標(如積極品質塑造),實現語言與幸福感協同發展(李成陳 2021)。該理念以幸福感理論(well-being theory)和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理論為支撐。幸福感理論提出幸福的PERMA模型，包含積極情緒(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關系(relationship)、意義(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5個維度(Seligman 2011)。SLA領域的幸福感理論強調外語教育需兼顧語言發展與幸福體驗(MacIntyre & Gregersen 2012),具體框架陸續由Oxford(2016)、Alrabai & Dewaele(2023)進行了拓展與調整。三大支柱理論指出人類幸福與成功的支柱為積極主觀體驗、積極人格特質和積極組織，三者協同促進個體發展與幸福感提升(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在上述理論的指引下，PP與SLA領域逐漸深度融合，研究對象從外語情緒拓展至毅力、投入、心流、成就目標等維度(李成陳 2021)。三大支柱理論為個體與環境交互視角下的SLA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也為本研究檢選文獻提供了依據。筆者結合SLA研究進展，在二語情境下對上述理論中部分概念進行限定和細化。例如，將PERMA模型中的投入限定為外語學習投入，即外語學習過程中的行為、認知、情感和社會投入(Li, Li & Cai 2024);將PERMA中的“R”定義為師生關系、同伴關系等；將三大支柱理論中的第三支柱細化為積極外語課堂、積極校園環境、積極家庭環境和積極社會環境。

2.2 積極心理學視角下二語習得追蹤研究

追蹤研究通過多次測量和觀察，探索變量的發展規律或因果關系(Menard 2002)。已有PP視角下的SLA研究綜述指出，相關研究多為截面研究，而追蹤研究較少，可分為長窗口、短窗口、長短窗口結合及準追蹤研究4類(李成陳 2021;李成陳等 2024),具體如表1所示。

已有PP視角下SLA研究綜述既未聚焦追蹤研究或其方法論，也缺乏系統性文獻檢索與分析(如MacIntyreet al. 2019;Dewaele & Li 2020;徐錦芬 2020;李成陳等 2024)。為此，本研究采用系統綜述法，聚焦PP視角下的SLA追蹤研究，梳理其主要內容，分析研究設計、數據收集、數據分析等的特點與不足，以深化對SLA復雜現象、因果關系及發展規律的理解。

0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回答如下問題：1)PP視角下二語習得追蹤研究發表趨勢如何 2)研究話題主要有哪些 3)研究方法有哪些特征?

3.2 文獻檢索及篩選

本研究按照如下步驟與標準進行文獻檢索和篩選。首先，確定關鍵詞組合。中文關鍵詞包括3類詞語的組合：1)積極心理學；2)外語、二語、第二語言；3)縱向、歷時、追蹤、面板、時間序列、動態、發展、軌跡、演變、變化等。英文關鍵詞包括3類詞語的組合：1)positive psychology; 2)foreign language(FL)、second language(SL)、L2;3)longitudinal、panel、time-series、dynamic、develop(ment)、track、trajectory、evolution/evolvement、change等。

其次，在數據庫中檢索文獻。基于PP進入SLA領域的時間(MacIntyre & Gregersen 2012),將檢索時間起點設為2012年1月，終點為2024年7月。檢索范圍主要涵蓋國內中文數據庫(知網、萬方、維普)、國外英文數據庫(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ProQuest、ERIC、EBSCO、LLBA)及語言學領域主要SSCI期刊官網(如Language Learn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pplied Linguistics、System)。筆者將檢索結果比對PP相關綜述和應用語言學領域追蹤研究方法綜述的參考文獻，查漏補缺。

最后，根據6項納入標準篩查文獻：1)文獻標題、關鍵詞、理論框架、目標話題中，至少有一處明確體現PP視角；2)研究對象為二語(含外語)學習者；3)實證研究；4)數據采集時間點不少于兩個；5)經同行評審；6)文獻語言為中文或英文。符合標準的文獻共有48篇，其中SSCI來源期刊論文39篇，CSSCI來源期刊論文8篇，國外碩士畢業論文1篇。

3.3 文獻編碼

文獻編碼主要分為3步。首先，兩名SLA領域博士研究生對文獻進行預編碼。其次，筆者根據研究問題和預編碼情況評估、修正編碼表。編碼維度主要包括論文基本信息(標題、作者、發表年份、刊物等)、話題(個體差異因素、學習行為與成就、學習環境等)、研究設計(描述類/準實驗/實驗設計、量化/質性/混合設計)、抽樣特征(方法與樣本量)、樣本特征(調研地區、母語、目標二語、教育階段、專業背景與學習模式)、追蹤時間(總跨度、測量次數與間隔)、數據損耗(損耗率、損耗機制與處理)、研究工具(類型與質量)及數據分析(量化、質性分析)。最后，一名博士研究生對文獻進行正式編碼，另一博士研究生隨機抽取10篇(20.8%)編碼。編碼間一致性較好(Cohen's Kappa=0.915),分歧處經討論后達成一致意見。

04

發現與討論

4.1 發表趨勢

圖1展示了2012—2024年PP視角下SLA追蹤研究的發表趨勢。國內外研究均呈增長態勢，國外研究數量大于國內。研究大致可分為3個發展階段：萌芽期(2012—2016年)研究較為有限，僅有4篇論文；蓄力期(2017—2020年)發文量增長至11篇，并于2019年達到階段峰值；繁榮期(2021—2024年)發文量顯著增加，總數達33篇。2023—2024年研究呈爆發式增長，2024年發文量多達13篇，標志著該領域進入快速擴展階段。

4.2 研究話題

PP視角下SLA追蹤研究主要考察二語學習者個體差異因素、學習行為與成就，以及學習環境因素。個體差異因素中，情緒相關研究最多，共35項(72.9%),積極情緒(18項)和消極情緒(17項)研究數量相近。就具體情緒類型而言，愉悅研究(17項)最多，其后為焦慮(13項)、無聊研究(4項)。動機是除情緒以外最受關注的學習者個體差異因素，有13項相關研究(27.1%),6項考察一般動機(如Kruk 2019),7項考察二語動機(如Saitoet al. 2018)。此外，堅毅(4項)、韌性(1項)等人格特質也受到關注。

學習行為與成就維度的研究數量逐漸上升，主要涉及二語學業成就(7項)、學習投入(3項)及自我調節(3項)。

學習環境因素也受到關注，如同伴關系(5項)與師生關系(1項)。70%以上的研究(34項)同時探討兩個或多個PP話題(如愉悅與投入),顯示出追蹤研究交互聚焦變量的趨勢。

4.3 研究方法

4.3.1 研究設計

現有研究中，描述類研究設計最多(36項，75.0%),其后是實驗研究(8項，16.7%)與準實驗研究(4項，8.3%)。從研究范式來看，量化研究與混合研究占比最高(各20項，41.7%),縱向質性研究則較少(8項，16.7%)。

4.3.2 抽樣與樣本

(1) 抽樣方法。

僅14項研究(29.2%)明確匯報了抽樣方法，其中7項采用便利抽樣，5項采用目的性抽樣，采用時間取樣和最大差異抽樣的研究各1項。

(2) 樣本量。

樣本量從2至2 435不等，均值199(SD=368.5)。樣本量小于10的研究有10項(20.8%),樣本量為10—100的有16項(33.3%),樣本量為101—300的有10項(20.8%),樣本量為301—500的有9項(18.8%),樣本量超過500的有3項(6.3%)。

(3) 樣本特征。

樣本涉及調研地區、母語、目標二語、教育階段及二語學習模式等維度。調研地區主要包括中國(23項，47.9%)、伊朗(7項，14.6%)等。

就參與者母語背景而言，聚焦漢語母語者的研究最多(22項，45.8%),其次是波斯語(6項，12.5%),英語、日語、韓語、波蘭語、越南語各1項。7項研究同時選擇不同母語的參與者，其余研究未匯報語言背景。就目標二語而言，英語最受關注(42項，87.5%),德語、西班牙語等所受關注較少。

匯報參與者教育階段的研究共38項(79.2%),其中高校學生居多(30項),少有初高中生(7項),僅1項考察了多種教育階段的參與者。就參與者的二語學習模式而言，44項研究(91.7%)在線下學習環境中展開，3項基于線上學習，1項基于線上線下混合學習。

4.3.3 追蹤時間與數據損耗

(1) 時間跨度。

45項(93.8%)研究匯報了時間跨度，3項(6.3%)未明確匯報。依據表1的分類，長窗口設計占主導(37項),跨度從7天到4年不等，較多研究持續5周至3個月(18項)、14周至6個月(9項)。采用短窗口設計的研究為3項，跨度分別為一節課或一個任務。采用長短窗口結合設計的研究為3項。Elahi Shirvanet al.(2020)在16周內，考察2名英語學習者的外語愉悅水平在一個任務、一節課、一周及一學期等不同時間尺度上的動態數據。準追蹤研究僅有2項。

(2) 測量次數。

41項(85.4%)匯報了測量次數，其中32項測量2—4次，6項測量10次以上，3項測量超過30次。

(3) 時間間隔。

39項研究(81.3%)匯報了測量間隔，其中最小間隔5分鐘，最大間隔12個月。時間間隔可細分單間隔、等距間隔、非等距間隔3種類型。單間隔研究共15項，僅包含2次測量，時長介于2周至3個月之間(如Myhreet al. 2023)。15項等距間隔研究包含3次及以上測量，且每次測量間隔長度相等(如Elahi Shirvanet al. 2023)。不同研究等距間隔不一，從1周到6個月不等。1項研究使用兩種等距間隔，即Elahi Shirvan & Taherian(2018)同時采用2周一次、10分鐘一次等距間隔分別收集學生整體情緒和課堂即時情緒數據。此外，8項非等距間隔研究每次測量間隔介于2周至9個月之間，部分未匯報具體間隔。

(4) 數據損耗。

25項研究(52.1%)未出現數據損耗(如Dewaele & Meftah 2024),13項存在不同程度的損耗，10項未匯報。損耗率低于10%的3項，10%—20%的6項，21%—40%的3項，大于40%的1項。3項研究匯報了損耗機制，包括隨機損耗和完全隨機損耗。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刪除法、多重插補法及全息極大似然估計法處理損耗。

4.3.4 研究工具

(1) 研究工具種類。

追蹤研究使用多樣的測量工具收集兩種數據，一是語言水平(表現)數據，二是情緒、動機、堅毅、投入等個體學習心理與行為數據。測量語言水平或表現的工具包括以劍橋英語測試為代表的國際語言水平測試(如Li, Fenget al. 2024),以及以高考英語或CET-4為代表的國內語言水平測試(如楊穎莉，高子涵 2024)。

個體學習心理與行為數據常用問卷(34項，70.8%)和訪談(20項，41.7%)收集，其后是文本語料(14項，29.2%),包括日志、寫作過程性文本和開放式問答。11項研究采用Anion Variable Tester等技術輔助工具、刺激性回憶、網絡會話日志、生態瞬時評估等記錄短窗口內的情緒變化。這些研究中，僅1項采用心率檢測器收集心率波動等電生理數據(Gregersenet al. 2014)。此外，研究者還采用錄音錄像(5項)和自然觀察(4項)收集數據。

(2) 測量工具質量指標。

現有追蹤研究主要匯報了測量工具的信度、效度和測量不變性。信度匯報最為普遍。34項問卷研究中，29項匯報了Cronbach's α,并有4項同時匯報了McDonald's ω(如Elahi Shirvanet al. 2023)。8項使用語言水平測試的研究中，3項匯報了α,2項分別匯報了評分員間相關系數r和雙評信度(Sasakiet al. 2018;楊穎莉，高子涵 2024)。5項使用寫作任務的研究中，僅Shafiee & Jafarpour(2023)匯報了計分信度 α。28項研究涉及質性數據編碼，僅2項匯報了編碼員內部一致性(如Elahi Shirvanet al. 2020),1項匯報了Cohen's Kappa及95%置信區間(Sasakiet al. 2018)。

結構效度和聚合效度是問卷的重要效度指標。34項問卷研究中，12項檢驗了效度(如Kruket al. 2023)。匯報問卷測量不變性的僅有Elahi Shirvanet al.(2023)與Li, Fenget al.(2024),后者同時匯報了群組間不變性與歷時不變性。

4.3.5 數據分析

37項(77.1%)研究采用變量中心法路徑下的統計分析方法。基礎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方差分析、相關分析等。相對復雜的統計分析方法包括潛變量增長模型、混合模型、結構方程模型、縱向驗證性因子模型等。此外，于涵靜等(2024)采用個體中心法路徑下的混合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外語愉悅及投入的群體異質性及二者的歷時交互。

8項質性研究與20項混合研究中，10項采用主題分析法，各有1項采用扎根理論法和極值圖法，另有1項同時使用主題分析、扎根理論及互動事件分析等方法(Wang & Marecki 2021),其余未明確匯報分析方法。編碼方式上，8項研究采用開放式編碼、軸向編碼、選擇性編碼等多種編碼，9項研究采用主題編碼等單一編碼方式，其余研究未說明編碼方式。

05

討論與建議

下文將圍繞PP視角下SLA追蹤研究的話題和研究方法對主要發現展開討論，評析研究不足之處，并為未來研究提出相應建議。

5.1 研究話題

5.1.1 個體差異因素

現有追蹤研究主要關注情感類個體差異因素及其歷時交互，重點集中在愉悅、焦慮、無聊等情緒。原因有二：一是二語情緒研究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如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的PERMA、EMPHATHICS、三大支柱、拓展—建構理論(Fredrickson 2001)以及教育心理學的控制—價值理論(Pekrun 2006);二是經過跨文化、跨群體驗證的情緒測量工具信度、效度和穩定性俱佳，如《外語焦慮量表》(Horwitzet al.1986)、《外語愉悅量表》(Dewaele & MacIntyre 2014)、《外語無聊量表》(Li, Fenget al. 2024),為研究提供了可靠支持。

未來研究可從以下方面突破。一是擴大情緒研究范圍，關注更多樣的情緒，尤其是人際情緒(如尷尬、感恩、自豪、內疚、嫉妒等)。二是細化情感類變量，探討3個層次的情感：1)整體特質情感(如穩定的外語焦慮、愉悅、無聊、動機與自我效能等),2)技能特定型特質情感(如語言技能相關的外語寫作焦慮、愉悅、動機與自我效能等),3)情境情感(如特定語言任務中的短暫情緒、動機與自我效能等)(Li 2024)。三是關注其他多元學習心理變量(如PERMA中的“意義”,以及語言態度、心流、自制力、成就目標、樂觀等)和認知類個體差異變量(如工作記憶、語言學能、創造力、思維模式等),因為它們是個體完成認知任務與語言任務的重要資源(李成陳 2021)。

5.1.2 學習行為

現有追蹤研究對學習行為已有一定關注，主要聚焦學習投入。然而，學習投入除行為投入外，還包括情感、認知與社會投入(Li, Liet al. 2024)。學習行為是學習心理的外顯，更是決定學習成效的關鍵(李成陳等 2024)。未來需加強探索學習行為，區分實際行為與行為趨勢類變量，考察具體的個體與人際學習行為，如反饋尋求與應對行為、同伴及師生交際行為等。

5.1.3 學習環境

PP核心理論強調個體—環境交互關系。個體的心理狀態和行為不僅受環境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個體對環境的感知。現有研究有兩點局限較為突出。其一，很少采用個體—環境交互視角全面考察多層次學習環境(如任務、課堂、校園、家庭、社會環境)與個體差異之間的歷時交互。未來應深入探討這些交互如何影響學習過程、行為模式及學習結果。其二，學習環境多樣性不足。現有研究集中考察二語課堂中的人際關系(如同伴關系、師生關系)及整體課堂環境，但隨著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迅速發展，外語學習場所已從傳統課堂延伸至家庭與社會環境。未來研究應加強考察多層次學習環境，包括家庭環境(如父母支持、親子關系、家庭經濟條件、教育支持與期望)、社會環境(如語言態度、政策支持)及技術支持(如媒介素養)等，并可結合學習環境進行理論探索，重新界定PERMA模型中的“關系”與三大支柱中的“積極組織”,建構和完善相關理論。

5.2 研究方法

5.2.1 研究設計

當前研究以量化及混合研究為主，質性研究為輔，這可能受到PP實證主義范式影響(MacIntyreet al. 2019)。實際上，PP具有實踐應用性，質性研究更能深入挖掘個體經驗、觀察動態過程和理解復雜心理現象(Creswell & Poth 2016)。未來應開展更多質性追蹤研究，全面探索和理解二語習得中的幸福感與積極心理狀態。

此外，當前研究以非干預研究為主，實驗研究數量少，且部分研究設計不夠嚴謹(如缺乏對照組)。未來應增加實驗研究比例，規范實驗設計，以揭示變量間的因果關系。

5.2.2 抽樣與樣本

多數研究未報告抽樣方法，未來研究應描述抽樣方法與過程，以明確研究結果的適用性。已匯報的抽樣方法多為便利抽樣和目的性抽樣，雖然高效便利，但可能削弱了樣本的代表性與研究結果的可推廣性。因此，未來研究應采用多元化抽樣策略，減少抽樣偏差。此外，現有樣本量差異較大，未來應結合理論模型和研究條件合理設定樣本量(Menard 2002),以確保分析結果的可靠性。

就樣本特征而言，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國和伊朗英語學習者。然而，不同地區文化背景和教育體制對語言規劃、課程體系、語言態度等產生影響(Li, Fenget al. 2024)。未來研究應拓展地域范圍，加強對非英語語種的關注。就教育階段而言，現有研究常聚焦高校學習者，較少關注其他教育階段的學習者，忽略了不同年齡段學習者的特點和發展需求。未來研究應關注不同學段的學習者，尤其是處于語言學習關鍵期的兒童，為其語言和幸福感發展提供啟示。就學習模式而言，絕大多數研究集中于線下外語課堂，對線上及混合學習模式關注不足。隨著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未來研究應走出傳統課堂，開展課堂內外一體化研究。

5.2.3 追蹤時間與數據損耗

現有研究多采用長窗口追蹤設計，短窗口及長短窗口結合的研究較少。未來研究應綜合使用不同時間框架(如單個任務、一周或一個學期),深入考察變量的微觀和宏觀變化。

在數據收集次數方面，現有研究通常測量次數較少，難以全面捕捉參與者長期的發展，尤其容易遺漏情緒、動機等復雜心理過程的關鍵變化。此外，也有研究使用非等距間隔測量，限制了數據可比性與研究的內部效度。未來研究應優化測量頻率和間隔，采用科學標準提高數據可比性和內部效度。

近三分之一的研究出現數據損耗，但只有3項匯報了數據損耗機制。出現數據損耗的研究大部分未考慮數據損耗機制，直接刪除損耗數據，可能存在偏倚風險。未來研究需重視數據損耗問題，健全數據管理機制，記錄損耗原因。研究者應根據損耗機制選擇合適的方法(如多重插補法)處理數據缺失，以減少偏倚風險，提高數據利用率。

5.2.4 研究工具

現有研究雖采用多樣化的語言水平測量工具，但較少使用國際語言水平測試，限制了研究結果的國際橫向對比。未來研究可考慮綜合使用國內外水平測試，以提高研究發現的可推廣性，增強其對教學實踐的適用性和啟發性。再者，現有研究多采用整體二語水平或表現指標，較少專門考查聽、說、讀、寫等分項語言技能，輸入型技能(如聽力、閱讀)的考查尤為欠缺。鑒于不同語言技能在語言目標、認知需求、學習模式、心理過程等方面差異較大(李成陳等 2024),未來研究應深入開展針對具體技能的追蹤探究。

在個體學習心理層面，當前量化研究主要依賴回顧性問卷，但由于記憶偏差與社會期待偏差，數據信效度可能受到影響(李成陳等 2024)。此類問卷多測量外語焦慮、愉悅、無聊等相對穩定的整體特質情感，難以捕捉情境差異。未來研究應采用多元化測量手段，特別是生理測量技術，以在線考察即時心理狀態，例如通過心率、皮膚電反應、腦電波等生理指標客觀測量即時情緒。若囿于可行性，也可采用基于特定情境的問卷，如《任務愉悅量表》(Li & Dewaele 2024)、《任務焦慮與無聊量表》(Li 2024)。特定情境問卷比生理測量更易操作，又比傳統問卷更能捕捉微觀細節和生發機制，且受記憶偏差影響較小。需要說明的是，研究工具的選擇需綜合考慮可行性、倫理等因素，并確保工具所測構念與觀察變量一致。例如，情境愉悅可通過《任務愉悅量表》或生理測量技術考察，而特質愉悅研究則適合使用《外語愉悅量表》。此外，未來研究應完善問卷信度、效度和測量不變性檢驗，以增強結果可靠性。

質性研究常以訪談探究參與者的心理體驗與相關經歷，但隱私顧慮可能限制數據完整性、深入性和真實性。研究者要有較強的倫理意識，并與參與者建立互信友好關系；也可采用隱喻法、情景描述法(vignette)和地圖繪制法等，使參與者以非主體身份參與心理或經歷描述，提供更安全的表達空間。同時，未來應增加課堂觀察、錄像等低干擾方法的使用，自然觀察某一變量或現象發展，增強數據真實性。未來研究還應打破課堂邊界，借助多樣技術終端(如手機App、電腦錄屏軟件),動態追蹤個體在課堂內外的學習心理與行為。

5.2.5 數據分析

目前量化研究多采用變量中心法分析數據，使用描述性分析、相關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等基礎統計分析，潛類別增長模型、混合模型等復雜模型的應用有所增加。未來可繼續使用復雜模型以更深入地探究個體心理發展過程。然而，由于變量中心法假設樣本同質性，忽略了組內、組間及個體差異(李成陳等 2024),未來研究可采用個體中心法，加強增長混合模型等分析方法的應用，以探索群體異質性特征(于涵靜等 2024)。

在質性數據分析方面，主題分析法占主導地位，扎根理論、互動事件分析和極值圖等方法也有所應用。未來可借鑒社會網絡分析法等捕捉因素間的復雜交互與共現關系(李成陳等 2024)。此外，大部分研究未匯報具體編碼方案，也未說明編碼者內部一致性或其他信度評估的方法及結果。未來研究應通過明示編碼方案等途徑提高質性數據分析的透明性。

06

結語

本研究采用系統綜述方法梳理了2012—2024年國內外PP視角下的SLA追蹤研究，發現已有研究快速發展，但在研究設計、數據匯報等層面均有提升空間。現有追蹤研究多采用基于量化、混合研究方法的描述類研究設計；多以中國或伊朗大學英語學習者為樣本，多采用便利抽樣，且樣本量分布不均；多采用長窗口設計，短窗口或長短窗口結合設計缺乏；測量次數較少，間隔設定細節缺失；數據損耗問題多發，但匯報不詳，且缺乏有效處理機制；數據收集工具以問卷和訪談為主，但信效度報告常不完整；量化數據分析多用變量中心法，而質性分析過程匯報較為簡略。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拓展研究范圍，豐富研究內容，并提高研究設計的科學性和規范性，增強結果的可靠性與適用性，從而更深入地理解二語習得機制，為二語教育實踐提供有益啟示。

文章來源：外語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