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了當局的“眼中釘”，面對威逼利誘，“金飯碗”不要也罷！

文│羊有城

“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原名章埏，出生在浙江青田的鄉紳世家。長大后，他讀到《老子》中“陶人埏埴以為器”一語，明白了父母取名的寓意所在：埏者，用水與土黏合成泥，想讓自己成“器”，于是他改名為乃器。

乃器果然成“器”。自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畢業后，他即進入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一路勤于鉆研，潛心探究，對金融市場、銀行組織、商業法規等領域頗有心得，受到銀行董事長李銘的賞識，擢升為上海分行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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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才抱“器”閃亮登場

章乃器

“金融”是什么？在受聘上海光華大學和滬江大學教授期間，章乃器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財政”等課程。當講到“金融”的含義時，他用了言簡意賅、形象生動的比喻：“金是一種堅硬而固定的物質，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于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燒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騰沸洋溢，反而澆滅了信用之光，跟著融化的金也就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脹，形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產的凍結。金融的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呆滯凍結。”話音剛落，聽者塞窗的教室里就像開了鍋似的，學生們個個興奮難抑。

銀行經營，誠信為本。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已冒出數家外資信用調查機構，多為日本、美國人開辦。章乃器找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資耀華等業界“頂流”商議，決意舉滬上銀行界之力，組建一個獨立的信用調查機構。1932年6月6日，中國第一個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在圓明園路1號正式掛牌。3年后，章乃器被推選為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堅持“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主編的《征信工商行名錄》圖文并茂，將風靡一時的英國人編辦的《字林西報行名錄》拋出一條橫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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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厚成“器”告別職場

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章乃器與沈鈞儒、馬相伯、鄒韜奮等著名愛國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政治主張，章乃器擔任執行委員，中國征信所也成了救國會的重要活動據點，一些宣傳品也拿到征信所的排字房悄悄印制。

出筆快，善演講，是章乃器的特點，救國會的好多文件材料都由他執筆，因此落了個“宣言專家”的稱號。由于時常拋頭露面，章乃器等人自然成為當局的“眼中釘”，于是軟硬兼施，又是座談會又是“鴻門宴”，結果總是不歡而散。沒轍，上海市長一個電話打給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叫他“開除章乃器”。

李銘內心也很支持章乃器的愛國行為，但顧及銀行的正常運營和愛將的身家安危，思忖再三，決定出資送章乃器飛赴英國留學一段時間，薪水照發，暫時避避風頭。章乃器十分理解李銘的良苦用心，可是，他正置身于潮起云涌的救亡運動之中，無意出國鍍金避險，事業和職業不能兩全，干脆辭掉“金飯碗”，無職一身輕，任憑李銘規勸挽留也無濟于事。事實上，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毀家紓難的決心，為了籌措救國會的經費，他花光了自己的積蓄，賣掉了洋房，賃屋而居。從銀行辭職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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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之“器”馳騁沙場

“七君子”出獄時的合照

救國會四處出擊，揮斥方遒，引起了日寇的極度仇視，在日本駐滬總領事的壓力之下，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逮捕入獄，釀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一石激起千層浪。消息傳出，激起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極大義憤，抗議和營救的電文雪片般地飛來。“七君子”在獄中大義凜然，堅決拒絕聲明悔過，義正辭嚴地宣告：“自問無罪，天下亦盡知其無罪，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亦終認救國無罪四字應令永留史冊。”章乃器亦在法庭答辯中宣稱：“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主張抗日的義務。”唇槍舌劍的法庭交鋒，竟然成為宣傳抗日救國真理的激情講壇。

這一事件，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誘發了千里之外的“西安事變”。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賢達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聲明如救國有罪，則愿與“七君子”同受處罰。“七·七事變”后，全國形成一致抗戰的局面，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七君子”取保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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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宇軒昂鏖戰疆場

結束了8個月的監獄生活，章乃器仍然不忘救亡活動。他與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斯諾夫婦及銀行家徐新六等發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組織沿海工廠內遷，發展戰時生產和就業；還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合作，創辦上川實業公司，積極籌組中國經濟研究所。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業公司的名義，投資聯華影藝社，攝制了史東山編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又參與成立昆侖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鄭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兩部電影開拍后，命運多舛，費用不斷超支，章乃器仍源源不絕投入資金，終于功德圓滿，公映后成為鼓舞民心的經典影片。收回上川公司應得的紅利，他加上手頭的現款為股本，與中國柴油機廠合作創建了港九地產公司，出任總經理，房地產生意做得順風順水。

很多人未必知曉，膾炙人口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曾得益于章乃器的“一字師”。1948年末，應中共中央電邀，章乃器與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當他聽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旋律到處傳唱時，深受鼓舞，又覺得歌詞有些不妥，“總是先有中國，后有共產黨的，加上一個‘新’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才比較恰當，也更準確”。他的建議，很快就被中央采納并修改了。

來到解放區，章乃器與時任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的老朋友陳云見了面。陳云問他：“聽說你在香港的企業搞得不錯？”章乃器回應：“不過是打打經濟算盤而已。”陳云說：“今后要請你給我們的新國家打算盤，打更大的算盤。”陳云是商店掌柜出身，章乃器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兩個人打算盤的基本功都相當嫻熟。很快，這兩把算盤“比翼齊飛”，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打起了大算盤。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