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顯影的不只是歷史真相,更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底色
1937年南京淪陷,日本隨軍攝影師用膠片記錄下屠殺“戰(zhàn)績”,卻在無意中為歷史罪證留下鐵證。八十八年后,電影《南京照相館》中一群平民冒死保存染血底片,以生命接力將日軍暴行公諸于世——這幕場景正是中國影視從“精神蒙昧”走向“民族覺醒”的絕佳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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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變遷:從高大全到人性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影視人物塑造籠罩在蘇聯(lián)模式的強烈影響下。銀幕上的人物非黑即白:英雄必定“光明、豁達、無私、正直”,反派必然“奸詐、陰險、刻薄、卑鄙”。
《橋》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工人階級形象被塑造成毫無瑕疵的完人。他們?yōu)樾迯?fù)鐵橋群策群力,克服萬難,卻無任何個人情感流露。這種創(chuàng)作模式延續(xù)至《中華女兒》中的抗聯(lián)女戰(zhàn)士,苦難經(jīng)歷被簡化為“從封建媳婦到人民英雄”的單向升華。
臉譜化背后是特殊的歷史語境。當(dāng)大眾文盲率高達80%時,簡單明了的角色設(shè)定最易被接受。電影管理者甚至明文要求:“反映土改必須全面展示各階層態(tài)度,成為指導(dǎo)工作的教科書。”
這種模式在20世紀(jì)80年代開始瓦解。電影《周恩來》首次展現(xiàn)領(lǐng)袖鞠躬盡瘁的感人形象;《開天辟地》大膽塑造陳獨秀,既呈現(xiàn)其革命貢獻,又刻畫他對孩子的愧疚。
領(lǐng)袖人物“嚴(yán)肅認(rèn)真背后舉重若輕的風(fēng)趣幽默”,以及普通人的情感世界逐漸進入鏡頭。影視人物從“骨”化到“血肉”化的轉(zhuǎn)變,映照出民族精神的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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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殖民視角:文化原罪論的鐵鏈
當(dāng)中國影視還在“高大全”模式中摸索時,西方文化輸出的暗流已悄然滲透。原罪論被精心包裝后輸入東方——不是基督教義中“人人皆有罪”的平等觀念,而是針對第三世界的文化本質(zhì)論:貧弱源于“劣等文明”。
這套邏輯在中國語境中被扭曲為“中華文化本質(zhì)落后”,用以解釋近代中國的落后屈辱。而真實歷史卻是另一番景象:
滿清入主中原后,實施系統(tǒng)的“牢籠政策”:百姓只能為溫飽奔波,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禁錮思想,國門緊閉隔絕外來新風(fēng)。近三百年的思想禁錮,使中國錯失工業(yè)革命機遇。
日本侵華期間,暴行更達反人類程度。1938年初的盱眙慘案中,日軍將300余名女性集中施暴,殺害后繼續(xù)侮辱尸體。檔案記載:“部分女性死后遭刀刺性器、尸體懸掛、煙頭塞口”。
在蘇州,日軍建立17處慰安所實行“票根制度”,門前公然張貼“支那美人,票價一元二角”。無錫日軍筆記記載:“連續(xù)兩人使用同一女性”,將活人變?yōu)榫幪柟芾淼摹败娛挛镔Y”。
這套殖民體系在文藝中被美化為《西貢小姐》式的浪漫敘事:黃種女性對白人士兵的無限癡情,將殖民暴行包裝成凄美愛情。當(dāng)被殖民者為施暴者鼓掌時,文化原罪論已完成了最徹底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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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相顯影:《南京照相館》的破局
2025年暑期,《南京照相館》以歷史暗房中的底片沖洗為隱喻,完成了對殖民敘事的徹底解構(gòu)。影片取材真實事件——羅瑾、吳旋兩位青年冒死守護的日軍屠殺照片,成為南京審判的“京字第一號證據(jù)”。
導(dǎo)演以南京貢院街的吉祥照相館為切口,聚焦一群普通百姓:郵差蘇柳昌、演員林毓秀、照相館老板金承宗。當(dāng)被迫沖洗日軍罪證照片時,他們從茍且偷生到?jīng)Q絕反抗,將底片縫入衣物:“無論誰活著出去,都要讓真相大白天下”。
影片剖開侵略者的雙重面目:
1.日軍攝影師拍攝子彈穿顱、兒童虐殺時,竟惋惜“照片不是彩色的”;
2.同一雙手卻溫柔撫摸小動物;
3. 人前展示“中日親善”擺拍,人后屠殺滅口。
這種“偽善的殘暴”在盱眙慘案中早有印證:日軍在泗水河灘以“剿匪”為名擄走女性,被發(fā)現(xiàn)時尸體“雙腿分開、性器撕裂、上身裸露”。
最震撼的是跨越時空的對話:金老板唱起南京童謠“城門幾丈高”,曾經(jīng)記錄市井溫情的照相館,在城破后見證人間地獄。影片結(jié)尾,現(xiàn)代南京城與歷史照片疊印,槍決戰(zhàn)犯的快門聲成為對死者的告慰——
“記憶可能削弱,但罪證照片永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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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影像到現(xiàn)實:民族覺醒的顯影長河
《南京照相館》的價值不僅在于歷史控訴,更在于開創(chuàng)了歷史教育的新范式。當(dāng)00后觀眾在影院沉默離場,社交媒體涌現(xiàn)“全場鴉雀無聲”、“沉默中壓著沉甸甸的痛”的共鳴,證明其超越了傳統(tǒng)說教。
有家長帶孩子觀影后遭遇尷尬:孩子喊出“殺光日本人”。這揭示歷史教育需平衡真相與理性——影片若結(jié)合映后討論,能將情感沖擊轉(zhuǎn)化為批判性思維訓(xùn)練。畢竟真正的銘記不是播種仇恨,而是辨認(rèn)黑暗中的光明。
中國影視的蛻變之路,恰似底片顯影的化學(xué)過程:
1.建國初期的簡單單色(《橋》中工人的純粹奉獻);
2.改革開放后的漸現(xiàn)層次(《周恩來》的鞠躬盡瘁);
36新世紀(jì)的豐富色調(diào)(《南京照相館》中普通人的恐懼與勇氣);
這條道路與民族精神覺醒同頻共振。當(dāng)片中人物面對照相館背景圖喊出“大好河山,一寸不讓”時,既是1937年的抗?fàn)幨难裕彩墙袢藢ξ幕孕诺男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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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進南京江東門紀(jì)念館,玻璃幕墻后靜靜躺著羅瑾冒死保存的16張照片。這些“京字第一號證據(jù)”上,日軍砍殺平民的瞬間被永恒定格。而在相隔不遠的影院里,《南京照相館》中的金老板最后一次唱起童謠,將染血底片交給幸存者。
影像的顯影液已沖刷掉殖民者涂抹的文化原罪,顯露出一個民族最本真的底色:既非圣徒亦非罪人,而是在至暗時刻依然選擇守護真相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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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新一代觀眾撫過影院墻壁上那句“銘記歷史,吾輩自強”,他們觸摸到的不是仇恨的烙印,而是一把開啟未來的鑰匙——只有認(rèn)清真實的自己,才能在歷史的暗房中沖洗出明晰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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