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男與朋友合謀性侵前女友案的人性拷問

案情很簡單，2024年5月17日凌晨1時許，劉某約前女友張某吃宵夜，張某應約到達劉某約定的約會地點后，現場還有張某不認識的劉某的朋友鄧某，隨后三人在一家燒烤吃了燒烤。

期間，劉某授意鄧某在某賓館訂房。

飯后，三人乘坐網約車到某賓館，凌晨4時許，劉某和張某進入鄧某預訂的房間，二人在房間內發生了性關系。此時的鄧某一直在房間門外等候。

5時許，劉某借故離開并向張某索要房卡遭拒，遂在離開房間時故意不鎖房門，并示意在門口等候的鄧某進入房間。

進入房間后的鄧某遭張某質問并要求其退出房間，但鄧某強行摟抱并將張某按倒在床上企圖與之發生性關系。

其間，張某踢打反抗哭喊求救，并兩次撥打微信電話向劉某求助。第一次通話后劉某雖在房間門口但未施救。第二通微信電話劉某拒接。

后賓館老板鄢某被張某求救聲驚動去詢問情況，在房間門口的劉某才敲開房門，張某、劉某、鄧某三人下樓離開現場。

10天后的2024年5月27日，民警將劉某、鄧某抓獲。

案子破了，犯罪過程很清晰，先說劉某、鄧某的問題。

由整個犯罪過程來看，劉某、鄧某顯然是有預謀的。從約張某出來到授意鄧某開房并為鄧某留門，乃至在接到張某求救電話時也未進行制止來看，劉某顯然是主謀。

但是劉某的目的是什么？這個目前的公開信息看不到。一般而言不在乎以下幾種情況：報復前女友，發泄欲望，性賄賂。

報復前女友這個似乎站不住腳，因為張某能在凌晨1點接到劉某電話馬上應邀，并在飯后能和劉某發生關系，證明張某對劉某是有感情的，至少是生理性喜歡。由這兒看，當初主動分手的一方大概率是劉某，那劉某報復張某的動機就很小。

再看發泄欲望，劉某已經與張某發生了關系，而且是在張某同意的前提下，也就是說他的欲望已經發泄了，要還有，那只能是某種變態的欲望。這種可能性要大于前一種。

最后說性賄賂，如果排除劉某有某種變態性欲望，那么張某事實上就是劉某獻祭給鄧某的“禮物”。也就是說，鄧某在劉某心中的地位和價值要遠遠高于張某，這其實就是劉某對鄧某的性賄賂。

不過，劉某實施這個犯罪一定是建立在他認為張某會性同意的基礎上的。這里的重點是“他認為”。

至于劉某為什么會這么認為，主觀上是劉某的盲目自信，客觀上則是張某的性格弱點。

張某的性格弱點主要表現在自主行為能力差和軟弱、依賴性強。

凌晨1點還不拒絕劉某的邀請是自主行為能力差的具體表現，一個連基本的拒絕都做不到的人往往最終都是受害者。

軟弱和依賴性強則表現在輕易接受劉某的性要求和在受到鄧某侵害時選擇的第一求助對象不是警方而是劉某。

從案件后續的審理判決來看，劉某、鄧某兩人能被輕判11個月，是因為張某接受了劉某的親屬代為支付的誤工費、醫療費、精神損失費等3萬元，出具了諒解書。

以上都足以說明張某缺乏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

可以這么說，作為受害人，不是劉某選擇了張某，而是張某具備了被劉某侵害且風險最小的條件。

這么說可能會有種受害者有罪論的嫌疑，但是這里真正想表達的是：人性之惡之所以會構成對他人的傷害，大多是源于這種惡有縫隙可鉆。

要堵住人性之惡能穿過的縫隙，法制層面是建立法律法規的防火墻，對性犯罪的打擊力度不宜過輕。

根據《性侵犯罪白皮書》的統計，近五年性犯罪熟人作案占比已經上升到了67%。利用信任實施性犯罪，更是比較高發的性犯罪模式。

個人層面，女性作為性犯罪的受害者，在生活方式上要對男性有一定的邊界感， 特別是在敏感的時間和敏感的空間上。

所謂“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只是單方面的權力訴求，但這事實上會讓某些男性失去邊界意識，增加女性被侵害的風險。畢竟我們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而不是生活在自己構建的權力壁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