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王易風同志

王易風先生走了！走時正趕上非典肆虐，除了家人，沒有與親戚朋友告別一聲。他走得靜悄悄，如同他平時赴會訪友，來去隨便，不事張揚。人們以為他還會再來，不料卻一去不返了，因而也就特別懷念他。不論是同輩還是晚輩，同事還是同鄉，都用各自不同的語言和方式，講出許多關于他的生動而深情的往事。

湫水劇社的老人斯爾，仍然稱他為老大哥、老師、“老易同志”。說他為人處事不追求個人名利，工作上任勞任怨，生活上艱苦樸素，藝術上多才多藝，是同代人的學習榜樣，后代人的典范楷模。

同時代人胡正說：我初見王易風同志時，他在舞臺上唱戲，我在舞臺下看戲。他待人熱忱而謙和，言談中常有幽默而帶有哲理的妙語。談起他的家鄉臨縣的秧歌時，他便滔滔不絕地為你描述春節時的熱鬧景象。情之所至，便隨時誦唱幾句快報秧歌，有時則吟誦幾段他自己創作的詩歌快板。

晚輩，也是他提攜起來的同事趙尚文說：易風先生文如其名，德如其名。處世為人，道德文章，風淳義重，平易無華。為官清如水，為人是良師，平輩人呼之老易，晚輩者稱之易老。易老不事張揚，但其一言一行，卻強烈地感染著周圍的人們。

他的呂梁同鄉，作家田東照，想起他在大雪天親自拄著拐棍兩腿哆嗦著到興縣，動員自己回地區文聯工作，至今激動不已。田東照說他有兩點受人敬重，用他的話講，就是兩個堅貞不渝：一是對妻子的愛堅貞不渝。“老婆騎驢我步走，兒子跟在身后頭”，這是他描述當年攜帶妻兒進城時的順口溜。另一個堅貞不渝是，他搞文藝工作毫不動搖。他有個口頭語“其實不然”。每當聽到他說“其實不然”，就深深感受到他那種異乎尋常的頑強意志。

另一位作家劉維穎稱他為太老師，對太老師的“是非不分”、“和稀泥”不僅佩服而且效法，贊嘆說，那實在是一種做人的寬容、厚道。

戲劇家郭丕漢說：跟隨他幾十年，在做人做事從藝諸方面均受益匪淺，和他相處總感到特別的溫暖與充實。

他對張林雨編撰《晉昆考》和《山西戲劇圖史》時提出的“索于民間，求諸文獻，名師指點，奮筆成篇”，“馬不停蹄地訪問‘三老’（老班主、老藝人、老票友）們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獲得第一手珍貴資料”等指導意見，多么切實有效，也是戲曲研究工作所應遵循的規矩。

讀著這些懷念文章，他的形象又活現在我們的面前。我知道王易風先生的大名較早，是從報刊上知道的，而認識他卻是在1979年。

國慶30周年獻禮演出，興縣的晉劇團有一臺《十二月風雪》，需要事先看一看。我隨著省文化局鄧焰、張煥兩位老局長去看。先到呂梁行署所在地離石，見過有關的領導后，兩位老局長領我去看王易風，他們叫他老易。

老易住在一套平房式的窯洞里，見我們去了，趕緊出迎，把我們讓進屋里。他的兩條腿似乎不利索，走路左右有點搖晃。人清瘦，嘴巴有點干癟。啊，這就是報刊上常見的那位戲曲曲藝家！我不敢叫老易，但不知該怎么稱呼，只好不吭氣，老老實實聽他們說話。隔天，我們和老易一起去興縣看了戲，返回來時，他卻沒有和我們一起到離石，而是在一個村邊下車了。他要回他的老家看看。 1982年10月呂梁地區文聯和省群眾藝術館在臨縣舉行“山鄉詩會”，我也去湊熱鬧。19日這一天，老易在離石從下午兩點半一直等到五點，等得和我們見了面才一起吃飯。第二天一起到臨縣。詩會期間，臨縣組織了一場秧歌，就在招待所演出。演出過程中，民間藝人們熱烈歡迎他唱幾句。老易毫不推辭，打起一把傘，手搖鄉間郎中常拿的那種玩意兒，一陣鑼鼓敲打過后，便唱了起來。他的唱詞全是即興之作，效果絕佳，滿場熱烈鼓掌和叫好。唱了一段不行，又來一段。從此我知道了這叫傘頭秧歌，他是一位老傘頭。

1984年，他從呂梁地區調回省文化廳戲劇研究所之后，經常在一起討論劇本，這樣就更熟悉了，我也叫起他老易來，不過為嚴肅和鄭重，把姓加在前面，叫成了王老易，當著眾人則叫他王老。

有一次王老送給我一本長詩，是寫的劇團內兩個青年的愛情故事。詩的語言通俗易懂，自然流暢，幽默風趣，故事曲折動人，還有一種愛情的信物——紅棗，我津津有味地很快就讀完了。我問王老生活的原型是誰，他悄悄告訴我，就是鄧焰和斯爾。當時鄧焰同志是文化廳的顧問。遺憾的是，就有這一本打印稿，看完就還給他了。

王老總是一幅平易近人的儀態，出言吐語總是別有趣味，慢條斯理，瑯瑯上口，老來依舊能夠句句送入你的耳朵。這是他多年教小學生、念戲文、說快板、寫詩吟誦詩練就的過硬功夫。年輕時，他從曹子建能七步成詩和說唱藝人能隨時隨地編出順口溜聯想起來，奇妙地把文雅和通俗統一于他的詩歌、曲藝創作，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子。他編寫出來的東西，除了寫在紙上的，都記在腦子里，經久不忘。說唱處女作《防旱備荒》原稿已經在“文革”中丟失，但其中的詞句他仍然能背下來。

1950年在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上他交的自傳、1985年寫的“離休自約”、1991年寫的“自述”，都是用自稱為“通俗詩”的形式寫的。他的日常生活特別是談吐，已經詩化、音韻化、節奏化、藝術化了。他沒有當過大官，在地區，文化局長、文聯主任就算大官了。在省里，最高卻是個省文化局的科長，后來稱處長。當了個協會的副主席，也是沒有待遇的。離休后說是副廳級待遇，其實和一般干部沒有什么兩樣。然而他在藝術上的貢獻卻是一般官員和演員所比不了的。他在幾年時間里演過三十余部戲，不僅演主角，而且演配角，有時還替人救場，演其它行當；他創作改編過二十多個大小各類劇本；1949年以前自編自演的秧歌、小調、快板存著手稿的有五十余件；從1934年開始見到的各種詩詞作品三百三十余件（有的詩是一組，好幾首）；自選自編專著四種，即《山鄉詩話》《王易風劇作選》《山右戲曲雜記》《藝苑熟人往事》；參與撰寫、審閱、指導的大型著作、志書、叢書、教材十二種，編輯雜志兩種。這個不完全的數字使我們確信，王老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平民藝術家，又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型藝術家，人們懷念他，確實是對他發自心底的敬重。

2000年4月22日傍晚，王老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他要來看我，我很奇怪。他說他在北京哩，住在農科院兒子家。我說你不要來，我家離農科院很近，我去看你。他說就是知道離你家近，我才去，我也想認認你的家。兒子王植民和孫子王彤宙陪他來了，坐下，他說沒有什么事，就是想看看北京，看看熟人。人到這般年紀，有今天沒明天，見面的機會不多了。我說你已經跨過世紀，要“得米望茶”哩。那年他八十七歲。他果然得了“米”，超越了八十八歲。王老子孝孫賢，四世同堂，心底無私，胸襟寬闊。要不是非典肆虐，真真有望得個“茶”壽。他的作品，他的藝術活動，他的言行，他的為人，都堪稱風范，值得我們學習。同輩、晚輩、同事、同鄉眾多人物寫的各種文字，都是對他的深深的懷念，都是對他為人、為文、為藝的恰當的評價，也都是對他的人生和藝術道路的張揚，使他成為一尊親切的形象，長久地塑在我們和后代的心中。

200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