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2.0”與“中國沖擊2.0”

一、“對等關稅 2.0”

川普“對等關稅 2.0”方案 8 月 7 日正式生效。“對等關稅 2.0”在“1.0 版本”的基礎上進行了重大改進，比如封堵“漏洞”：全面取消價值800美元或以下貨物的小額包裹免稅政策，對轉運商品加征 40%關稅。“對等關稅 1.0”的設定不具備科學性，是按照美國對各經濟體商品貿易逆差占美國自各經濟體商品進口比重的一半來設定，若不足 10%則設為 10%。

雖然“對等關稅 2.0”稅率較“1.0”普遍下調，但隨著“暫停期”結束，多數經濟體適用的最新稅率將高于暫停期內的稅率。4 月 9 日川普暫停了部分“對等關稅”，僅征收 10%的全球基準關稅，隨著 8 月初美國啟用新的“對等關稅”稅率，范圍從10%至 41%不等，部分經濟體面臨的實際關稅稅率將顯著提高。此外，7 月底，川普簽署行政令，分別對加拿大和巴西進一步加征 10%和 40%的關稅。

2025 年上半年，美國關稅收入累計達 872 億美元，是上年同期的 2.4 倍。2025 年 6 月，美國當月關稅收入更是高達 266 億美元，是上年同期的 4.2 倍，占聯邦政府收入比重達 5.1%，較 2025 年 1 月上升3.6 個百分點。

川普自 2025 年 2 月發起關稅戰以來，美國實際平均關稅稅率顯著走高，由 1 月的 2.2%升至 5 月的 8.7%，進口規模則由 4027 億美元降至 3505 億美元，但5 月美國進口規模同比仍增長 3.3%，一季度進口增速較快主因“搶進口”所致。

川普的關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 “囚徒困境” 的博弈邏輯，通過制造國家間的信任裂痕和利益分化，試圖實現各個擊破的目標。

一是經濟霸權與博弈策略結合。川普利用其全球最大進口市場的地位，迫使貿易伙伴在 “合作（讓步）” 與 “背叛（對抗）” 間權衡。例如，越南為避免 46% 的關稅，被迫將對美進口關稅降至零；印度雖試圖通過主動減稅換取豁免，仍被加征 25% 關稅。這種 “經濟脅迫” 本質上是將囚徒困境與霸權邏輯結合，使中小經濟體更易陷入被動選擇。

二是差異化施壓與分而治之。川普政府將貿易伙伴分為不同層級，實施差異化關稅政策。例如，對中國采取 “技術封鎖 + 高關稅” 的組合拳，對歐盟通過 “關稅威脅 + 投資承諾” 迫使其讓步，對日本、韓國等盟友則以 “關稅減免 + 產業鏈綁定” 強化政治聯盟。這種分級策略刻意放大各國間的利益分歧，使被施壓方難以形成統一反制聯盟。

三是信息不對稱與極限施壓。川普通過突然加征關稅（如 2025 年 4 月對全球發起 “對等關稅”）、設置談判期限（如 8 月 1 日 “大限”）等手段，制造信息不對稱和時間壓力。例如，歐盟在談判中因內部意見分歧（德國主張強硬、法國傾向妥協）而被迫接受 15% 的統一關稅稅率，并承諾 6000 億美元對美投資，這種 “非對稱妥協” 正是囚徒困境中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的典型表現。

美國通過囚徒困境策略確實取得了部分短期收益。例如，歐盟同意采購 7500 億美元美國能源并開放農產品市場，日本承諾 5500 億美元對美投資并放寬汽車關稅，韓國簽署 3500 億美元投資協議。這些協議在表面上實現了川普 “對等貿易” 的目標，且通過將經濟利益與政治捆綁（如要求盟友采購美國軍事裝備）強化了戰略同盟。

中美經貿會談仍在持續，“對等關稅 2.0”未直接涉及中國。當前美國對華實際關稅稅率在 45%左右，顯著高于歐盟、日本、韓國、東盟等經濟體。與此同時，美國全面收緊對小額包裹和轉出口的關稅政策，或對中國出口進一步造成不利影響。

川普贏麻了，至少從短期來看。但他的方案能解決長期問題嗎？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大衛·奧托爾（David Autor）、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因研究全球化（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如何重塑美國勞動力市場而聞名，以下是他們的觀點。

二、“中國沖擊2.0”

中國第一次顛覆美國經濟是在 1999 年至 2007 年間，它導致美國近四分之一的制造業崗位消失。這場被稱為“中國沖擊”的沖擊是由一個獨特的過程驅動的——中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一轉型迅速將該國的勞動力和資本從集體農場轉移到資本主義城市工廠。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浪潮摧毀了以制造業為主的地區的經濟基礎，比如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維爾和北卡羅來納州的海波因特，這兩個地方曾經是世界運動衫和家具之都。二十年過去了，這些工人們還沒有從失業中恢復過來。盡管這些地方正在再次增長，但大多數就業崗位的增長都集中在低工資行業。

類似的故事同時在數十個勞動密集型行業上演：紡織、玩具、體育用品、電子、塑料和汽車零部件。

然而，中國向制造業轉型完成后，大約在2015年，沖擊就停止了。此后，美國制造業就業率出現反彈，在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川普第一任期以及拜登總統任期內均有所增長。

那么，你可能會問，為什么我們還在談論“中國沖擊”？我們真希望我們還沒談論。我們與蘇黎世大學的合作者戴維·多恩（David Dorn）分別在2013年、2014年和2016年發表了這項研究，首次詳述了中國進口競爭如何通過永久性的就業和收入下降，對美國部分地區造成毀滅性打擊。我們現在要指出的是，政策制定者花了太多時間回顧過去，打著上一場仗。他們應該花更多時間審視正在浮現的新一輪“中國沖擊”。

劇透警告：這次情況可能會更糟。

中國沖擊1.0只是曇花一現。本質上，中國找到了幾十年前就應該做的事情。在美國，這導致了不必要的痛苦失業。但美國永遠不會在Temu上銷售網球鞋，也不會組裝AirPods。據估計，中國的制造業勞動力遠遠超過1億，而美國只有1300萬。認為美國能夠——甚至應該——在半導體和網球鞋領域同時與中國競爭，近乎妄想。

正在快速逼近的“中國沖擊2.0”意味著中國將從弱勢變為強勢。如今，中國正在積極爭奪美國長期以來毫無爭議的領導者地位的創新領域：航空、人工智能、電信、微處理器、機器人、核能和聚變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和制藥、太陽能、電池。擁有這些領域可以帶來紅利：高利潤和高薪工作帶來的經濟利益；塑造技術前沿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及控制戰場帶來的軍事實力。

通用汽車、波音和英特爾是美國的民族冠軍企業，但它們都已經度過了輝煌的時光，如果它們消失了，我們會想念它們的。中國的技術愿景已經在重塑非洲、拉丁美洲、東南亞以及東歐的政府和市場。隨著美國退回到孤立主義的“偉大”圈，這種影響力預計會增強。

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攜手合作，將中國打造成了世界工廠。而新的中國模式則有所不同，民營企業與中國政府攜手合作。中國創造了一個靈活但成本高昂的創新生態系統，市長和省長等地方官員會因某些先進領域的增長而獲得獎勵。此前，他們是通過GDP總量來考核的，而GDP總量是一個較為生硬的指標。

在成為中國第二大電動汽車生產基地之前，合肥只是一個貧窮內陸省份的默默無聞的省會。通過引入風險投資、承擔困境中的電動汽車生產商的風險以及投資本地研發，合肥在短短五年內就一躍成為中國頂級工業城市。

中國已經多次創造這樣的奇跡。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創新力的電動汽車（比亞迪）、電動汽車電池（寧德時代）、無人機（大疆）和太陽能硅片（隆基）生產商均為中國初創企業，成立時間均不超過30年。它們之所以取得技術和價格的領先地位，是因為它們在中國產業政策這種經濟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下脫穎而出。世界其他國家尚未做好與這些頂級掠食者競爭的準備。當美國政策制定者嘲笑中國的產業政策時，他們想象的其實是空客笨重的起飛或索林德拉公司（Solyndra，美國太陽能電池板生產公司）的破產。他們應該仰望在上空盤旋的靈活的大疆無人機群。

當中國低成本勞動力耗盡時，“中國沖擊1.0”勢必會消退，而現在情況已經如此。在服裝和商品家具等行業，中國的增長速度已經落后于越南。但與美國不同，中國并沒有回頭哀悼失去的制造業實力。相反，中國正專注于21世紀的關鍵技術。與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戰略相反，“中國沖擊2.0”將持續下去，只要中國擁有資源、耐心和紀律來激烈競爭。

如果你懷疑中國的能力或決心，證據并不站在你這邊。根據澳大利亞國防部資助的獨立智庫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數據，2003年至2007年間，在人工智能和密碼學等64項前沿技術中，美國在60項上領先中國，而中國僅在3項上領先美國。在最新的涵蓋2019年至2023年的報告中，排名發生了逆轉。在64項關鍵技術中，中國在57項上領先，而美國僅在7項上領先。

美國的反應是什么？主要是關稅：對所有商品、所有地方一次性征收關稅。這本來是一個應對美國20年前輸掉的貿易戰的乏味策略。按照我們目前的發展軌跡，我們或許還能獲得那些生產網球鞋的工作。如果我們進一步發展，到2030年，我們可能在德克薩斯州組裝iPhone，這份工作既乏味又低薪，以至于諷刺報紙《洋蔥報》曾寫道：“中國工廠工人擔心他們可能永遠不會被機器取代。”

單靠關稅永遠無法使美國成為一個吸引創新的地方。誠然，關稅屬于我們的貿易武器庫——但它是精確制導武器，而不是像地雷一樣，對敵人、朋友和非戰斗人員造成同等傷害。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十年前，在我們開展中國研究之前，我們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認為不干預的貿易策略比那些混亂的替代方案更好。現在我們不再這么認為了。美國對“中國沖擊1.0”的管理不善告訴我們，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貿易策略。更好的策略是什么樣子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一切都應該盡可能簡單，但不能過于簡單。為了避免過于簡單的答案，我們提出了四項核心原則。

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我們與中國之間的大多數困難都與我們的商業盟友相同。我們應該與歐盟、日本以及加拿大、墨西哥和韓國等許多與我們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一致行動，而不是因為他們膽敢向我們出售我們想要購買的產品而對他們征收高額關稅。如果電動汽車關稅能夠由一個以美國為首的、廣泛的自愿聯盟來實施，情況將會大不相同。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鼓勵中國在美國建設電池和汽車工廠，就像過去三十年中國吸引美國領先企業在美國設廠一樣。為什么要邀請這些殘酷的競爭對手進入美國本土？中國政策制定者經常援引“鯰魚效應”，即強大的外國競爭對手會刺激國內弱勢的“沙丁魚”游得更快，否則就會被吃掉。當中國的電動汽車制造商還是沙丁魚時，特斯拉的上海超級工廠就是他們的“鯰魚”。如今，特斯拉在中國已不再是“鯰魚”，而且越來越像一條緊張的沙丁魚。

邀請中國在美國制造會引發國家安全擔憂嗎？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如此。但如果我們關閉中國領先產業的大門，我們將陷入本土平庸的境地。

其次，美國應該學習中國的經驗，積極推動新領域的實驗。選擇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無人機、先進芯片、核聚變、量子、生物技術）并進行投資。然后采用“中國式”的做法，即美國政府運營大型風險投資基金，這些基金預期單個公司或項目的成功率較低，但在刺激新興產業方面則有望取得更高的成功率。

這種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為我們帶來了噴氣推進、雷達和量產青霉素方面的重大進展）、登月競賽（美國宇航局設計了安全往返月球的方法）和曲速行動（聯邦政府與大型制藥公司合作，以比任何其他主要疾病疫苗生產速度更快的速度生產出 Covid-19 疫苗）期間都發揮了作用。

這些新的生態系統需要配套的基礎設施：可靠且廉價的能源生產、稀土、現代化的航運，以及擁有充滿活力的STEM項目的大學。這意味著要減少對煤炭和石油等傳統行業的補貼，恢復聯邦政府對科研的支持，并歡迎而不是妖魔化那些愿意幫助國家發展的優秀外國技術人員。目前，我們提倡在美國建立一種政治上獨立的戰略投資能力，類似于美聯儲，但投資的是創新而不是利率。

第三，選擇我們能夠贏得的戰斗（半導體）或我們根本輸不起的戰斗（稀土），并進行長期投資以取得正確的結果。美國政治體系的注意力就像吸食可卡因的松鼠一樣短暫。它頻繁地改變獎懲措施，以至于幾乎沒有什么好處。無論你是否認為喬·拜登總統的《降低通脹法案》有價值，像最近的國內政策立法那樣，在氣候技術方面的所有新投資啟動三年后就將其削減，這絕對是一個糟糕的主意。同樣，像川普先生呼吁國會那樣，草率地解雇那些才華橫溢的芯片和科學團隊（該團隊的職責是振興國內半導體制造業），也無助于提升美國在人工智能芯片領域的領導地位。

第四，防止下一次重大沖擊造成失業的毀滅性影響，無論沖擊來自中國還是其他地方（你聽說過人工智能，對吧？）。過去二十年，制造業失業造成的創傷性影響給美國帶來了重重經濟和政治困境。在此期間，我們了解到，延長失業保險、通過聯邦貿易調整援助計劃提供的工資保險以及社區大學提供的合適的職業技術教育，可以幫助失業工人重新振作。然而，我們實施這些政策的規模太小，針對性太差，無法提供太多幫助，而且我們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國會在2022年取消了貿易調整援助的撥款，這令人無法原諒。

沒有任何經濟政策能讓失業無痛——尤其是當它摧毀了你的行業或家鄉的心臟時。但當行業崩潰時，我們最好的應對措施是讓失業的工人迅速找到新的工作，并確保那些為美國凈就業增長做出最大貢獻的年輕小企業能夠繼續發展。關稅，這種狹隘地保護傳統制造業的政策，非常適合這項任務。

風險無比巨大。我們凝視著后視鏡，卻迷失了方向。我們當前道路上的一些里程碑包括美國科技、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領導地位的衰退。應對“中國沖擊2.0”需要我們發揮優勢，而不是舔舐傷口。我們必須培育那些具有高創新潛力的產業，并由公共和私營部門共同投資。這些產業在全球范圍內發揮作用，這是中國十年前就已掌握的。我們應該停止上一次貿易戰，而是在當前這場貿易戰中迎接中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