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緊急狀態解除，能療愈緬甸的傷口嗎？

民智評論

作者：王薪堯，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2600字，預計閱讀時間7分鐘）

7月31日，緬甸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在內比都召開會議，宣布自8月1日起解除持續了四年半的全國緊急狀態，同時組建新聯邦政府與國家安全與和平委員會，并計劃在六個月內舉行多黨全國大選。

新聯邦政府由吳紐梭擔任國家總理，并兼任總理辦公室部部長及國家計劃部部長。吳紐梭此前為緬甸國家管理委員會成員及主席顧問，是軍方主導政治過渡的關鍵人物。國家安全與和平委員會則由敏昂萊擔任主席，其繼續兼任代總統和國防軍總司令，進一步鞏固軍方對政權的控制。

緬甸獨立后，政治發展路徑為何反復

緬甸獨立后的政治發展路徑一直在軍方與民選政府之間的反復循環，其深層原因既包括復雜的多民族格局，也包括歷史遺留的制度困境。

緬甸共有135個民族，且少數民族的地方自治意愿強烈。1948年獨立后，中央政府始終面臨民族武裝沖突和地方割據壓力，族際沖突與政治博弈交織，形成了長期治理困境。緬甸穆斯林問題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英國殖民時期大量印度勞工被引入緬甸從事稻米生產，歷史性的族群摩擦延續至今。緬甸境內多支民族地方武裝（下稱“民地武”）也在民族訴求和自治渴望驅動下長期與中央對立。

在這種背景下，緬甸獨立后的政治發展始終呈現“軍方接管—有限民主—危機—軍方再介入”的循環模式，其根源在于多民族沖突、制度缺陷及軍方對權力的壟斷。1947年，緬甸獨立運動領袖昂山將軍遇刺后，中央權威迅速崩塌；1958年吳奈溫（昂山舊部）通過憲法手段出任總理，并于1962年發動政變，建立長期軍政府統治。

此后，緬甸經歷奈溫與丹瑞的長期軍政府執政，但軍政府沒有能力發展經濟，經濟發展停滯。1988年的全國民主運動標志著社會對經濟現狀的不滿，和改革的呼聲高漲，同年昂山素季（昂山之女）回國并組建全國民主同盟（民盟），迅速成為全國最大反對派。

在強勢反對派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下，軍方不得不采取“兩手策略”維持權力：一方面通過憲法保障軍方核心利益，另一方面通過選舉形式塑造政治合法性。1990年、2015年和2020年的大選均顯示民盟在民間的廣泛支持，但軍方在關鍵時刻依然通過政治或軍事手段維持自身的主導地位。

2008年憲法為緬甸確立了議會民主的框架，但同時保留了軍方在政治和經濟中的特殊地位。2010年選舉標志著名義上的民主轉型起步；2015年和2020年民盟的勝利進一步推動了政治開放，但也使軍方對核心利益受損的擔憂加劇。2021年2月，軍方以大選舞弊為由接管政權，引發全國范圍的抗議浪潮，并促使長期存在的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民地武）與政府軍沖突升級。

2021年危機以來的沖突動因：

制度、民族與外部干預

緬甸自2021年爆發政治危機以來，國內沖突已持續四年。雖然國際社會不斷呼吁停火、推動恢復民主轉型，但局勢始終沒有出現根本轉機。

首先是制度與結構困境。緬甸的民主化進程缺乏穩固的制度基礎，社會治理長期依賴軍方掌握的安全與行政資源，使得權力交替始終無法順利完成。正如此前所提到的，歷次大選結果都表明軍方對政權主導政權抱有強烈意愿，并以“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與憲法秩序”為名，牢牢把控著國家的政治核心。軍政府為維持影響力，曾扶持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與民盟抗衡，同時以重組選舉委員會及籌劃全國大選的方式延續自身對過渡進程的掌控。但從2021年后的國內抗議運動來看，這種做法實則引發了更復雜的對立情緒。

2021年政治事件后，民盟組建了“人民國防軍”，嘗試以武力對抗軍方掌控的政府。同時，多個民族地方武裝，如克欽獨立組織、欽民族陣線、克倫民族聯盟和克倫尼民族進步黨等，也重新投入反政府行動。這進一步加劇了原有的民族武裝沖突，形成政治博弈與民族矛盾交織的復雜局面。

其次是民族國家構建的歷史遺留問題。緬甸的少數民族與主體緬族始終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融合。殖民時期英國推行“分而治之”，強化了族群隔閡。獨立初期，昂山與少數民族領導人簽署的彬龍協議給予了少數民族高度自治，但這一制度基礎因為政局動蕩并未得到長期落實。

20世紀80年代后，軍方雖與部分民族武裝達成停火協議，但少數民族始終堅持高度自治訴求。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在少數民族地區（緬甸北部）治理力有限，導致這些地區政治邊緣化、經濟落后和文化權利受限。少數民族逐漸形成深層次的不信任感，加劇了國內矛盾。

最后，緬甸國內沖突的長期化也與美西方的持續制裁和施壓密切相關。昂山素季因其“緬甸國父之女”的身份，以及留英背景與廣泛民眾支持，成為西方輿論關注的核心人物，也為部分西方政客介入緬甸事務提供了敘事支點。

近年來，美西方國家以“軍方推翻民選政府、沖突中對平民使用武力”等理由，多次對緬甸政府實施定向制裁（如凍結軍方資產、限制貿易等）。然而，這種打著“民主”和“人權”旗號的外部壓力，實際上未能動搖軍方統治，反而強化其“受害者敘事”，促使軍政府在國內治理上采取更為保守和防御性的立場，使調解和改革空間進一步受限。

結構性困境下的緬甸未來與多重考驗

緬甸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其動蕩不僅影響國內發展，也對東南亞區域安全和中國邊境穩定產生直接影響。當前，緬甸局勢呈現三方面特征：

第一，權力過渡由軍方主導，通過新聯邦政府與安全委員會維持國家運轉。

其次，政治僵局與沖突疊加，民族矛盾與民主訴求交織，使和解進程緩慢。

最后，外部壓力持續存在，西方制裁與國際質疑限制了經濟復蘇與政治調適空間。

軍方仍是緬甸最具組織性和強制力的政治行為體。然而，反對派陣營（民盟、人民國防軍、民地武）因目標分歧（如部分民地武僅追求區域自治）難以形成穩固同盟。

緬甸此次組建“新聯邦政府”及設立國家安全與和平委員會，顯示出政權在憲法框架內推進過渡、為選舉創造條件的意向。未來一段時間，緬甸政治格局預計仍以軍方為核心，能否通過逐步對話與包容性安排實現國內穩定，將成為影響區域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關鍵。

未來，緬甸能否實現國內政治和解與社會穩定，不僅關乎其自身發展前景，也深刻影響著東南亞區域安全和周邊國家的共同利益。如何在尊重緬甸主權和人民意愿的基礎上，支持其依據本國國情穩妥推進政治進程、推動各方通過協商化解分歧，同時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穩定，為區域合作與共同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始終是擺在地區各方及國際社會面前的重要課題。

撰稿：王薪堯

編務： Maria

責編：邵逸飛 梁雨迪

圖片來源：網 絡

更多精彩內容，歡迎關注民小智君

轉載：請微信后臺回復“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