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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文摘整理
人工智能界掀起了新的薪資地震。吳恩達對此做了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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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恩達在推特中表示,Meta為AI大模型開發者開出超過1億美元的薪酬大禮包,震動了整個科技行業。這些薪酬雖然多數分攤在幾年內支付,但依然罕見到足以成為新聞頭條。
吳恩達指出,這一出手并非沖動,而是基于精密的資本邏輯。
Meta今年計劃投入660億至720億美元在資本支出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將用于建設AI基礎設施,例如數據中心和GPU集群。在這樣龐大的投入面前,拿出幾億美元“買人”,只是成本結構中的一小部分。
他表示,這與傳統的軟件創業公司形成鮮明對比。普通初創公司約70%至80%的預算用于員工工資,而在AI大模型企業中,工資反而成了最小的一項支出。
如果企業已經決定砸幾十億美元買GPU,那么花幾億美元請人把這些硬件用好,完全合理。
高薪不是情緒表達,而是投資配置。
吳恩達觀察到,一個構建AI基礎模型的公司,員工數量相對較少,但資本投入極高。這種“人少錢多”的結構,為超級高薪提供了天然土壤。
在Meta出手之前,一些AI模型訓練師的薪酬已高達每年500萬到1000萬美元。如今,Meta將這個數字推到了新的高度。
這不僅是Meta一家的策略。
Netflix也是類似模式的代表。它今年計劃投入180億美元制作內容,而公司僅有1.4萬名員工。在人力成本比例極低的背景下,公司可以持續支付高于市場的工資,并形成強烈的企業文化定位,比如“我們是一支運動隊,而不是一個家庭”。
反觀制造業巨頭富士康,全球員工超過100萬人。在這種勞動密集型結構中,每提高一點工資,都會成倍放大整體成本壓力。
吳恩達指出,AI企業與傳統企業的薪酬邏輯,已經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徑。
資本密集型企業,可以用資本換人才,用少量人撬動巨額算力;勞動密集型企業,只能用人換產值,用大量人力維持運轉。
吳恩達提醒,Meta雖然業務復雜,包括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Oculus等,但其AI訓練體系正在變成最燒錢、也最關鍵的部分。
他特別提到,Meta等平臺長期依賴用戶生成內容(UGC)吸引用戶注意力,再通過廣告實現收入。而現在,AI生成內容(AIGC)正悄然逼近。
AI可以自動生產文本、圖像、視頻,甚至互動內容。當AI內容開始與人類內容競爭注意力,UGC賴以生存的邏輯就被撼動了。
Meta不是唯一焦慮者。
TikTok、YouTube等同類平臺,同樣意識到AIGC可能徹底重塑整個社交生態。于是它們競相投入,部署AI戰略,而“高薪挖人”,成為這場戰爭最直接的表現形式。
吳恩達分析,Meta在高價聘用AI人才時,除了看重他們的未來貢獻,還可能意在“技術側寫”,通過引入關鍵人物,獲得競爭對手技術布局的洞察。
這是硅谷常見的商業博弈,叫“挖人即獲取技術情報”。只要這種做法不破壞企業文化,它就是合理的戰略支出。
吳恩達還提到,早在十年前,他就曾為AI團隊建立預算模型,評估在既定資金下,該雇用多少員工、采購多少GPU,以獲得最優生產力。
而今天,這種模型幾乎不再需要。答案已經寫在行業邏輯里:一切向硬件傾斜,一切以擴展為先。
但即便如此,人才仍是關鍵。
他為那些獲得高額薪酬的AI從業者感到高興,同時也強調,每一位投身AI行業的人都值得尊重。他們的工作,正在參與一場影響深遠的技術革命。
以下是推特原文,DeepSeek整理如下:
最近,Meta 因為給大模型研發人才開出“破表”的薪酬方案而上了頭條:單人總包動輒超過 1 億美元(通常分幾年兌現)。公司今年計劃在數據中心等資本開支上投入 660—720 億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指向 AI。純從財務角度看,為了讓這些硬件發揮最大效用,再多拿出幾十億美元留住頂尖人才,并不算不理性。
對不參與訓練基礎模型的典型應用型創業公司來說,支出結構通常是:70%—80% 用于人力,5%—10% 是房租,另外 10%—25% 是各類運營成本(云服務、軟件授權、市場、法務/財務等)。但把模型做大是高度資本密集的活兒,薪酬反而只占總成本的一小部分。于是,雖然團隊不大,卻有能力給出異常優厚的待遇:既然你在 GPU 硬件上的投入動輒以數百億 美元計,為何不拿出其中十分之一來砸在人上?在 Meta 最近抬價之前,大模型訓練崗位的薪酬就已不低,很多人年薪 500—1000 萬美元;而 Meta 進一步把天花板又推高了一截。
Meta 業務線眾多: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Oculus 等都在其列,但 Llama/大模型訓練這條線尤其資本密集。Meta 的諸多產品依賴 UGC(用戶生產內容)來聚攏注意力,再通過廣告變現。AI 對這種模式既是威脅,也是機會:如果 AIGC(AI 生成內容)開始替代 UGC 成為主要“吸睛”供給,并承載廣告,社交媒體的格局就會被重塑。
這也是為什么 Meta,和 TikTok、YouTube 等平臺一樣,對 AIGC 高度關注,并在 AI 上重金投入合情合理。進一步講,招到關鍵人才,不僅獲得其未來產出,還可能帶來對競爭對手技術的洞察;只要不傷公司文化,高薪就是理性的商業選擇。
資本密集型行業給員工開高薪并不是什么新故事。比如 Netflix 今年預計在內容上投入 180 億美元,給 1.4 萬名員工發工資只占總成本的小頭,于是便能長期提供高于市場的薪酬。這種花錢方式也塑造了它獨特的文化“我們是一支球隊,不是一個家庭”(對 Netflix 有效,但未必適用于所有公司)。相反,像富士康這種全球雇員超百萬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在薪酬上就必須更加精打細算。
早在十年前,我帶隊做 AI 擴容時,就做過電子表格模型:預算里該分多少給人、多少給 GPU?我們用自定義的“人(N)+ 機(M)→ 產出”函數來估算生產率,在預算約束下優化 N 與 M 的組合。此后,AI 擴容的開支結構明顯向 GPU 傾斜。
我為那些拿到大包的人由衷高興。撇開個體數字,我也感謝每一位投身 AI 的同行。所有做 AI 的人都該拿到體面的回報。盡管薪酬差距在拉大,我認為這反映的是更大的時代背景:在當下,從事 AI 開發的人正站在一個能產生巨大影響、推動世界變化的歷史機遇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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