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近10年來年輕人責任心斷崖式下滑，神經質飆升，他們怎么了？

我們正處在一場不太易察覺卻意義深遠的性格變遷之中——特別是年輕人的性格特征，在過去十年里發生了明顯變化。

最近由英國《金融時報》通過“Understanding America Study”（UAS，美國理解研究）數據作圖與分析后得出的結論耐人尋味：自2014年至2024年間，16–39歲年輕成年人的“責任心”（conscientiousness）顯著下降；與此同時，神經質（易焦慮、情緒波動）上升，而宜人性與外向性也出現下滑。整張圖把2014年的平均水平設為50，以此為基準，清晰呈現出不同年齡組在這十年間的相對遷移軌跡。

為什么這事值得注意？性格研究中常說的“五大人格”（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宜人性、責任心）并非無關緊要的抽象標簽。大量實證研究表明，責任心與個體在職業表現、學業完成、健康行為甚至壽命等多項現實結果密切相關：責任心高的人更有自律、能堅持目標、少拖延、更可靠，這些特質在復雜多變的社會與經濟環境中是“長期回報”的重要來源。若一代人的責任心總水平出現系統下降，長遠來看可能影響勞動生產率、家庭穩定性、社會信任與公共事務參與度等面向。

把目光回到數據與研究本身。圖表所用的 UAS 面板，是一個由南加州大學維護的長期互聯網調查樣本，包含數千名受訪者的縱向測量，因此能捕捉個體隨時間的變化與群體趨勢。這正是 FT 分析所依托的數據基礎。更早的同行評議研究也發現，2020 年后尤其是在 2021–2022 年，對比2014–2019 的基線，外向性、宜人性、開放性與責任心都有小幅下降，而神經質在某些年齡段上出現上升跡象；這些變化在年輕人群中尤為明顯，研究作者認為某種“成熟軌跡被打斷”的現象正在發生。換句話說，疫情與隨后的社會長期擾動，似乎對仍處于性格塑形關鍵期的年輕成年人產生了可測量的影響。

那么，是什么在驅動這種趨勢？研究者提出了幾條可能的解釋，但同時也謹慎地指出，因果關系并不簡單。幾點可供參考的線索如下：

第一，數字化生活與注意力分散的長期侵蝕。智能手機、社交媒體與流媒體服務把即時滿足、碎片化注意力與持續投入的成本不斷降低，容易削弱對長期承諾（如穩定工作、長期項目、維持長期人際關系）所需的耐心與習慣性的自律。研究者指出，面對無窮的在線刺激，許多年輕人報告更容易分心與更少的堅持感。

第二，疫情造成的生活中斷與不確定性并非短暫沖擊。長期的隔離、就業與教育的不穩定、以及持續的社會焦慮，可能改變了成長環境中塑造責任感與社會技能的關鍵經歷。Sutin 等人在對 UAS 的分析中發現：當把 2021–2022 年的數據納入后，某些人格維度的下降幅度明顯超過疫情早期的短暫波動，提示長期社會性壓力能在群體層面“彎曲”性格發展的軌跡。

第三，經濟與社會結構因素也不能忽視。住房難、就業不穩、延后結婚生子等現實困境，會影響年輕人的生活安排與價值取向——當“可預見的成年生活路徑”被模糊或收縮時，許多人對長期規劃與責任承擔的動力也會下降，這既有心理維度也有制度與物質條件的根源。研究者在文章中也把這些社會經濟背景與數字文化一并納入討論，認為多重因素共同推動了觀察到的變化。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統計上可觀察到的變化具有顯著性，但變化的“量級”仍屬中等（多個研究把幅度描述為相當于一段年代的正常變化量級），并非所有人都發生了根本性人格改變；而且人格并非注定不可更改。心理學研究表明，人格在成年期仍有可塑性，教育、社會政策、家庭與職場環境的設計，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積極的性格發展。研究者也給出一種基調：雖然這些發現令人不安，但并非宿命，社會與制度可以采取措施，幫助恢復或重建責任感與長期投入的能力。

對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家庭而言，這組發現有幾點值得立即關注：

第一，重視早期成人期的社會支持與穩定機會——就業、住房、職業培訓與心理健康服務，能為年輕人提供實踐責任與長期承諾的“舞臺”。

第二，在數字素養與注意力管理教育上做投入，幫助人們學會在高刺激環境中維持深度工作與長期目標。

第三，企業與公共機構在考核與激勵機制上，應考慮如何鼓勵耐心與守信的長期行為，而不僅僅是短期表現的即時回報。

最后，媒體與公眾討論不應把“代際指責”作為主基調，而應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通過制度與文化設計來修復或引導性格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