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全球智庫縱覽｜如何輸掉無人機戰爭：美國軍事理論正在扼殺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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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7月31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登了由杰奎琳·施耐德(Jacquelyn Schneider)和朱莉婭·麥克唐納(Julia MacDonald)共同撰寫的文章。文章回顧了自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如何在降低人員傷亡與提高軍事效率之間不斷尋找平衡，并揭示了無人機在美軍戰略中的興起過程。

文章指出，俄烏戰爭挑戰了美國傳統的無人機技術模式，批評美國政府在該方面反應缺乏整體戰略思維，僅是被動跟隨戰場趨勢，而非主動調整戰略和軍力結構。作者強調，美國若是想保持戰略優勢，應重新審視長期的軍事采購和戰略方式。

圖源：Foreign Affairs

本文作者：

JACQUELYN SCHNEIDER，胡佛研究所的哈格羅夫·胡佛研究員，胡佛戰爭模擬與危機模擬計劃主任，并且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關聯成員

JULIA MACDONALD，亞洲-新西蘭基金會研究與交流事務主任，同時也是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戰略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

僅僅十年前，美國還是全球領先的無人機創新國，操作“捕食者”和“死神”無人機在遠方國家打擊和消滅恐怖分子。然而，隨著以色列、俄羅斯和烏克蘭近年來在一系列激烈戰役中展示的實力，另一場無人機革命已經開始。過去，無人機價格昂貴、遠程操控、主要用于定點打擊和戰略監視；而如今，它們的采購成本低至幾百美元，卻能執行各種任務——從戰場偵察，到為前線傷員運送血液和藥品。

一架美國空軍MQ-9“死神”無人機停放在機庫中。圖源：路透社

世界各國軍隊正在嘗試將新一代無人機應用于戰爭的各個方面。例如，以色列和烏克蘭使用第一人稱視角（FPV）無人機對敵方陣地發動攻擊。俄羅斯則頻繁使用一次性攻擊型無人機、導彈和制導炸彈，針對烏克蘭的能源和制造設施。在烏克蘭前線，莫斯科和基輔都使用小型無人機以及徘徊彈藥來摧毀敵方部隊、坦克和支援設備，同時依賴這些無人飛行器補給物資、分類傷員并識別靠近的敵人。這些無人機不再是遠程遙控，而是被部署到戰壕中，甚至秘密潛入敵方腹地。

美國在很大程度上錯過了這場軍事技術革命。盡管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承諾要“釋放美國的無人機主導地位”，但目前美國的無人機武庫仍然主要由十年前研發的大型、昂貴系統構成。空軍的“協同作戰飛機”（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或陸軍的“低空潛行打擊武器系統”（Low Altitude Stalking and Strike Ordnance）等新項目仍處于原型階段，且造價不菲。空軍的CCA單價估計在1500萬至2000萬美元之間；陸軍更小型的無人機也需花費7萬至17萬美元不等。即便軍方提高采購數量，目前尚不清楚美國企業是否能達到烏克蘭每月使用約20萬架無人機的產量。

要真正抓住這場無人機革命的機遇，僅僅加大資金投入、提升產能和加快采購速度還遠遠不夠。美國的文官與國防領導人需要更加根本性地反思那些長期塑造美軍及其作戰方式的觀念。美國在采用新一代無人機方面的遲緩，源于其在過去60年戰爭中形成的根深蒂固信念：即可以、也應當依賴遠程操控技術，通過遠距離快速沖突達成勝利。美國一直相信，自己可以依靠相對昂貴的無人機技術來拯救飛行員生命、實時傳輸情報至決策層，并實現精準打擊。

多年來，美國形成了依賴昂貴、遠程遙控無人機執行偵察與打擊任務的戰略思維模式。圖源：美聯社

如今，美國領導人面臨著適應歐洲和中東沖突中已經出現的新戰爭方式的壓力。其他國家對無人機的使用正在改變戰場態勢，這意味著美國無人機部隊所擅長的低傷亡戰役模式可能會逐漸失去主導地位。然而，在急于投入新一輪技術投資之前，美國國防規劃者需要重新審視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支撐其軍備采購的基本信念與假設。他們必須重新考慮美國公眾對傷亡的容忍度，重新評估長期存在的軍購流程，并面對各軍種傾向于追求更大、更昂貴系統的慣性。最重要的是，美國領導人需要提出一種新的勝利理論，思考無人機技術如何助力美國實現戰略上的成功。

技術支持

現代美國軍方一直致力于開發技術，以使戰爭更精確、更高效、更低風險——這不僅是為了美國領導人，也為了那些被派往戰場的士兵。早在1965年，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就曾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表示，應當為危險的偵察任務找到技術解決方案，當時越戰正變得日益不得人心。他說：

“鮑勃，我不認為你能靠那些小飛機或直升機……你可以先偵察到那些人，然后把情報回傳，讓飛機過來把他們炸個稀巴爛。”

隨著1971年微處理器的問世，美國無人機創新迎來了飛躍發展，第一個具備重要作戰能力的無人機被整合進美軍作戰體系。“閃電蟲（Lightning Bug）”和后來的“水牛獵人（Buffalo Hunter）”無人機在越南執行了超過4000次任務，完成了美軍所謂的“枯燥、危險和骯臟”的任務——這些任務過去只能由人類飛行員完成。無人機被用作防空陣地的誘餌、拍攝北越的地對空導彈基地和戰俘營、在惡劣天氣中執行偵察任務，還被用于投放宣傳傳單。

一架來自美國第336航空公司的UH-1D直升機正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茂密叢林中。圖源：路透社

無人機并未從根本上改變越南戰爭的戰場格局，但它們激發了美國軍方的想象力，展示了無人技術如何降低人員風險。這一潛力在1973年美軍停止強制服役、轉向全志愿兵制度后顯得尤為重要。結束征兵制使得未來的總統在調動大量兵力時變得更加謹慎，也迫使軍方設計出能夠依賴他們認為可招募部隊的新軍事戰略。地緣政治的轉變也推動了對新戰場技術的關注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面對的是一支數量上占優勢的蘇聯軍隊。美軍因此需要在質量上找到超越蘇聯的方法，以彌補敵人在兵力上的原始優勢。

美國戰略家們堅信，無人機可以取代那些高風險的載人空中任務。美國領導人專注于讓軍隊以更小規模、更高素質的部隊來作戰，并采用新型精確制導技術。諸如“空地一體戰”理論（AirLand Battle Doctrine）等戰略框架由陸軍和空軍共同采納，強調遠程打擊，并輔以高度機動的地面作戰部隊。這一戰略依賴于微處理器技術的新進展，以便從更遠距離發現和打擊敵人。與此同時，羅納德·里根總統對美國國防預算的大幅增加也促使資金流入衛星、雷達和新型“智能武器”，這些裝備配有更先進的制導系統——所有這些技術最終構成了美國無人機武庫的基礎。

1983年，海軍陸戰隊兵營遭轟炸以及黎巴嫩海軍飛行員被擊落，華盛頓對無人機的需求變得更加緊迫。美國海軍投入約9000萬美元購買一種以色列驗證過的系統，并采購了72架“先鋒”（Pioneer）無人機。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發布了一項新軍事戰略，指出除非萬不得已，不應部署地面部隊。戰略家們堅信，諸如先鋒無人機等裝備可以取代那些高風險的載人空中偵察任務。1985年，曾在1979至1982年間擔任美國空軍研發主管的凱利·伯克（Kelly Burke）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闡述了其中邏輯：

“廉價飛機或許存在，但廉價的美國飛行員卻不存在。”

溫伯格主義的發布恰逢信息時代的到來。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希望避免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而數字技術的快速進步似乎終于讓這一目標成為可能。在五角大樓內部，一小部分隸屬“凈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的戰略家專注于研究如何利用諸如無人機等新系統，從遠距離偵測并打擊敵人，從而徹底變革軍事戰略，實現快速勝利并將美軍的風險降到最低。在1986年發布的一份極具前瞻性的報告中，一群凈評估辦公室的戰略家設想了一個未來戰場：戰場上布滿飛行偵察傳感器和蜂擁而至的“空中地雷”，火炮和載人飛機依靠這些無人傳感器自動選擇攻擊目標。

無風險回報

但這兩個目標——降低人員風險和提升戰場效能——從未真正契合。自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美國的無人機戰略一直受到“規避風險”與“追求迅捷、果斷、科技加持的勝利”之間緊張關系的影響。在海灣戰爭期間，美國試圖通過一種混合戰略來平衡風險最小化和效能最大化：空軍首先發動一場“震懾打擊”行動，配合精準炸彈和遠程導彈進行攻擊；隨后地面部隊發起一場決定性的機動打擊，摧毀了伊拉克軍隊。戰爭的成功表明，美國可能已開啟一種新的戰爭模式——快速、果斷、低傷亡的作戰方式。

蘇聯解體后，美國國會和克林頓政府大幅削減了國防部預算。各軍種為爭奪有限資源，傾向于優先發展自己鐘愛的現有武器項目，導致資金更多地投入到大型載人平臺（如航空母艦、戰斗機和坦克）中，而不是投入到無人平臺或小型彈藥系統上。與此同時，國防工業出現整合，幸存的公司預算縮減，難以繼續承擔超出國防部明文需求以外的研發工作。

盡管面臨種種限制，在整個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還是設法建立起了一支由隱形戰機、遠程巡航導彈和GPS制導炸彈組成的武器庫。這一時期的空戰可被稱為“低風險、高技術干預”的時代。盡管無人機并未被列入任何軍種的優先發展清單，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仍然看到了其巨大的潛力。剛上任不久的國防部副部長約翰·多伊奇（John Deutch）就成立了一個聯合組織——國防空中偵察辦公室（Defense Airborne Reconnaissance Office），以鼓勵軍方采納無人機技術。該辦公室在1994年的結論中指出：

“在軍種面臨裁軍壓力的情況下，無人機是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

第一批“捕食者”無人機由一家名為“通用原子能公司”（General Atomics）的能源公司研發，并于1995年夏天在前南斯拉夫上空飛行，盡管當時它在軍中并無明確支持者。

同年夏天，一架F-16戰機的飛行員斯科特·奧格雷迪（Scott O’Grady）在波斯尼亞塞族控制區上空被擊落。這一事件令美軍顏面盡失，并促使空軍參謀長羅納德·福格爾曼（Ronald Fogleman）推動將“捕食者”無人機投入更廣泛使用。同年7月，福格爾曼成立了空軍的首支無人機部隊。美國國會對他的努力表示支持。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約翰·沃納（John Warner）表示：

“在我看來，這個國家絕不應再讓軍隊卷入會造成重大傷亡的沖突。”

他認為這意味著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走向無人作戰技術的時代。

縮小目標

繼9/11 襲擊之后，“捕食者”（Predator）和“死神”（Reaper）無人機成為美國軍事戰略的核心力量。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美國購買了超過500架“捕食者”和“死神”無人機（耗資數十億美元），并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巴基斯坦、敘利亞、也門等多個國家發動了數千次無人機打擊。作戰中心的指揮官可以全天候實時追蹤目標。

但無人機的使用一直存在爭議。這些系統既不便宜，也不夠靈活或堅固。地面部隊對它們并不完全滿意。無人機在惡劣天氣下容易受干擾、數據傳輸存在延遲，并且幾乎完全由空軍操作；地面部隊抱怨，負責操作無人機中隊的空軍飛行員并未接受足夠的地面支援任務訓練。許多人還質疑廣泛使用無人機是否意味著徹底取代了人類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國號稱在爭取當地民眾的“人心與思想”，但這一目標有時卻與從遙遠、安全的距離投彈轟炸當地居民的方式產生了矛盾。

美國國防部正在推動“Replicator”計劃，大規模制造低成本無人機，允許一定損耗，并通過數量優勢形成戰場質量。圖源：美聯社

在全球“反恐戰爭”期間，唯一真正投資于無人機的軍種是空軍。盡管無人機有可能威脅飛行員在軍中長期以來的重要角色，但空軍對空中任務的控制欲使其在采用無人機技術方面走在前列。“捕食者”（Predator）和“死神”（Reaper）無人機并未配屬地面作戰部隊，而是由模擬戰斗機中隊建立的空軍中隊操作。通常，前戰斗機飛行員駕駛這些無人機，并使用模仿載人飛機任務流程的指令系統。

因此，美國無人機的運用模式高度復制了空軍的核心任務，如戰略轟炸和偵察。陸軍默許了空軍在無人機方面的壟斷，僅在小型系統上進行有限投資；而專注于航空母艦、戰斗機等大型平臺的海軍——這些平臺構成了其軍種身份的核心——則幾乎對無人化革命表現出冷淡。

歸根結底，美國狹隘地聚焦于利用先進技術減少對地面部隊傷害的目標，促使其軍方采購并部署特定類型的無人機：這種無人機必須可遠程操控、能夠長時間鎖定目標，并能在危險空域中作戰。這種采購思路源于幾十年來的決策——關于越戰后美國希望以何種方式作戰的思考、從海灣戰爭中汲取的教訓、以及在美國奉行單邊主義時期的國防投資方向。阿富汗和伊拉克長達二十年的戰爭進一步鞏固了這些選擇。

烏克蘭戰爭挑戰了這種部隊部署方式。因此，美國目前正加緊在更廣泛類型的無人機上進行投資。國防部開始向新興防務企業授予合同，并進行模擬戰爭以測試新的無人機任務。國防部長赫格塞斯（Hegseth）最近指示各部隊采購并試驗商業現成的無人機。但這些決策都顯得草率倉促，更多的是對無人機在外國戰場上使用方式的反應，而不是基于關于未來美國戰爭中無人機應扮演何種角色的戰略性規劃。

美國 空軍的“協同戰斗飛行器”（CCA）或陸軍的“低空跟蹤與打擊彈藥”（LASSO） 項目 依然 處于原型階段。圖源：路透社

回歸本源

如果美國希望贏得一場消耗戰——就像烏克蘭現在正在通過無人機取得良好效果的那種戰爭——它就需要更多低成本的無人機，這些無人機要能與作戰部隊配合，快速適應反制無人機的需求。但美國不能簡單地照搬烏克蘭（或以色列）的無人機戰略。在倉促采購之前，美國國防戰略家需要闡明新的制勝理論，反思過去50年技術收購背后的信念和假設。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美國的軍事建設建立在這樣一種信念之上：美國民眾不愿意犧牲生命，但愿意花錢。因此，在財政赤字激增、選民對通脹和政府浪費愈發不滿的背景下，美國領導人再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砸錢購買昂貴技術就能化解自己的政治風險。同時，主導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信念——即無人技術可以讓戰爭在更遠的距離、更短時間內解決——也正在被挑戰。在歐洲和中東戰場上，無人機的使用反而促成了更近距離的沖突形式：地雷、塹壕戰以及針對平民的打擊。這些都從未成為越戰以來美國戰略的核心內容。

特朗普政府必須認真考慮，美國軍方是否應在更廣泛審視美國軍事戰略的背景下，采納支持此類戰爭形式的無人機技術。只有這樣，才能使美國的國防預算（包括對無人機的投資）與明確的戰略優先事項保持一致。過去，國防部長曾成功化解軍種間的預算爭奪，通過將項目從各軍種手中轉出或直接接管、解雇各軍種參謀長、并游說國會為特定項目撥款。

不僅國會需要加快軍購流程、提高效率，也必須支持自下而上的創新，使作戰指揮官和小型部隊能夠采購并管理自己的無人機項目。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大規模的立法改革，比如1986年的《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所帶來的那種對國防部的深遠變革。更新美國的防務戰略還可能需要更強有力的軍事領導，包括任命任期比當前標準更長的指揮官。

美國軍方被其戰術和行動上的成功所迷惑，但卻未能保持其在21世紀沖突中所需的戰略優勢。如果不重新評估“美式戰爭方式”，再多的新型無人機也無法保護美國免于卷入其不愿參與的戰爭。

編譯｜李政儒 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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