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上行的美”：是真·繁榮美，還是懷舊幻象？｜別的沙龍

「別的沙龍」是一個對話事件，它可能會在我們的公眾號「BIE別的」、播客平臺「別的電波」，或者在我們的線下空間「別的盒子」發生。

我們會就著一個話題自由發散、隨意漫談。希望我們的個人經驗能打開大眾話題的討論空間，為你帶來靈機一動和會心一笑的收聽時刻。

這幾年，女裝市場呈現出一種分裂的景象：一邊是蕾絲、荷葉邊等強調柔美氣質的元素盛行，另一邊則是標榜理性、極簡的“高智感”風格。這種風格看似脫離性別標簽，實則另設門檻 —— 穿著者需身形削瘦、神情疏離，最好還有一張“超模臉”。

但對女性身體的規訓，并不止于視覺審美的要求。近年來，內衣與內褲廣告幾乎將全部精力投入“無痕”概念的推廣：“動態追蹤無痕”“no-W”“特調粉底液真隱形”等說法層出不窮?？此萍夹g性的消費語言背后，其實重復著一個熟悉的邏輯：女性的身體不該留下任何“痕跡”。

而在這樣的語境之下，為“修正”這些被視為“問題”的身體特征，市場迅速推出相關商品：遮擋三角區的安全褲、內嵌護墊的瑜伽健身專用內褲……語言先行，商品隨之而至，最終共同完成了對身體的塑形與否定。

前兩年還只是在內褲前加一片布，今年已經發展到在襠部加乳膠墊了

更露骨的規訓，則體現在語言本身。從“駱駝趾”到“鮑魚線”，這些充滿羞辱意味的詞匯，將女性身體自然存在的輪廓妖魔化，定義為“不雅”與“尷尬”。值得注意的是，“駱駝趾”的“可見性”往往并非源于日常自然觀察，而是通過低位鏡頭的偷拍，或狗仔視角的蓄意凝視所制造出來。

當現實世界不斷將女性身體拆解、重塑，并以商品名義將其“矯正”時，電影《芭比》以一個鏡頭回應這一切。格蕾塔·葛韋格沒有選擇讓芭比成為政治家、企業家或藝術家，而是讓她成為一個普通女性 —— 一個需要體驗身體感受、理解疼痛與現實的生命體。她不再是無暇無痛的塑料模特，而是主動去感受、去經歷一個真實身體所承載的復雜性。這是對“完美女性”神話的松動，也是對規訓系統的一種隱性抗議。

《芭比》的結尾擊中了我們熟悉卻難以說清的焦慮根源：當代女性正不斷被推向一個經過壓縮與修飾的“標準身體”想象 —— 從緊身褲下的“尷尬線”到臉部的“平整度”，每一處“不完美”都被視為需要處理的“問題”。而真正值得追問的，也許是：我們是否還被允許擁有那些真實、流動、具體的身體經驗？

《芭比》

在越來越多女性努力從“為悅己者而容”轉向“為悅己而容”的時代。但這種底氣并不平等，它往往只屬于那一部分受到女性主義啟發、擁有知識與文化資本的幸運者。對更多普通女性而言，穿衣的第一原則，仍是“不出錯”。

正是在時尚權威全面退位時，服裝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當它不再主要扮演傳統的“美學”或“潮流”角色時，其符號功能被空前放大。穿什么、不穿什么、如何搭配，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強度，成為劃分立場、宣告身份，甚至做出道德判斷的視覺宣言。

過去十年，這場符號戰爭中最極端的象征，莫過于那頂紅色的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棒球帽。它在設計上毫無美感可言，以紅底白字（還是默認字體）高效地傳遞政治主張。紐約大學歷史學者露絲?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一針見血地指出：“威權主義者非常擅長利用服飾……打造帶有部落歸屬意味的服裝……特朗普是營銷家，深諳此道?！?/p>

當說唱歌手坎耶·維斯特于2018年戴著它走進白宮，宣稱“自己像個超人”時，這一幕成為當年最荒謬的隱喻：一個黑人，戴著無數少數族裔視為威脅的帽子，自稱獲得超能力｜圖源：CNN

這頂帽子不僅是一種政治表態，更是一種身體姿態 —— 它標榜男性氣概、拒絕多元文化，也排斥女性氣質。特朗普對符號的操控從未止于一頂帽子，更延伸到他如何使用身體、服飾與語言，持續羞辱女性。他曾公開嘲笑希拉里戴假發，精準拿捏女性從政者所面臨的最嚴苛的困境——“真實”的標準永遠只對女性生效。

資深時尚編輯韋羅妮克·海蘭（Véronique Hyland）在她的著作《穿衣自由？》中對此有精彩的評述。一個斥巨資植發、長期借助醫美維持形象的男性，可以指責女性的外貌造假；一個穿著定制布里奧尼西裝的億萬富翁，可以嘲笑女性穿阿瑪尼西裝“太奢侈”。

普通女性也不例外 —— 緊身褲、吊帶、內褲，都可能引發“越界”的社會判斷。女性在選擇穿著之前，往往必須先通過他人的審視關卡，才能談得上取悅自己。

[美]韋羅妮克·海蘭 著

任瑞潔 譯

野spring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那么，出路在哪里？

作家阿特伍德曾說：“衣著或許不能定義我們，但它是一把鑰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自己是誰。”嘗試奪回這把鑰匙，意味著不再被外界目光牽制，而是重新成為自己身體與形象的主人。這種回望自身的視角，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只是，正如海蘭所言：“‘為自己而穿’的歷程并非一條直線，更不是以全面解放為終點的英雄故事，而是自身需求與社會期待之間的持久拉扯，是自由與融入的對抗。”

時尚的規則會不斷更新，身體的標準會不斷變換，從衣著痕跡到皮膚紋理，從體態曲線到肌膚質感，每一寸身體都在被審視并被商品邏輯塑形。但女性并未因此退縮，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中，她們從未沉默，也從未退場。

電影《神圣無花果之種》

有一天，女性與少數群體一定會贏，這是海蘭在《穿衣自由？》中傳遞出的堅定信念。這本書并沒有提供確定答案，但引導我們去探索“穿什么”與“為什么穿”的真正意涵。

在出版品牌野望與別的盒子聯合舉辦的《穿衣自由？》新書分享會之后，我（野望編輯小趙）帶著未解的疑問，繼續向媒體人、播客《異見房間》主播張蘋請教。

以下，是我們兩位喜歡時尚與熱愛捯飭自己的女性，就“穿衣”這一始終無法輕松談論的議題，展開的一次延伸對話 —— 既非結論，也非宣言，只是繼續思考的開始：

01：「女性化」元素的回歸

小趙：從去年的頭巾熱潮到今年的花邊蕾絲風，女性化元素持續升級。作者海蘭指出：“隨著田園風的重新流行，著裝與現實之間帶諷刺意味的距離已經縮小。墮胎權被剝奪，性別薪酬差距未見明顯改善。在一個更進步的時代，回歸那些帶有壓抑意味的舊符號或許還算是一種有趣的嘗試；但在當下，人們越來越分不清哪些是潮人，哪些是侍女了?！?/p>

如何看待這種女性化符號的回歸？

張蘋：我也在小紅書上搜了田園風的設計師 Batsheva Hay，在小紅書這個品牌的關鍵要素是泡泡袖、荷葉邊、復古小碎花。時尚博主對這個品牌的定義是：復古但不守舊，鋒利，女巫，和怪女人的戰袍。

Batsheva Hay 的設計

海蘭寫的那句話我印象也很深刻。她說，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傳統女性氣質被重新包裝為“酷”、“松弛”、甚至是覺醒。粉紅經濟最迷惑的現象之一是，企業將已經存在的事物重新包裝，以新穎之名推薦給我們，并將其描繪成自我實現和賦權的必需品。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推動社會平等或賦權。這一點尤其在女裝和美妝行業最典型。

某些女性化符號在歷史上曾經被用作對女性的壓迫工具（如緊身束腰和多層襯裙，會限制呼吸，極端情況下會傷及內臟）。我很能理解一些女孩對女性化符號回歸的批判：女人好不容易脫掉了束身衣，好不容易脫掉束縛的高領衣服、收腰的長裙，難道還要再穿回去嗎？

可是女人脫掉了束身衣，終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這個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告訴她們：你不能穿高跟鞋，胸罩，絲襪，長裙子，不要再穿傳統女性氣質的服飾了，穿了你就是沒有覺醒，你就是在服美役。

SKIMS 的塑身衣。它曾經拯救了一位槍擊受害者 —— 因為裹得太緊，起到了止血作用

傳統女性符號是被塑造的，被建構的，但是美不是。性別研究者 Alexwood 在看理想的節目《性別不麻煩》上曾經說：作為女權主義者，我們真正的工作，是拿回并且擴展對“美”的話語權和實踐權，而不是奪走或者貶低其他女性對“美”的表達和理解。

Alexwood 在翻山上也曾經說過，我們作為女人，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東西對于養護自己是好的，是有價值的？是奢侈品還是健康食品？我們可以從這里開啟這個思考。這對女性脫離主流秩序，確認自己的主體位置，并以此為軸心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世界，非常重要。

小趙：與“女性化”元素相關的問題，是我最想問、也最想和女性朋友探討的。這源于我的一段成長經歷。

我的媽媽是一位小鎮上的“野生設計師”，在成為幼兒園老師之前，她和姐姐一起經營女裝店，只要提起“穿得最特別的那對姐妹”，大家都知道在說誰。也因為如此，我從小穿得和別人不一樣，也一直未曾太在意外界的目光。

直到初中做操時，班主任走到我面前，突然低聲說：“你看看你穿的什么？中午換掉。你這樣穿，男孩子怎么專心上課？”中午回家吃飯前，我往衣服上抹了些泥，想偽裝成摔倒弄臟，掩蓋換衣的理由。我沒能告訴媽媽真相，因為我知道那會讓她受傷、自責。而這件“問題衣服”，其實不過是件七分袖、高領、胸口帶些壓褶和花邊的上衣。

后來，我和一位學習成績很好的男生談戀愛，班主任專門找他談話。在她的描述中，十三歲的我仿佛擁有勾引男性的“經驗”，而我的穿著，自然成了最直接的“證據”。

2：「經濟上行的美」

與「上班惡心穿搭」

小趙：我們來聊聊最近的一個熱詞：“經濟上行的美”。這個概念是不是反過來印證了當下的審美焦慮與社會困頓？

張蘋：我能理解大家說的“經濟上行的美”到底是什么，千禧年代的審美更多元，穿搭更自由，象征著一種穩定、繁榮和可預期的未來。也映射了當時“努力就有回報”的社會信念。而如今“經濟上行的美”被懷念，實則是人們對那個充滿確定性的時代的追憶。大家回憶的不是上層階級的審美，而是普通人的共同語言和共同穿搭。所以經濟上行期的美很多配圖都是當時相對比較真實的街拍，而不是明星畫報或者富人穿搭。

千禧之交的首爾街頭穿搭｜圖源網絡

但我對“經濟上行期”這個說法其實感到挺矛盾的。我最近重看了賈樟柯的電影《小武》，感覺到這似乎是我經歷的千禧年，而不是網絡中的“經濟上行期”。

經濟改革的浪潮沖擊到社會基層，時代轉型的變革時期，有人搭上了順風車，但是更多的人、我身邊的大人們，他們都被落下了。一個狂飆的時代，人人都想致富，我的家人也不例外。2007 年，我媽爸在縣城的一條老街開了一家書店。街道和大運路接壤，來來往往的車輛非常多，周圍的店鋪有賣裝修材料的、燈具的、餃子館、砂罐館。煤塊運到哪里？世界正在發生什么？我一無所知。生意太不好了，這個地段沒有人愿意看書，大部分書的唯一讀者只有我媽，那應該是我媽人生中最晦暗的一年，我和她一樣從沒有感受過任何機會或者希望。

我媽和鄰居賣燈具的阿姨都很愛美，她們很漂亮，每天打扮自己，但也僅限于畫眉毛，穿著得體。我媽已經是那時整條街上最美的人了。現在我有時看到小紅書上上海、北京的千禧年街拍，真的覺得很恍惚，她們真的穿著吊帶，腳趾甲亮晶晶的，腳趾頭上都帶著戒指?？傆X得我們度過的或許不是同一個時間。

可能我也有機會看到“經濟上行期的美”，但是那幾年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我們沒有租房，一家人睡在書店后面的隔斷里，只能放下一張床，做飯就是在椅子上放著的一個電磁爐。奧運會那一天，我和我爸湊在別人家店里看電視，沒想到還沒看幾分鐘，整條街都停電了，直播也沒看成。

今年 5 月份，我一個妹妹，生于“經濟上行期”的 2005 年的一個小女孩，燈具店的女兒，來到北京了。她?？飘厴I，來找我問我能不能介紹工作。我實在沒辦法幫到她，她去了東城一家高檔的民宿做服務員，一個月 5000 塊錢，上一整天休一整天的那種上班法，還得自己租房。

她干了一個月就離開北京了，離開之前跟我說：“姐，太熬夜了，沒辦法干下去了?！睕]有得到任何機會的妹妹，曾經看到過經濟上行期的美嗎？她的媽媽也是很美的，上一次我和這個阿姨在農村的一場葬禮上遇見，阿姨加上我的微信，給我推薦了很多我從未聽過的品牌的衛生巾，她現在在做微商，那家燈具店，也早就倒閉了。

審美和權力綁定，不是誰都在上行期的，被留下的審美變成了上行期閃亮亮的人的權力。我的問題可能是，我們能否創造一種不屬于任何經濟周期、不受階層規訓的“新美學”？

小趙：近年國內外興起“刻意普通”風潮：國內有“上班惡心穿搭”，美國有“普通硬核風”。作者認為優衣庫式穿搭是對成年生活保障缺失的補償。這種用穿衣表達的無意識行為，是否意味著 “穿衣即表達” 的觀念依然鮮活？“穿衣即表達”的意義有沒有發生變化？

張蘋：《穿衣自由》書里也有提到“普通硬核風”，不是塑造風格，而是拒絕風格。背后是一種對世界的看淡：這些普通服飾是唯一未被時尚大資本之手觸碰的東西，因此可以將它們穿在身上，就像一張空白的畫布，象征著開放的心態，一種希望與他人友好相處的穿衣方式。

海蘭引用了《華盛頓郵報》資深評論員羅賓·吉夫漢的一篇文章《我們的衣服講述我們的故事?？扇魯⑹稣咧挥兴潞秃股溃之斎绾?？》，里面有一段話是這樣的：“身份的一個重要部分源于我們如何與他人建立聯系，如何在社會結構中安放自己。某種程度上，我們是由所處的群體定義的。穿衣打扮本是講述自我故事的一種方式，但當聽眾消失，這種敘述也就靜音了。我們成了穿著睡衣的軀殼。職業裝表明一個人在社會秩序中的位置，昭示你正在參與的這個共同體的興衰。”

我看到這段突然理解了“上班惡心穿搭”，因為公司里面已經沒有我在乎的人了，也更別提對公司這種集體的認同。從這個角度看，“穿衣即表達”這個觀念不僅很鮮活，甚至很激進。不穿搭的背后，是因為“我不在乎所有人，我已經不想和他人建立聯系，我對這個集體沒有一點認同感，我也也不想融入這個社會秩序”。背后可能的原因是不是共同體的消失？

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大學生連畢業照都不拍了》，就是寫現在大學的一種氛圍。同學們跟我講了現在大學里“小圈子”林立，社交也成了“劃分敵我”，他們在現實中沒有什么好朋友或者共同體社群，這種安全感只存在于線上。而線上，是不需要穿搭的。他們也絲毫不掩飾自己對身邊，對班級這個集體的厭惡，如果我在這個集體中感覺到的只有競爭和自保，而不是交友、團結，我為什么要裝扮自己呢？不僅僅是大學生找不到共同體，職場人也是相似的。

美劇《人生切割術》

如今，公司對員工穿著的控制似乎已經成為了過去，取而代之的是對員工生活的全方位控制。既然老板需要我即使是在丟垃圾、下班在小區里溜達的時候也得回復消息，那我穿著倒垃圾時的衣服上這個破班又怎么了？

3：KOL 制造的親密幻象

小趙：海蘭提到，社交媒體正不斷拓寬自我表達的邊界，「穿什么內衣、用什么洗護用品、有怎樣的健身計劃、家里擺什么植物」 —— 這些原本私密的生活細節，如今都成了公開信息，甚至被賦予某種政治意味，成為構成個人形象的“基本粒子”。

這種私人領域的公開化、生活細節的符號化，背后究竟如何重塑了我們對“自我”的認知？

張蘋：現在真是個“人均博主”的時代。大學生的自我認同很大程度來自社交媒體。共同坐在教室里一個學期的同學，彼此之間一句話也沒有說過，打開手機卻能在社交平臺上刷到同學的社交賬號，從早餐分享到實習 VLOG，事無巨細。

渴望被認可，又不愿意迎合以謀求認可，但是內心沒有辦法給自己認可，只能借助外界的認可。這個外界通常是社交媒體。最終，自我認同被量化成為最簡單的證明方法：一千粉絲，十萬瀏覽。點贊數也就等同于存在感。

認知也是非常碎片化的。大家也會通過擁有很多社交賬號實現「人格分艙管理」，模糊身份。我們的實習生妹妹在微博上是個同人女，是個大 V，但是在朋友圈就歲月靜好。我天天在微博找選題，轉發社會新聞，在小紅書 po 書當圖書博主，在朋友圈搞穿搭。自我也被分成三塊。每一塊又分成了非常多的馬賽克。發一條帖子得打tag，被平臺推薦的可能性更大，Instagram 用戶平均用 17 個互不關聯的標簽定義自己，形成人格「馬賽克效應」。

用戶生成內容（UGC）成為新型生產資料，我們 po 在社交媒體的生活細節就是工廠的棉花原料。商家們也會蜂擁而上，博主曬出「外婆的早餐」獲百萬流量，第二天就被廚具品牌買斷話題。如果有個朋友喜歡 po 自己的杯子，火了一條帖子之后，會有賣杯子的老板寄送杯子，她可能會變成手作博主。平臺也開始給你貼標簽：美食博主、萌寵博主、美妝博主、穿搭博主。大家都知道小紅書的垂類，一旦被平臺認定為某一類型的博主，你就再也無法撕掉身上的標簽。

小趙：在《我為何不能成為你》一篇里，海蘭批判了社交媒體營造的幻象?！霸噲D跟上名人的腳步并非什么新鮮事兒。新的誘惑與危險之處在于，社交媒體在名人和普通人之間營造了一種虛假的相似性，一種‘距離人人平等只有一步之遙’的偽民主。”似乎我們只要購買了某些產品，就能過上理想的生活。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這些以自我提升為主題的所謂利他性的內容，如何影響和塑造了人們的“自我”？

張蘋：這些看似親密的互動，其實是一次次隱秘的消費轉化。一些名人試圖將她們的生活方式帝國建立在一種包容性（或看似包容）的基礎上。無論是哪一類社交媒體博主，她們的軌跡都是一致的：她們及其團隊正致力于將“女性友誼”打造成一種營銷策略。她們想做你無話不談的好朋友。比如現在網紅們在發布視頻時一定會稱呼觀看者為“寶寶們”，她們先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又分享自己的愛用。但看似親密的互動，其實是一次次的銷售轉化。

先是貶低、再是甜言蜜語。制造需求，你有病，我有藥。

4：0 廢片指南

小趙：一鍵修圖早已不新鮮，AI 算法成了手機廠商的宣傳重頭戲，“拍不出廢片”似乎成了手機的默認設置。只是，當技術濾鏡與固有的審美規訓交織，我們對身體的真實感知是否正在被悄然扭曲？而這種扭曲，是否已演變為一種新的身體規訓暴力？

TikTok 著名的 Bold Glamour 濾鏡

張蘋：它確實能幫我們免除一部分美妝勞動。美顏本身也可以是一種美學實踐。但美學實踐總體來說還是符合社會建構的“美”的 —— 是平臺流行、資本推崇、媒體廣泛傳播的那一套白瘦幼、鼻高眼大的臉譜化模板。

比如：「優雅老去」是一種隱性的性別歧視。它只要求女性，仿佛存在某種特殊的、正確的方式讓女性在變老時毫不費力地保持美麗。這個說法內含的信息是，像所有與女性有關的事物一樣，千萬別太用力，否則就會顯得可悲。

美顏或者 AI 換臉改變了我們對身體感知。我的左眉毛的尾端有一顆小的痣，這個痣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是非常突出的，讀書的時候，每天照鏡子的時候我都會注意到它，我覺得它是我臉上很特別的一個存在。但是開始使用美顏相機之后，我發現它作為一個瑕疵被抹去了，化妝的時候，粉底一蓋上，這顆痣也會消失不見。我也好久沒有留意過它，更多的是看到自己雜亂的眉毛，是不是該修眉了。某種程度上，我忘記了自己真實的臉和這張臉上我原本很熟悉的小細節。從前我的初高中同學提起我的外表，總會說到我的酒窩，我的這顆痣。但是自從美顏相機被大規模使用后，新認識的朋友其實很少有人知道我真實的臉其實是這樣的。

虛擬身體的“真實感”也因此反客為主了，美顏相機里和有妝的我才是我，從前的則不是。這導致我對身體的感知從“我是誰”轉向“別人怎么看我”，甚至變成“我不能是照騙，我要看起來像美顏的我”，這是一種感知的倒置。

5：時尚背后的工人

小趙：我們談論 “穿衣自由” 時，很容易陷入消費端的自洽 —— 關注款式、價格、個性表達，卻很少將其與快時尚工廠里的女性工人關聯起來。

這種認知上的割裂，是否讓我們忽視了一個本質問題：我們手中 “自由選擇” 的衣物，其低價與多樣的背后，是否正對應著對她們勞動價值的系統性低估，以及對合理休息權、議價權的隱性剝奪？

圖源：Forbes

張蘋：答案是肯定的。時尚行業是勞動密集性制造業。品牌方往往通過層層外包的方式，將責任轉移，從發達的地區轉移到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以獲得更低廉的勞動力，幫他們打贏一波一波的價格戰。快時尚的一個關鍵就是“快”，為了快速上新，不斷向供應鏈施壓，要求以更低的價格、更快的速度完成訂單。這種壓力最終會傳導給女工。制衣廠女工是在整個供應鏈中最弱勢的一環。她們大多來自農村、教育水平低，長期被困在低薪，低保障的崗位上。

快時尚體系的運轉依賴于比我們更弱勢的群體。在我國，最知名的制衣廠是廣州市海珠區的“康樂村”。在康樂村和相鄰的鷺江村共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生活著10萬人，運轉著5200多家小型制衣廠。2022 年底，康樂村陸續被拆除，制衣業也慢慢不再是康樂村的主業。

工人們是大量來自于湖北等地的外來務工人員，大部分是女性工人。為了滿足快速上新的需求，她們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甚至在15個小時以上。低端女裝利潤薄，身處產業中的人習慣于在一分一厘上“斤斤計較”，她們的勞動價值就是按元和角來計算的。比如一款中式上衣需要縫3顆珠扣，共150件，開價「一件五毛錢」。釘扣女工從凌晨3點縫制到6點，拿到94元工錢。

圖源：Green America

制衣村大多在“握手樓”中，空間狹小，通風差，機器運轉的時候產生大量的布絮和噪聲，空氣質量也非常差。工作做工是需要用布條捂住口鼻。

全球快時尚行業的勞動力中，80% 為 18 歲到 34 歲的年輕女性。但是在我國情況有些不同，年輕的女孩更愿意選擇美容、美甲等行業，不愿意再進廠。

小趙：消費者該如何理解自身與這種剝削的距離？

張蘋：這種剝削其實并非是個別工廠或者品牌的問題，而是全球時尚產業結構不公的體現。我問了一位畢業于北服的朋友 ruifen 這個問題，她的回答是：“這個問題太過抽象和對立，鏈條上不是只有這三方，整個業態是很復雜很畸形的，現在是直播，低價，很多老板賠錢、倒閉，貼錢生產?！?/p>

我突然就想到了之前正面連接寫過一篇關于工廠的文章《救救工廠：工廠真的卷不動了》，這篇報道解答了我非常多困惑，為什么我們可以以極低的價格，譬如十幾塊錢買到一個短袖或者短褲，并且還包郵，工廠不會賠錢嗎？報道里是這么寫工廠的現狀：

很多工廠老板們對一件事心知肚明：機器不響，知道你在虧錢；機器響起來，知道你也在虧錢。

這件事是這樣理解的：如果產線開不起來，廠房、機器、人力這些固定成本就會穩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時間被換算成金錢，以一種具體的速度流逝，工廠老板最具象的難受就是“看著工人不干活”。

生產也不行，不生產也不行，工廠必須以很低的價格售賣產品，以確保機器開著。換言之，只要機器開著，他們就必須開出很低的價格，確保產品能被賣掉。一位工廠老板說：“把你吊在一個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狀態”。

工人是這條傳導鏈上的最后一環。工人沒有社保，每個月掙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資才有可能達到8000）。最重要的是，工資最近兩年沒漲過了。

“我制造了你的衣服?！保鼒D源：Fashion Revolution

一些工人擔心自己的收入變得不穩定。在過去，如果一個月工作飽和，起碼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幾個夜班?，F在，有些工人一個月只能上7、8天班。為了貼補家用，很多工人選擇開網約車作為副業。

這個北服的朋友給我推薦了一個博主叫“服裝人包正忠”，他有一期節目叫“仿版和抄款 是服裝行業最狠的商戰”里面十三行的女老板就說，剛開發出一個版式的衣服，就立刻有大量低價的相同的版開始抄襲照做，用一模一樣的視覺，模版，模特，搭配，有的甚至會用 AI 換臉換掉模特的照片，改一下水印，一個下午的時間就立刻上線。等到她們去申訴，仿版立刻下架，但其實已經沒有用了，因為直播已經賣了幾千件了。做原創越來越不賺錢，抄爆款才能賺錢，流傳在服裝人中的一句話是：大家都在等著對方出新款。

那十三行的老板們新款的靈感從哪里來？從大牌和秀場。她們也很坦誠，就說，我們就是在抄版。

“整個業態很惡性，大家都已經習慣直播和低價，整個產業陪著這樣的業態在虧錢。經濟低迷，大家更加不愿意花錢來購買原創的衣服，思考服務和勞動對等的價值。不是一個人或者呼吁什么可以改變的，只能等良性循環的項目多了之后影響業態。”

小趙：就像蘋說的，這是個挺難回答的問題 —— 我其實猶豫了很久才敢問。因為我媽媽的緣故，我一直對服裝產業挺好奇的，常刷些相關的新聞、短視頻。

近幾年女裝相關的內容總上熱搜，大家好像默認，質量差、貨不對板都該怪廠家，消費者和廠家天然站在對立面。但其實這事兒和電商的價格戰脫不開干系，甚至可以說，如今女裝行業的格局，電商平臺得擔起不小的責任。

達人帶貨成本高，只能在別的環節摳錢；還有 “一鍵搜低價同款”背后的算法邏輯……36 氪有篇文章《爆款越火，老板越窮，誰“殺死”了中國服裝廠》說得特別透徹，里面記錄了這樣一組數據——

“同樣都是賣9塊9，高品質的成本要8塊9，每件利潤1塊，賣10件退1件，能賺9塊。低品質的成本只要5塊9，每件利潤4塊，賣100件退90件，反倒能賺40塊，就算扣掉物流成本，也能賺得更多?！?/p>

當然，沒法要求每個消費者都去弄懂平臺的運作機制，或者分辨其是否壓榨了上游廠商。但我始終相信，我們可以摸索出另一條路徑——即使現在看起來仍是荊棘滿布、無路可走。就像曾有女性用戶在小紅書上發起倡議，鼓勵大家乘機時填寫建議卡，最終促使越來越多航空公司允許女乘務員穿上平底鞋。

哪怕看似沒有出口，哪怕只是一句提議，只要有人回應，這條路就不再是一個人的想象。

//作者：小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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