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專制文明的循環與無法掙脫的奴隸宿命

《摩羅詩力說》

《摩羅詩力說》寫于1907年，然后在1908年2月和3月以令飛的筆名發表于《河南》雜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后收錄在魯迅的雜文集《墳》中。這篇作品是魯迅早期思想的代表作，被認為是魯迅思想的源泉。這篇探討“摩羅詩派”（惡魔派詩人，以拜倫、雪萊等為代表）反抗精神的文章，其深層內涵直指歷史與文明的痼疾——在專制文明的閉環中，民眾從未掙脫奴隸的枷鎖，王朝更迭不過是奴隸主的輪替游戲。

文章開篇魯迅考察埃及、印度等古國盛衰史，發現文明僵化的根源在于精神創造力的窒息。他引入歐洲“摩羅詩派”（惡魔派詩人）作為解藥——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等詩人以“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叛逆精神，撕破虛偽的秩序假面。

魯迅借進化論強調競爭之必然，對比東西方文化對待歷史發展的態度，指出詩歌（文學）的根本力量在于“攖人心”——即觸動、震撼乃至攪擾人心。“攖”字作為文眼，揭示了專制統治的本質邏輯：

“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有人攖人，或有人得攖者，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有人攖我，或有能攖人者，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

這段精辟論述揭示了專制社會的雙重絞殺機制：

統治者的恐懼邏輯：帝王視“攖”為洪水猛獸。任何挑戰秩序的思想、任何喚醒民眾的言行，都威脅其“子孫王千萬世”的美夢。故必“竭全力死之”，韓非“儒以文亂法”之論、秦皇焚書之舉、明清文字獄之酷，皆為此邏輯的實踐。

奴隸的自我馴化：民眾同樣恐懼變革，將“安生”奉為圭臬。他們主動維護精神牢籠，將啟蒙者視為破壞穩定的禍端。魯迅沉痛道：“寧蜷伏墮落而惡進取”，甚至合力絞殺喚醒自己的人。這種“平庸之惡”比暴君更可怖，它讓奴役獲得受害者的共謀。

專制文明的循環與無法掙脫的奴隸宿命

魯迅穿透“二十四史”的宏大敘事，揭示了歷史的殘酷真相：

改朝不換代：歷史上的王朝更迭，不過是“奴隸主”的輪替。新主登基，非但無意廢除舊制，反而必然承襲并強化專制體系。

文明的停滯：這種制度性復制導致社會根本無進步，文明無實質性改觀。專制的本質始終如一。

奴隸的宿命：無論王朝如何興替，民眾始終處于“奴隸”或“奴才”狀態，從未真正獲得“做人”的資格與尊嚴。統治者的“持盈保泰”需求與民眾的“安生”訴求，在維持現狀、恐懼變革上達成了一種可悲的“共識”。

魯迅后來在《燈下漫筆》中更直白地指出，我們的歷史無非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往復。這正是《摩羅詩力說》所揭示的“專制的文明本質，逃不掉的奴隸命運”的延續。

魯迅的深刻性在于，他預見到即使推翻帝制，也未必能終結這宿命。長期的封建專制已對民族精神造成深度毒害：

集體無意識：“奴性”已內化為一種頑固的集體無意識，帝王夢、等級觀念根植人心。阿Q的“精神勝利法”，閏土那聲“老爺”，華老栓手中的人血饅頭……這些文學鏡像照見的是千年馴化的創傷記憶。當“跪著”成為肌肉本能，當“主子”嵌入語言結構，站立反而需要承受撕裂之痛。

借尸還魂：所謂的”革命者“往往言行不一。他們可能高喊反封建口號，卻在實踐中不自覺地美化、承襲甚至復辟專制制度的種種弊端，使其在大革命后以新形式“借尸還魂”。魯迅冷眼觀之：“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稱呼的”。

這種復辟的思想基礎，正是民眾中普遍存在的對穩定的病態渴望和對變革的恐懼。

魯迅警示我們：只要“不攖”的文明基因未變，只要民眾仍恐懼自由甚于恐懼奴役，專制的幽靈便能在每一次社會震蕩后還魂。只要專制的文明本質不被徹底清算，只要奴性的國民性未被根本改造，社會就只能在專制的原點左右搖擺。無論表面口號如何變化，其深層結構依然會趨向于復制舊的權力關系和壓迫模式。因此，若不進行徹底的、觸及靈魂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革新，國人將永遠難以真正掙脫那“逃不掉的奴隸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