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刑事案件請律師到底有沒有用

在刑事案件中，委托專業辯護律師絕非簡單的“走流程”。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以下七項核心工作唯有取得執業資格的辯護律師方能依法行使，家屬無論關系多親密、意愿多強烈，均無法替代。這些權利構成了律師辯護的實質內核，是有效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基石。一、會見權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會見是辯護工作的起點和基礎。只有律師（及經許可的其他辯護人） 能依法進入看守所直接會見當事人。家屬無權申請會見。通過會見，律師能直接了解案情細節、涉嫌罪名、口供內容、精神狀態、是否存在非法取證等關鍵信息，評估案件走向，為制定辯護策略奠定堅實基礎。二、調查取證權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律師在會見或閱卷中發現可能存在證明當事人無罪、罪輕的證據線索（如證人證言、物證、書證等），有權依法自行調查取證，或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這是發現案件真相、對抗指控的關鍵手段，家屬不具備此法定權利。三、閱卷權《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案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后，律師有權全面查閱、復制偵查機關形成的全部案卷材料（證據卷宗）。這是了解控方證據體系、發現證據矛盾與漏洞、精準判斷應做無罪辯護還是罪輕辯護（及具體方向）的決定性環節。如同掌握對方的“作戰地圖”，家屬絕無可能接觸案卷。四、申請變更強制措施權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如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及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但是近親屬不了解案件情況以及法律規定的應當取保候審和可以取保候審的情形。在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任一階段，律師均可基于案件事實、證據變化、當事人身體狀況、社會危險性降低等理由，依法向辦案機關（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提出取保候審申請或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律師的專業意見書是此類申請被采納的關鍵。家屬雖可提出，但缺乏專業支撐和與辦案機關溝通的渠道，效果有限。五、與辦案人員溝通 律師作為法定的訴訟參與人（辯護人），有權且辦案機關有義務聽取其意見。律師可通過提交書面法律意見書、申請當面溝通、參加庭前會議、法庭辯論等多種方式，將基于會見、閱卷、調查形成的專業辯護意見（事實、證據、法律適用、程序問題、類案參考等）系統、有效地傳達給檢察官、法官。家屬不是訴訟參與人，辦案人員通常無義務與其進行案件實質溝通，電話難通、面談更難。六、檢察院階段認罪認罰協商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并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人民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前，應當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可以就罪名、量刑情節（如自首、立功、退贓退賠）、刑罰種類及幅度（主刑、附加刑、緩刑適用）與檢察官溝通，運用類案檢索、證據分析等專業手段，為量刑協商提供依據，例如提出合理量刑計算模型或差異化溝通策略，爭取從寬處理。并監督量刑協商程序是否規范，確保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避免非自愿簽署具結書。七、出庭辯護庭審是案件處理的核心環節，涉及發問、質證、辯論等決定性程序。只有辯護律師（或符合規定的其他辯護人） 有權在法庭上代表當事人發表辯護意見、對證據進行質證、與公訴人展開辯論、提出量刑建議等。家屬僅能旁聽，無權發言或參與實質辯護活動。律師在庭上的表現，是其前期所有工作的集中展現，直接關乎判決結果。上述七項權利是《刑事訴訟法》賦予辯護律師的法定專屬權利與職責，是律師發揮實質辯護作用、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武器庫”。聘請律師的意義，絕不僅在于“走完程序”，而在于充分利用這些權利，進行專業、深入、務實的“實質辯護”。選擇律師時，應著重考察其運用這些權利的能力，避免流于形式化、表面化的辯護，才能真正為當事人爭取最優結果。

在刑事案件中，委托專業辯護律師絕非簡單的“走流程”。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以下七項核心工作唯有取得執業資格的辯護律師方能依法行使，家屬無論關系多親密、意愿多強烈，均無法替代。這些權利構成了律師辯護的實質內核，是有效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基石。

一、會見權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會見是辯護工作的起點和基礎。只有律師（及經許可的其他辯護人） 能依法進入看守所直接會見當事人。家屬無權申請會見。通過會見，律師能直接了解案情細節、涉嫌罪名、口供內容、精神狀態、是否存在非法取證等關鍵信息，評估案件走向，為制定辯護策略奠定堅實基礎。

二、調查取證權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

律師在會見或閱卷中發現可能存在證明當事人無罪、罪輕的證據線索（如證人證言、物證、書證等），有權依法自行調查取證，或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這是發現案件真相、對抗指控的關鍵手段，家屬不具備此法定權利。

三、閱卷權

《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案件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后，律師有權全面查閱、復制偵查機關形成的全部案卷材料（證據卷宗）。這是了解控方證據體系、發現證據矛盾與漏洞、精準判斷應做無罪辯護還是罪輕辯護（及具體方向）的決定性環節。如同掌握對方的“作戰地圖”，家屬絕無可能接觸案卷。

四、申請變更強制措施權

法律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辯護人有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如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及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但是近親屬不了解案件情況以及法律規定的應當取保候審和可以取保候審的情形。

在案件的偵查、審查起訴、審判任一階段，律師均可基于案件事實、證據變化、當事人身體狀況、社會危險性降低等理由，依法向辦案機關（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提出取保候審申請或羈押必要性審查申請。律師的專業意見書是此類申請被采納的關鍵。家屬雖可提出，但缺乏專業支撐和與辦案機關溝通的渠道，效果有限。

五、與辦案人員溝通

律師作為法定的訴訟參與人（辯護人），有權且辦案機關有義務聽取其意見。律師可通過提交書面法律意見書、申請當面溝通、參加庭前會議、法庭辯論等多種方式，將基于會見、閱卷、調查形成的專業辯護意見（事實、證據、法律適用、程序問題、類案參考等）系統、有效地傳達給檢察官、法官。家屬不是訴訟參與人，辦案人員通常無義務與其進行案件實質溝通，電話難通、面談更難。

六、檢察院階段認罪認罰協商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并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人民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前，應當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可以就罪名、量刑情節（如自首、立功、退贓退賠）、刑罰種類及幅度（主刑、附加刑、緩刑適用）與檢察官溝通，運用類案檢索、證據分析等專業手段，為量刑協商提供依據，例如提出合理量刑計算模型或差異化溝通策略，爭取從寬處理。并監督量刑協商程序是否規范，確保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避免非自愿簽署具結書。

七、出庭辯護

庭審是案件處理的核心環節，涉及發問、質證、辯論等決定性程序。只有辯護律師（或符合規定的其他辯護人） 有權在法庭上代表當事人發表辯護意見、對證據進行質證、與公訴人展開辯論、提出量刑建議等。家屬僅能旁聽，無權發言或參與實質辯護活動。律師在庭上的表現，是其前期所有工作的集中展現，直接關乎判決結果。

上述七項權利是《刑事訴訟法》賦予辯護律師的法定專屬權利與職責，是律師發揮實質辯護作用、切實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武器庫”。聘請律師的意義，絕不僅在于“走完程序”，而在于充分利用這些權利，進行專業、深入、務實的“實質辯護”。選擇律師時，應著重考察其運用這些權利的能力，避免流于形式化、表面化的辯護，才能真正為當事人爭取最優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