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爺的陋室銘 | 窮人的憤怒，為什么會成為娛樂密碼？

在這次《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的現場，觀眾的掌聲給了女權戰士，笑聲往往來自“窮人賽道”。

曾經的何廣智把“地鐵終點站”的通勤困境加工成重復性的梗，這一次，小四爺則把家鄉的破屋講成舞臺景觀：墻皮剝落、蟲鼠同居、夜里不安靜。

其中最強的地方是，小四爺一臉嚴肅又一臉嫌棄地說：“劉禹錫說陋室不陋，你要真住我那樣的房子還能忍得住嗎？”

四盞燈全亮，289 分的成績直接推到節目榜首。

明明慘不忍睹，但所有人都笑的打跌。

要造成這種感受上的熨帖，需要強大的“智慧”：

原本復雜的社會結構——城鄉住房條件、勞動市場的斷層、社會流動的受阻——被濃縮成可識別的情境符號：破屋、通勤、低收入。

壓縮后的憤怒成為了特殊的編碼，因而具有高度的可流通性，可以在三分鐘演出時長內完成轉譯。

舞臺機制則要求憤怒必須被快速轉化為笑點，否則會破壞節奏。

這是一種情緒的算法化處理。

從傳播學角度看，這種“窮人的憤怒”，完成了一次典型的信號壓縮。

而觀眾的笑聲更是結構性的一部分，是一種社會心理學家稱為“替代性宣泄”的東西：個人在真實生活中無處安放的憤怒，通過觀看舞臺表演被代理釋放。觀眾在笑聲里獲得暫時的舒緩，同時通過橫向比較形成心理補償。

換成人話，當人們看見其他人更糟的時候，自己那點破事就變得可承受了。

這種效果，把本該向上的抗爭性，轉譯為橫向的比較性。

而制作環節則進一步穩定這種模式。

節目標簽化“窮人賽道”，在身份維度上預設了演員與內容的綁定。后期剪輯通過劑量控制，只保留“合適”的憤怒：足夠觸發笑點，但不會越界。

于是，舞臺上的憤怒成為一種可控的產品，可以被復制、被消費，并在市場邏輯中循環再生產。

在這個過程中，憤怒不再是情緒載體，而成為一種文化商品。它從“社會矛盾的表征”轉變為“綜藝節目的素材單元”，從“結構性壓抑”轉變為“情緒性消費”。

表演者講述的生活殘片，觀眾笑聲的即時反應，平臺的數據回路，共同構成了一種再生產機制。

當演出結束后，舞臺燈光熄滅，觀眾散去，演員收起話筒走向地鐵口。

鏡頭如果繼續跟隨，能看到他重新回到通勤的時間表。

笑聲留在劇場，憤怒在被消費后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