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恩來給一個80歲老人祝壽，送他一份證明文件：最可信賴

1966年元旦，周恩來吃午飯時，聽到龍飛虎和童小鵬說：“今天是熊老板80誕辰。”周恩來一聽，說：“我今天一定要抽時間去拜壽。”

下午七點，正忙著做晚飯的朱端綬聽到門鈴響了，打開門一看，頓時驚呆了，來客竟然是共和國的總理———周恩來。

周恩來晃了晃手中的酒，笑著說道：“端綬，我今天向老板拜壽來了。”朱端綬急忙把周恩來迎到客廳。坐下后，周恩來對他們說：“我給你們帶來一份我親自書寫的證明材料，早就寫好了，只是事情一忙，忘了送過來了。今天要不是小超（鄧穎超）提醒，只怕又忘了。”

這份證明材料，是周恩來幾年前寫的。當時，朱端綬的女兒要參加外貿工作，周恩來就在一個文件上批語：“在內戰時期，熊瑾玎、朱端綬兩同志擔任黨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并寫成了一份正式的證明材料。

從這份證明材料就可以看出，周恩來對于熊瑾玎、朱端綬的評價是非常高的。

“熊老板”就是熊瑾玎。1921年，毛澤東、何叔衡從長沙乘船去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為了支持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熊瑾玎拿出兩萬元現大洋，交給毛澤東，作為提供給黨的經費。

在大革命時期，他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賀龍、李維漢等眾多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這一切還要從他開的那間“福興商號”的土布店鋪說起。1928年，由于湖北省委機關受到嚴重的破壞，被捕和犧牲的同志日益增多，熊瑾玎在武漢已經很難開展工作。于是，他決定去上海找黨中央匯報。

四月，在上海找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他向李維漢報告了武漢黨組織的情況。李維漢和他是老鄉，又都是新民學會的早期會員，同在長沙從事過革命活動，彼此很了解。李維漢熟知他富有理財經驗，又穩健可靠，便讓他留在上海，擔任中央秘書處的會計科科長。

當時的上海，處處彌漫著白色恐怖的氣息。李維漢讓他首先另外建立一處中央政治局開會辦公的秘密機關。熊瑾玎裝扮成一個頗有身份的商人，到大街小巷去勘查。一連幾天，看了好多地方都覺得不合適。

最后，在四馬路云南路路口找到了一所兩層的樓房，那里進出要經過一條不引人注目的小巷子，巷子內比較臟亂，一般人不會從那里經過。房子的二樓共有三間，一間面積大，作為客廳，可容納十幾人活動，正好供中央政治局開會之用。其余兩間，一間作為臥室，一間作為廚房和堆放雜物。最為關鍵的是，這個房子它處于天蟾舞臺后面，中央領導人去開會，還可以從天蟾舞臺側邊的樓梯直接上到樓上，萬一出事了，也可以從這條樓梯直接進入到鬧市中。

天蟾舞臺

租下這間門面之后，熊瑾玎便在門口掛起了“福興商號”的招牌，經營湖南紗布。從此成為了老板。此后40多年，黨內和黨外的朋友都稱他為“老板”或者是“熊老板”。

為了掩護，周恩來又調來了19歲的女共產黨員朱端綬當“老板娘”，與“熊老板”一起住機關。兩人都是長沙人，朱端綬在湖南長沙女子師范學校上學時，熊瑾玎是教務處的主任。此后，兩人又長期在湖北省委共事。

熊瑾玎在離開漢口的前一天，到湖南會館去看望自己的侄兒和侄媳婦，這兩人都患病了。是朱端綬在盡心地照料著他們，彼此留有良好的印象。在上海相處幾個月之后，進一步加深了感情。當年的中秋節，周恩來、李維漢、鄧小平在“福興商號”開過會之后，找到一家川菜館，備了一桌酒席。周恩來有意促成他們的婚事，就在席間提議他們結為伉儷。李維漢、鄧小平等人都贊成，兩人就此結為了革命伴侶，開始終生同甘共苦的革命生涯。

從1928年到1931年這期間，幾乎每周，有時候一、兩天就有中央領導人到“福興商號”開會、辦公。很多全國性的重要指示在這里誕生，比如：中央對各地紅軍所發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六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等等。

說起熊瑾玎夫婦這一時期最大的功績，還是竭盡全力、兢兢業業地使這個秘密機關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這在白區，特別是上海這樣的中外反動勢力強大，統治嚴密的白區，是很難以做到的。

三年時間，到這里開會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李維漢、鄧小平、任弼時、蔡和森、項英、彭湃、李立三、劉少奇、鄧穎超、陳賡等二三十人之多。當時中央規定，不是碰頭會，即使是中央領導人，也不能隨便來到“福興商號”，更不準用“福興商號”作為一般的聯絡機關，熊瑾玎夫婦更是嚴格保密，連自己的兒子熊凱文也不知道這個秘密。

查閱相關資料，找不到任何關于“福興商號”驚心動魄的故事。倒是找到不少有關美食的資料，熊瑾玎夫婦考慮到中央領導人工作十分繁忙。特別是周恩來，他身上的擔子很重，很為他的健康擔心。就想著他們來此開會時，如何把飯菜弄好，使他們能夠多吃一點，身體得到補償。

他們發現周恩來喜歡吃紅燒獅子頭、清燉牛肉和火腿冬瓜湯，就專門去找廚師學習。做紅燒獅子頭，要選購肥少瘦多的好肉，去皮剁碎成泥，然后加一點蝦米、香菇和鹽進去，再剁一陣……活生生的就是菜譜啊！

雖然從文字上看，他們非常輕松。但是，背后付出的艱辛，每一個從上海走出來的中共黨員，多多少少都能體會得到。這也從側面證明他們把個秘密機關經營得非常好，因為這個地方不能出一點差錯，哪怕是一點小小的意外，帶來的后果都是不可估量的。

很多中共領導人對這個地方念念不忘，李維漢在回憶錄中寫道：“新中國成立之后，1952年，毛澤東在杭州起草憲法，通知小平和我去開會。小平對我說：‘羅邁，我們兩個到上海去看看那個老地方吧。’跑到那里一看，房間的樣子沒有變化，但已變成衛生站。這是兩屆中央政治局工作過的地方，而且是一個長期沒有受到任何破壞的秘密機關。”

1946年，周恩來和國民黨舉行談判，來到了上海，特地對同行的熊瑾玎夫婦說：“你們去老地方看看，拍些照片回來。”

熊瑾玎夫婦和鄧穎超（中）

1931年，顧順章叛變之后，熊瑾玎夫婦得到組織要他們立即撤離的緊急通知。馬上把重要文件、賬本等藏起來，其他的文件一律銷毀，離開了他們苦心經營了三年的“福星商號”。

熊瑾玎夫婦在上海還有一個秘密任務，只有周恩來等少數人知道，那就是按月送生活費給賀龍的家人。

1933年4月8日上午十點，由于叛徒葉功昭出賣，國民黨特務突然闖入了賀龍家屬在上海的住所，不由分說，逮捕了賀龍的眾多家屬。葉功昭是全國總工會增調處的，為了調撥經費，曾經去過賀家。3月，在杭州被捕，隨后叛變，供出了賀龍家屬的情況和住址。

這天中午12點，熊瑾玎來到賀家送生活費，遠遠地觀察四周，看沒有任何異常。又根據以往的經驗，敵人出動逮捕共產黨機關多在早上和晚上，很少有大白天行動的。加之他認為賀家不是黨的機關，除了他每個月來送生活費之外，往來的黨員很少，不會引起敵人的注意，便匆匆上樓了。其實，周圍早就布滿了便衣特務，他剛一上樓，外面的特務就圍了上去，兩人直接堵在樓梯口，等熊瑾玎步入賀家門時，等候在里面的特務就將他扭住。

熊瑾玎被押走之后，國民黨特務仍然守候在賀家的附近。到了晚上八點多鐘，朱端綬見丈夫還沒有回來，急得團團轉。可是身邊有兩個孩子，一個四歲不到，一個才兩個月，離不開大人，又不敢聲張，一晚上徹夜未眠。

第二天，她決定讓熊凱文去賀家打探一下消息。臨行時特地叮囑，一定要先去樓下理發店看看情況，然后再上樓去賀家。如果情況不對，就不要上樓。天還沒亮，熊凱文就動身出發了，到理發店時還不到七點，店家沒有開門。他敲門沒有人應答，由于太年輕了，又沒有經驗，急于知道父親的下落。忘記了朱端綬的叮囑，直奔樓上賀家，被守候的特務抓住。

朱端綬見熊凱文也遲遲沒有回家，便知道賀龍家屬出事了。急忙去找中央有關領導，請求營救。黨組織立即展開行動，首先通過進步律師史良的關心，到關押的看守所了解情況。

葉功昭由于級別較低，并不認識熊瑾玎，更不知道“福興商號”。熊瑾玎被特務打得遍體鱗傷，絕不透露一個字，并嚴正指責他們打人是違法的，要向法院控告。

黨組織還通過史良請到了上海最著名的董康大律師，與史良一起出庭為熊瑾玎等人辯護。不料出庭這一天，特務帶來一個叫徐錫根的人出庭指證熊瑾玎。

徐錫根是六屆一中全會選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因為工作關系與熊瑾玎接觸較多，并多次去過“福興商號”，見過他們一家人。對熊瑾玎和李維漢等中央領導人的關系也有所了解，大概是出于害怕受到中央特科“打狗隊“”的懲處，出庭時化名叫馮琦。

熊瑾玎對于這個叛徒憤恨至極，只想撲上去狠狠地抽他幾個耳光。但仔細一想，如果感情用事，只會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不到最后只能采取這種極端的斗爭方式。于是他冷靜下來，當法官聽到徐錫根的指證之后。熊瑾玎一口咬定，自己根本不認識他，從來沒有見過馮琦，他是為了升官發財，冤枉好人……

由于熊瑾玎的矢口否認，加上董康的駁斥和辯護有理有據。而且刑庭庭長、推事和檢察官都是董康的學生和朋友，因此法庭決定退庭，擇日再審。

但是，這天散庭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開庭之前，朱端綬跟著史良去候審室休息，準備庭審結束后，以表妹的身份探視熊瑾玎。史良去開庭了，朱端綬一個人在休息室等候。所以她并不知道徐錫根出庭指證的事情，熊瑾玎經過休息室門口時，朱端綬便上前同他談話。

不料，徐錫根在后面看到了，趕緊上前去。一面要看守將熊瑾玎押回看守所，然后扭住了朱端綬說，指認她不是熊瑾玎的表妹，而是他的妻子，也是共產黨員。

朱端綬十分機敏，馬上反駁道。你說我是他的妻子，也是共產黨。當然會知道我叫什么，你說出我的姓名來。朱端綬知道，徐錫根雖然去過她家，見過她。但平時大家只叫她小妹妹或者是老板娘，除了周恩來、李維漢等極少數的領導人之外，都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徐錫根當然回答不出來。

朱端綬便大聲痛罵道，你這個流氓，害人精。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胡說八道。隨即一把推開他的手，準備要走。這時，特務已經將朱端綬團團圍住，不由分說地將她押到了巡捕房進行審問。

中共有關領導知道朱端綬被捕后，立即讓史良設法營救。同時，立即派人去朱端綬家，將有關律師為熊瑾玎辯護的信件、文件等材料全部銷毀。租的房屋退掉，將他們的兩個小孩兒帶回去，請專人照顧。

史良立馬連夜趕到了巡捕房，見到了朱端綬。得知了她的入獄，也和徐錫根這個叛徒有關。史良把這一系列的情況告知了黨組織。

大家認為，如果不除掉這個叛徒，不但熊瑾玎和朱端綬的真實身份會暴露，而且會給黨組織帶來更大的危害，因為他熟悉黨的秘密工作方法，知道許多中央領導人的情況和隱蔽住所。于是，中央特科命令紅隊人員在下次開庭之前將叛徒徐錫根秘密處決了。

雖然徐錫根被處決了，但是他生前的證詞還在。1933年12月16日，熊瑾玎被反動派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熊凱文和朱端綬當庭釋放。

抗戰爆發之后，國共合作抗戰，熊瑾玎于1937年9月6日被保釋出獄。出獄后，顧不上被折磨得鬢發飛霜，形容枯瘦的帶病之身。趕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找到葉劍英、博古等人。要求黨組織給他分配工作。

熊瑾玎夫婦和女兒

1938年—1946年，熊瑾玎被中央派往重慶中共代表團，擔任《新華日報》社總經理，又一次當上了“老板”。

在艱苦的歲月中，熊瑾玎不僅使《新華日報》突破了國民黨的經濟扼殺得以維持，還為中共南方局籌措了大量經費，他由此贏得了“紅色管家”這一美稱。

但就是這樣一個掌控財政大權的人，自己家卻是一貧如洗。熊瑾玎年僅半歲的三女兒突患肺炎，長時間高燒抽筋。夫婦兩人心急如焚地忙抱著女兒去醫院就診，醫生卻說要10塊大洋才能接診。熊瑾玎夫婦平時本就省吃儉用，為人清廉，沒有錢來付這筆巨額醫藥費。作為報社總經理，在旁人看來支取部分經費當然不成問題。但是他們想到的是黨的經費不能私人隨便動用。經過一番思想斗爭后，夫婦兩人只好抱著孩子回家。到家后，妻子便痛哭起來，原來女兒已經在寒風中死在她懷中……

新中國成立后， 熊瑾玎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等職。被選為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在證明材料中指出：“在內戰時期，熊瑾玎、朱端綬兩同志擔任黨中央最機密的機關工作，出生入死，貢獻甚大，最可信賴”。

1972年9月，熊瑾玎由于年老體弱，加上操勞辛苦，連日嘔吐，完全不能進食。周恩來知道后，立即派去自己的兩位保健醫生，并請吳階平教授為他診療。又親自打電話指示北京醫院，立即派出三名特護護理。

1973年1月15日，熊瑾玎病情進一步惡化，周恩來不顧自己重病在身，趕往醫院看望。見面時，熊瑾玎已不能說話，昏迷不醒。周恩來心情沉重的站在病榻邊，問朱端綬：“熊老有什么話要說嗎？”朱端綬拿出熊瑾玎叮囑他記在紙上的兩句詩：“嘆我已辭歡樂地，祝君常保斗爭身。”

周恩來默默點了點頭，彎下腰，輕輕地握起了他的手，沉默許久才放下。他向這個共同戰斗了近半個世紀的親密戰友作最后的訣別。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與世長辭。當天下午，鄧穎超立即趕到家中去看望，并帶去了周恩來的誠摯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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