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論｜總統先生，你的證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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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社論委員會（The Editorial Board）

社論委員會由一群觀點記者組成，其觀點建立在專業知識、研究、辯論及一系列長期堅持的價值觀之上，與新聞采編部門彼此獨立。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試圖解職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下稱“美聯儲”）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這是一次違背國家法律的奪權之舉。一旦得逞，受損的將是國家整體利益。

1913年國會創設美聯儲時，賦予總統提名央行理事的權力，卻并未授予其可隨意撤換理事的權力。特朗普似乎并不把這項法律當作具有約束力的限制。他已明言要更換美聯儲的領導層，理由是他們拒絕響應他降息的要求。為達此目的，他如今宣稱因“可能涉及犯罪”的行為而解職庫克。

法律確實允許總統“因由”（for cause）撤免美聯儲理事，但特朗普迄今未能拿出任何庫克有不當行為的證據。庫克是一位經濟學家，由總統喬·拜登在三年前任命為理事。特朗普聲稱她“可能在一份或多份房貸協議上作出虛假陳述”。我們只想對總統說一句話：拿出證據。

在沒有任何法官認定其有不當行為，甚至都未向法官提交證據的情況下，特朗普實際上是在主張由總統自行界定何為“因由”，這等于讓這一標準名存實亡。如果法院對此放行，美聯儲將被剝奪免受政治壓力的隔離層。特朗普就能脅迫央行提供他所渴求的短效經濟興奮劑，最終的后果將由全民承擔。

美聯儲的職責是維護金融體系健康與更廣泛經濟的穩定，努力實現低失業與物價穩定。這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為維持經濟長期健康，央行有時必須放慢短期增長的步伐，這在政治上幾乎必然招致不滿。

為了讓美聯儲專注于國家的長期利益，國會設立了由七名成員組成的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任期長達十四年。1913年的《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與1935年的《銀行法》（Banking Act of 1935）都規定，總統只有在“因由”情況下方可解職聯邦儲備理事。作為最早的一批理事之一，阿道夫·米勒（Adolph Miller）堅持在1935年的法案中重申這一條款，因為他擔心美聯儲遭到“政治控制”。在他看來，理事會應當保持獨立，成員應把自己的工作視為“面向公眾而非面向當日政府官員的一項重大公共責任”。

這些理事并非不會犯錯。有時他們把利率維持得過高，有時又過低。總統與所有美國人一樣，有權對當前的美聯儲基準利率發表看法。

但庫克及其同僚是依法任命、代表美國人民履職的專家，他們在盡其所能地辦理公共事務。正如我們上月所言，如果特朗普有更好的制度設想，大可闡明其具體方案，但絕不應被允許摧毀現行制度。

造成當下局面的很大一部分責任在最高法院。今年五月，最高法院作出一項裁決，擴大總統對獨立機構官員的解職權，例如國家勞資關系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但同時為美聯儲劃出例外，稱其獨立性仍然完好無損。然而，該裁決屬于法院的“緊急案卷”（emergency docket），大法官們對為何作此例外幾乎未給出充分理由。

一如既往，特朗普試圖利用法院缺乏明晰、定型標準的空當。通過試圖解職庫克，他已與由其促成的法院保守派多數發生直接沖突。

大法官們或許并不愿卷入這場爭端，但如今法院必須挺身而出，維護最高法院剛剛作出的裁判邏輯，也維護法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