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白照杰：唐玄宗胞妹金仙公主的求道之路

作者 文博時空

文博時空 作者 白照杰 李唐有公主入道之風，就目前所知情況而言，已可確定至少有28位公主因不同原因成為道士，金仙公主就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位。

金仙公主墓志志蓋“大唐故金仙長公主志石之銘”

金仙公主墓志拓片

《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后簡稱《金仙神道碑》）為徐嶠（之）撰，唐玄宗御書。此碑本系傳世之作，《道家金石略》依《金石萃編》等錄文，可以參考。《大唐故金仙長公主志石銘并序》（后簡稱《金仙墓志》）于1974年經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挖掘，出土于蒲城縣三合鄉武家村北，亦為徐嶠所撰，玉真公主親書。依二石內容，可判斷二者均刻于開元二十四年（736）金仙公主附葬橋陵之時，乃梳理金仙生平道跡最可依仗之材料。

兩石記載金仙公主享年四十四歲，《金仙墓志》稱其“壬申之年，建午之月，十日辛巳薨于洛陽之開元觀”，可知金仙卒于開元二十年（732）。以此上推，金仙約當生于689年（虛一歲），即武后永昌元年。《金仙神道碑》和《金仙墓志》給出金仙的家庭關系，指出其為太宗曾孫、高宗之孫、睿宗之女，玄宗同父同母的八妹。雖貴為天皇貴胄，但金仙公主的童年卻可能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其出生的永昌元年，武則天已牢牢把握大唐政權，嚴酷打壓李氏皇族宗親。就在一年之后，武則天正式改唐為周，登基稱帝。金仙、玉真和李隆基共同的父親李旦，曾在文明元年（684）經武則天扶持，替代中宗李顯成為皇帝，但卻一直生活在武則天的威脅和控制之下。

武周的建立，使李旦及其家人的處境更堪憂憐，任何不慎都可能引來殺身大禍，金仙母親的死亡進一步增加了這個皇室家庭的焦慮感。《舊唐書》等記載，長壽二年（693），韋團兒構陷肅明皇后及德妃行巫詛之事，武則天于是在嘉豫殿中召見二人，二人隨即一并遇害，尸身下落不明。事件中的德妃竇氏，即為金仙、玉真和李隆基的生母。但李旦及其子女的厄運并未止步于此，在武周統治時期，政治侵襲總是不期而遇，根本無力招架，人如風中飄絮，命運始終不曾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Charles Benn所述，這樣的早年經歷，可能成為促使金仙、玉真入道的一種動力。對周遭環境的厭惡和冀圖逃避世間侵擾的企盼，常常能夠孕育出對于道教自由無待的信仰世界的親和感。

神龍政變的突然爆發，為金仙公主等人的解脫帶來轉機。隨著武則天的逝世和李氏皇朝的中興，金仙公主迎來喘息的機會。就在唐中宗復位的第二年（神龍二年，706），金仙公主獲得正式入道的機會。根據《金仙神道碑》所述，在李旦還是藩王時，金仙受封為西城縣主，“以丙午之歲度為女道士”。這一情況，得到《金仙墓志》的呼應，稱金仙“十八入道”。盡管此時的政局依舊非常混亂，幾方勢力糾纏爭斗，局勢曖昧不明，但較之武周時期，金仙等人的境況終歸有所好轉——入道意愿得到滿足可以作為境遇轉變的標志之一。然而，目前尚未發現此次入道后金仙公主即進入道觀的證據，其在道教一途上的進程或許在數年后才獲得重大進展。彼時，經過另外一番血雨腥風，金仙的父親睿宗李旦再次登基，兄長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重權在握。金仙墓志和神道碑均指出，李旦對年幼的金仙公主異常寵愛，李幫認為這可能是“源于感情的補償”。這樣的補償在李旦再次登基后，變得更加厚重。

《金仙墓志》記載，睿宗登基后，西城縣主“進冊金仙公主”。但這則記載實際將兩個事件捏合在一起。《冊府元龜》記載景云元年十二月癸未（711年1月1日），睿宗下制，“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并令入道，奉為天皇天后。宜于京城右造觀，仍以來年正月令二公主入道”。則景云元年，金仙只是從西城縣主進為西城公主。根據呂夏卿《唐書直筆》所述，景云二年（711）五月，西城公主才又改為金仙公主。而在改封“金仙公主”前，這位西城公主還與妹妹一同再次獲受道法。據擔任傳法儀式臨壇大德證法三師的太清觀張萬福親述，在睿宗下達命令大約一個月后（景云二年正月十八日），23歲的西城公主與妹妹昌隆公主（也就是后來的玉真公主），從“三洞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河內郡開國公、上柱國、太清觀主”史崇玄，受靈寶中盟經戒法箓。

《仙道尋蹤：唐道士廿八考》，白照杰著

有關史崇玄的情況，考九（編者注：指《仙道尋蹤：唐道士廿八考》中的《周唐鼎革中的太清觀主史崇玄》一文）已做介紹。基本可以確定史崇玄依附太平公主，從神龍到先天時期快速晉升，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最受朝廷重用的道士。隨著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矛盾爆發，以及李隆基登極后取得最終勝利，史崇玄與太平公主的勢力一同被磨滅在政治斗爭的絞盤之中。有關此次洞玄傳授的情況，Charles Benn以專著的形式做了非常詳細的探討。根據張萬福在《傳授三洞經戒法箓略說》（后簡稱《略說》）以及三十年后大弘道觀道士蔡瑋在《玉真公主朝謁譙郡真源宮受道王屋山仙人臺靈壇祥應記》中的回憶，金仙和玉真公主傳法期間，甚至出現老君降臨、親自傳法的奇跡。張萬福在《略說》中記載道，在那次洞玄授度的十個月后，也就是玄宗登基后的先天元年（712）十月二十八日，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又從史崇玄處受得“五法、上清經法”。據較新研究發現，此次傳法非常特殊，意義也頗為重大。兩位公主之所以接受“五法”傳授，有可能是為了補齊和掩護當時還是“禁書”的《三皇文》等洞神經法。此次傳法之后，《三皇文》在現實意義上終獲解禁。《金仙墓志》稱金仙諱“無上道”，考慮到玉真公主諱“無上真”的情況，推測二人可能是在上述受法后（可能是稍早的洞玄受度后）一同獲得的法號。

就在《冊府元龜》所收景云元年十二月令金仙、玉真受道制中，睿宗答應在京城為兩位公主造觀。據《資治通鑒》等記載，次年兩所道觀正式動工，均被安排在輔興坊中（金仙觀在輔興坊東南隅）。然而由于“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的問題，立即遭到朝臣反對。氣賀澤保規以表格形式列出反對造觀的官員及其奏疏主旨。業師賈晉華對官員們的反對情況進行詳細總結，并指出玉真公主的道觀建立在舊有官宅的基礎上，金仙觀則是完全新造，因此后者更可能導致大量原住民搬遷，由此引發矛盾。雖然遇到重重阻力，但金仙觀依舊在睿宗的支持下建設完畢。同年，玄宗登基稱帝。《金仙神道碑》有殘缺，但仍可見“邑一千四百戶”等語；《金仙墓志》亦記載玄宗稱帝后，為金仙“進封長公主，加實賦一千四百戶”的情況。氣賀澤保規指出玄宗是在先天二年（713）七月之后全面掌權，推測金仙進封亦當在此之后。

在玄宗統治時期，金仙公主在東都洛陽還擁有另外一所道觀。《金仙墓志》記載“仍于京都雙建道觀”，且金仙最終就卒于“洛陽之開元觀”。《唐會要》《長安志》等著作對金仙的這所道觀有所記載，但所記內容卻有不少錯誤。氣賀澤保規對這些記述問題進行清理，指出金仙在開元五年（717）獲得洛陽道德坊的景云祠，開元十年（722）改額開元觀。有材料記載，除了長安的金仙觀和洛陽的開元觀外，金仙公主在終南山中也擁有一處潛修之所。王處一《西岳華山志》記載，華山上有白云宮，是“唐明皇妹金仙公主修行之所”；仙宮觀，“金仙公主所居之宮，乘鶴之后，敕修為仙宮觀”；駕鶴軒，則是“金仙公主成道乘鶴升天之處也”。不少更晚的材料對這些勝跡和傳說也有記載。然而，盡管金仙公主在終南山中擁有修道場所并非毫無可能，但相關記載出現時代過晚，似乎更應當視作傳說或地方記憶，未必符合事實。

與活躍于各個領域的妹妹玉真公主不同，金仙入道后的生活似乎要平淡很多。現有材料極少記載她入道后的情況，唯房山云居寺的一方碑石給出些許信息。這方開元二十八年（740）刊刻于所謂“金仙公主塔”上的《山頂石浮屠后記》，已經獲得不少開放式研究。此篇銘文的刊刻情況相對比較復雜，且與金仙公主本人關系較遠（此時金仙已去世數年），不必過度鋪陳。僅就碑文而言，其中記載下開元十八年（730）金仙長公主為云居寺刻經呈遞玄宗的兩份奏請。其一是請求玄宗將新舊翻譯的四千多卷佛經相贈，作為石刻經書的底本；其二則是為保障刻經能夠有足夠的經濟支持，請求玄宗賜下莊田，并寫明莊田四至。玄宗自然應允了金仙的請求，十年之后記載此事的碑銘被刊刻下來。根據魏來的推測，之所以在此時刻碑，其實是為紀念對于石經刊刻厥功至偉的敬琬法師圓寂百年。事實上，在金仙奏請的十年后，四千多卷賜經方才運抵石經山。金仙的奏請對于房山石經事業的順利進展幫助很大，其在文本和經費方面的援助使這項延續千年的工程得到朝廷支持和物質保障。

時間來到開元二十四年（736），《金仙墓志》和《金仙神道碑》均記載她于四年前卒于洛陽開元觀，“權窆伊洛”，享年四十四歲。《金仙墓志》記載稱：“越以景子之年七月己卯朔四日壬午，啟舊塋而自洛，即陪葬于橋陵。”《金仙神道碑》給出遷葬隊伍的記載，稱：“……喜縣開國男裴允初備監護之儀，銀青光祿大夫、將作大匠、上柱國康……紫氣迎于函谷。”

金仙公主北方鎮墓石拓片

由于遷葬的關系，金仙公主實際擁有兩所墳塋，根據目前的發現來看，兩所墳塋均曾埋入鎮墓石。有關洛陽墳塋的鎮墓石，清代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著錄一《金仙公主墓中符篆告文石刻》，據稱出土于洛陽，“正書，無年月”。這方碑石所在不詳，筆者亦未見拓片，但似確曾在清代出土于洛陽龍門。清代金兆燕《棕亭詩鈔》中《唐金仙公主墓券歌》即因此事而作，詩中稱“龍門鄉界壞沙崩，斷甓零磚出野塍”，其間注曰：“券文云：三洞女官金仙公主今于龍門鄉安宮立室。”遷葬長安、附葬橋陵后的金仙墓曾有鎮墓石出土，拓片為加地有定等人收藏并刊布。此方鎮墓石為道教五方鎮墓石之北方鎮石，刻文寫道“今有□清大洞三景法師故金仙觀女官金仙公主李無上道滅度五仙，讬尸太陰，今于京兆府奉先縣橋陵域內安宮立室”云云。可知金仙公主因道士身份，以五練生尸之儀入葬，以圖死后繼續修道升仙。

（選自白照杰《仙道尋蹤：唐道士廿八考》，原標題《金仙公主道跡》，對原文有刪節，發布經作者授權）

作者簡介

白照杰，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道家古典學研究中心主任；澳門大學史學碩士、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史學學士。主要致力于中國道教研究，兼及佛教及佛道關系探討。著有《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圣僧的多元創造：菩提達摩傳說及其他》《十字門內飄法雨：澳門當代佛教問題研究》等，譯有《中古道教文學研究》《李白與中古宗教文學研究》等，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

圖片 | 白照杰

排版 | 劉慧伶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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