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天寶三載的那個春日，大唐的一把手李隆基心里有了個譜：給筆優厚的遣散費，讓人走吧。
這就成了史書里那四個字——賜金放還。
乍一看，這事兒辦得挺講究，好聚好散。
皇帝給足了面子和票子，詩人也沒死纏爛打。
可前腳剛邁出宮門，李白仰頭就是一陣狂笑，撂下了那句能把人耳朵震聾的狠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這話聽著是真解氣，透著股子不撞南墻不回頭的決絕勁兒。
可要是把日歷往前翻兩年，你會發現這事兒沒那么簡單。
這哪是什么單純的“傲骨”展示，分明是一場從頭到尾都擰巴的博弈，崩盤那是早晚的事。
這筆賬，李白心里跟明鏡似的，李隆基那邊算盤打得更精。
天寶元年，也就是742年，四十二歲的李白捧著那張召他進京的詔書時，他是真覺得自己要一步登天當宰相了。
在這之前，他已經在江湖的驚濤駭浪里漂了大半輩子。
想當年二十四歲那會兒，他揣著老爹給的三十萬巨款走出蜀地，滿心以為靠著才華加銀子，仕途的大門還不是一敲就開？
結果呢？
在渝州，他拿著大作去拜碼頭，因為架子端得太高，連口熱茶沒喝上就被刺史李邕給轟了出來。
到了長安，他在宰相張說家門口苦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只換來白眼和一句“蜀地來的土包子”。
他在終南山隱居過，在山東寄居過，錢袋子空了，名貴的紫貂裘也進了當鋪，甚至有一回病倒了，連抓藥的錢都得靠哥們兒接濟。
正因為受夠了這些罪，當他終于跨上御賜的寶馬，揮筆寫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時候，他心里的潛臺詞是：老子的時代到了，我也要像東晉謝安那樣，談笑間就把國家大事給平了。
可偏偏他搞錯了一個核心問題：李隆基喊他來，不是缺個治國安邦的宰相，而是缺個給盛世鑲金邊的掛件。
這認知偏差簡直大到了天上。
李隆基圖個啥？
圖的是吃飯有人陪著嘮嗑，出門旅游有人寫游記，在御花園看花的時候，有人能立馬填出一首配得上皇家排面的新詞。
可李白是怎么干的呢？
皇帝在溫泉宮泡澡，興致來了想聽曲填詞。
按規矩，身為翰林，這會兒你就得隨叫隨到，穿戴得板板正正。
咱們這位李大詩人呢？
侍衛們把皇宮都要翻個底朝天了，最后還是在酒館的人堆里把他刨出來的。
不光曠工，還喝得爛醉如泥，完全是被人架著抬到皇帝跟前的。
換作任何一個衙門，這種無視考勤、上班時間酗酒的刺頭，早就卷鋪蓋走人八百回了。
也就是李隆基惜才，咬牙忍了。
話雖這么說，才華能遮得住一次闖禍，遮不住骨子里的不對付。
最能說明這點的，就是那出名震天下的“力士脫靴”。
那天宮里搞團建開詩會，李白又喝大了。
這背后的風險系數，簡直高得嚇人。
高力士是何許人也？
那是李隆基心尖上的人，是手里攥著實權、甚至能左右宰相人選的大佬。
在當時的朝堂上，連太子見了都要喊一聲“二哥”，王公貴族見了他哪個不是點頭哈腰？
李白心里沒數嗎？
他清楚得很。
但他偏偏就這么干了。
這哪是酒后失態，這分明是潛意識里的一次挑釁：我是“謫仙人”，是連道教大宗師都蓋了章的“天上神仙”。
在我的世界觀里，才華和道統比世俗皇權要高出一頭。
他就想試試水，看看在這個大唐帝國，才華的特權到底能不能壓過權力的等級。
場面一度很荒誕。
李隆基居然笑呵呵地出來打圓場：“李愛卿既然醉了，力士你就搭把手吧。”
高力士那時候估計肺都要氣炸了，但在皇權的威壓下，他只能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蹲下身子，伺候這個醉鬼脫了靴子。
表面看，這局是李白贏了。
可實際上，從那一刻起，他在長安的政治前途就已經被判了死刑。
因為他砸了官場最核心的飯碗：面子和等級。
這筆賬，高力士在小本本上記下了。
他犯不著當場發飆，他只需要像條毒蛇一樣潛伏著，等待一個能把才華變成罪證的契機。
這個契機，來得比想象中還要快。
743年的那個春天，沉香亭邊的牡丹花開瘋了。
李隆基陪著楊貴妃賞花，嫌棄老歌聽膩了，腦子里又蹦出了李白的名字。
李白照例又是被人連拖帶拽弄進宮的。
但天才終究是天才，哪怕眼皮子都在打架，一看到滿園子的牡丹和盛裝的貴妃，他提筆就在金花箋上揮灑出了那三首《清平調》。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這確實是老天爺賞飯吃的神作。
樂師李龜年唱一句，他寫一句，把楊貴妃哄得那是心花怒放。
尤其是那句“名花傾城兩相歡”，把人和花的美態揉碎了融在一起，絕了。
要是不出意外，這本該是李白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
可就在這時候，高力士出手了。
他在第二首詩里找到了一個絕佳的突破口：“可憐飛燕倚新妝。”
李白原本的意思，是用漢代大美女趙飛燕來比擬楊貴妃，單純夸她美。
但在高力士嘴里，這話的味道被輕輕一撥弄，全變了。
他湊到楊貴妃耳邊嘀咕：“趙飛燕可是個紅顏禍水，出身卑微不說，最后下場還慘得很。
李白拿這種人來比您，這不是指桑罵槐嗎？”
這簡直是降維打擊。
李白玩的是藝術，講究意象和美感；高力士玩的是權術，講究影射和抓把柄。
經高力士這么一挑撥，楊貴妃心里的疙瘩算是系死了。
枕邊風呼呼一吹，李隆基的態度自然也就跟著轉了風向。
從那以后，李白在宮里的日子，就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轉眼到了744年，棋局已經沒法下了。
對李隆基來說，李白這個“掛件”雖然金光閃閃，但太扎手了。
得罪了高力士，惹毛了楊貴妃，還三天兩頭酗酒誤事。
留著他的維護成本，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寫幾首好詩帶來的樂子。
對李白來說，他也算活明白了。
他想起小時候在河邊碰見的那個磨鐵棒的老太太，“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教會了他專注，卻唯獨沒教他怎么學做個圓滑的世故人；
他想起自己可是那個“五歲通六甲，十歲觀百家”，腰里掛著西域玉佩，敢指著私塾先生問“為什么天是黑的”的奇才。
他的出廠設置里，壓根就沒有“妥協”這個按鍵。
所以，當李隆基提出“賜金放還”的時候，兩邊其實都長舒了一口氣。
這不是一次失敗的解雇，而是一次及時的止損。
如果李白繼續死賴在長安，等待他的可能是更陰毒的政治陷阱，搞不好連腦袋都得搬家。
離開權力的漩渦，雖然宰相夢碎了，但他保住了那個“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真身。
李白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長安。
他的行囊里只有一壺酒、一把劍、一疊詩稿，還有一個被時代辜負的背影。
后人經常替李白惋惜，覺得大唐少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其實大可不必。
那個盛世，多一個混日子的官僚不多，少一個平庸的宰相也不少。
但那個能讓“貴妃研墨、力士脫靴”的狂徒，那個“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的天才，獨此一份。
他沒當成大唐的官，倒成了大唐永遠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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