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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京在暑期檔推出的一部電影《再見,壞蛋》,首日票房低至2.5萬元,創下近年來知名演員關聯電影最差票房紀錄。
上映了六天,票房只有26.7萬元,不得不宣布撤檔。
這部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作品,最終以慘淡成績草草收場,成為2025年暑期檔最出人意料的票房“滑鐵盧”。
吳京此次跌落神壇,有分析認為是“硬漢”和“愛國”人設出現裂縫,導致觀眾反噬。
也有認為與吳京過去的一些采訪言論被重新翻出有關,如“看不慣我的戲別看”。
我基本不看吳京的電影。從來不喜歡其煽情式的宏大敘事,也看不慣那副“我特么就怎樣怎樣”的神棍氣質。
諸如“我跳過樓你跳過嗎?”“我讓坦克壓過你壓過嗎?”“我差點死過你死過嗎?”“我能開飛機會漂移你能嗎?” 云云。
真正體現電影藝術專業主義精神的,是對藝術表達的堅守,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以及對人性價值的持續探求。
上述這種膚淺、自負并具挑釁性的表達方式,不是牛逼過頭,就是傻逼過頭。
如果這類話很有意思,我們也可以反問吳京大師,狄更斯、?司湯達、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你通讀過幾篇?
《再見,壞蛋》反映的是市井生活。吳京說這部電影“充滿暖暖的正能量”,“即便深處泥沼,仍能仰望星空”。
這符合其一貫的驕矜和虛飾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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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是未經修飾的生活實驗場,生存議題耗竭平民掙扎的力量,使得街巷像一面布滿劃痕的鏡子,照出我們內心都不愿承認的底色和真相:瑣碎、粗糲、無奈、殘酷。
為了突出這部片子的正能量,吳京不可謂不賣力:擔綱出品人,個人投資約500萬元,還客串了一個角色。
嚴肅市井題材的電影,關乎轉型期社會中的分配正義與道德原則,燭照出現實的某些幽暗,從而“引起療救的注意”。
而吳京這部電影率之于正能量,則必然要以加濾鏡的方式呈現現實生活,通過操演符像來編織烏托邦式的幻境。
它要追求的特定藝術效果,是將無力的個體在面對異己式的社會結構時所處的窘境加以消弭,令觀眾尋求一種對現實“合理性”的沉溺。
正能量必須令受眾短暫地逃離不堪言說的現實情境,想象式地實現現實中不可能實現的愿望,獲得現實中不可能獲得的體驗,從中得到一種心理療愈的效果。
過去這種烏托邦得以建構的前提是,日子雖說不上多么好,但還能湊合著往前過。
現今,物價上漲、工資增長放緩、就業壓力加大,這些正悄然影響和改變著尋常百姓的生活。
緊日子不再是一個模糊概念,而成為普遍性的日常體驗。從街頭巷尾的小店關張,到年輕人所言的“消費降級”,生計壓力正在以不同程度滲入千家萬戶。
與弱勢群體所共有的被支配、被排斥體驗有關,這種若隱若現的挫敗或困頓體驗,觸發個體對正能量電影文本的不滿和反思。
平民群體開始感到,他們的現實處境與正能量敘事的美好允諾之間開始出現差距甚至鴻溝,固有的藝術敘事已不能再為他們提供共情價值和意義。
由此,個體試圖指認出吳京正能量電影這個“他者”,進行否定性描繪,從而將其原本的優勢話語“降格”為不合時宜之物。
在這些無力拒斥“沉重現實”的虛弱個體看來,選擇短暫地與某些正能量敘事“逃離”和“不合作”,這種行動似乎天然蘊含著某種反觀現實的意味。
過去,越是白天“搬磚”的人,“正能量”越是“剛需”。如今很多人連磚都沒得搬了。
直白一點說,不是吳京的正能量電影不賣力,是很多人被現實生活錘老實了。
“不愛看別看”,一語成讖。從《再見,壞蛋》開始,在吳京身上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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