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自由主義者投降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怎么辦？

文 | 丁毅超 天書

201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第44屆G7峰會，因其緊張氣氛和戲劇化場面而載入史冊。彼時，美國因其在貿易保護主義、氣候協定和伊朗核協議上的單邊行動而遭到盟友的集體批評。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定格了這一時刻：

默克爾站在桌前，雙手撐著桌面，身體前傾，似乎正在“教訓”坐著的特朗普，而其他領導人則圍攏在旁，神情各異。這一幕被法國和部分成員國的媒體生動地稱為“6+1集團峰會”，象征著美國因其孤立主義行徑而與傳統盟友陣營分道揚鑣。

七年后，歷史的畫面發生了根本性顛覆。同樣是在加拿大，同樣是G7會議，英國首相斯塔默跪在特朗普面前撿文件的照片被媒體瘋傳。更不用說，近日，歐洲多位領導人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一同來到白宮，以一種“討好”的姿態與尋求“交易”的特朗普進行接觸。他們不再強調價值觀和道義，而是著重討論實際的軍事援助、防務開支以及如何將烏克蘭的和平納入特朗普的“交易型”框架。

這種象征意象的轉變并非孤立的戲劇性場面，而是西方世界內部權力、利益與安全觀念發生根本性重塑的具象化體現。自由國際主義的時代結束了，現在是大國博弈的時代。

歐盟比特朗普更“TACO”

“TACO”絕對是最近幾個月自由主義世界最流行的詞匯。“TACO”一詞（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總是退縮）最初由《金融時報》記者創造，用來描述特朗普在貿易政策上的反復無常——他會發起關稅威脅，隨后又為了避免市場和經濟壓力而迅速后退。這一詞匯迅速在華爾街的金融圈擴散開來，成為歐美反特朗普陣營的“精神安慰品”。隨著這一詞語的流行，TACO一詞成為對特朗普所有“不穩定”政策的嘲笑用語。其中的潛臺詞不言而喻，特朗普是一個糟糕且無能的總統，無力對國際自由主義秩序進行挑戰。

不過幾個月下來，目前起碼在關稅和貿易問題上，顯然只有中國才能讓特朗普真正TACO，那些在幾個月前嘲笑特朗普的歐盟人士是很難再笑得出來了。

本次歐盟在貿易問題上滑跪美國之后，不光西方，我國國內也有不少“正道世界”精神捍衛者痛心疾首。筆者很想問，難道真有人覺得歐盟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戰略自主？

正如我們之前文章所說，特朗普的關稅大棒本質是一種地緣政治工具，而非簡單的貿易政策。特朗普的行為縱然再混亂，但畢竟美國的體量還在那，絕大多數主權行為體沒有能力長期抵抗美國的施壓。對印度的額外關稅是最典型的表現。特朗普一方面以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宣布征收額外25%的關稅，另一方面又在阿拉斯加鋪紅地毯迎接普京，宣布暫停對俄羅斯的進一步制裁。

話說回來，比起特朗普，歐盟這些政客就更沒好到哪里了。是誰信誓旦旦保證取消冬季燃料補貼的政策絕不動搖，又在議員逼宮后迅速投降宣布暫停改革？又是誰表態“我們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歐盟的利益，包括在必要時采取適當的對等措施”，然后又在7月27日去蘇格蘭討好特朗普？至于某個自詡特朗普的耳語者并整天標榜歐洲戰略自主的嘴炮皇帝，用特朗普的話說，“他愛出風頭，卻總是出錯。”（He is ‘publicity seeking’ and always gets it wrong）

我們當然不是說歐盟就完全沒機會了。但起碼在臺面上這批幾十年來被新自由主義霸權熏陶至深入骨髓的政客帶領下是很難看到有什么希望。霸道和傲慢是這些人的底色，就像即使到了今天這幅境地，他們對中俄仍是這種高高在上，審判異端的態度。

過去幾十年來這些人的如魚得水說到底是西方整個新自由主義霸權體系的威力，而不是憑借他們自身的實力。在大版本正在激烈更迭，新自由主義加速退環境的當下還在霸道和傲慢就無疑于自殺。

霸道和傲慢，以自由主義之名

過去幾十年來的這套自由國際秩序，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雙標和霸道的體系。用已故的保守主義哲學家斯克魯頓的話說，今日的自由主義下，你只有被強迫的自由，而不允許你不自由。以科學和理性之名，所有人都必須被統合在自由主義的康莊大道之上。或者用我們更熟悉的話說，這就是“歷史的終結”。

在國際政治中，我們一般將自由國際秩序定義為基于政治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國際主義的一系列全球性、以規則為基礎的結構化關系。它通過多邊機構（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規范（如多邊主義）促進國際合作。這一秩序的愿景是建立一個開放、規則化、并由美國作為安全保障者和經濟主導者的世界。

在思想上，為了深化這一秩序的正當性，思想家將自由國際秩序視為必然的且不可逆轉的進步力量。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將成為最終的普世形態。在這種世界觀下，全球化被視為一種不加批判的、必然的積極力量，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去工業化和不平等加劇）被輕描淡寫地視為短暫的“陣痛”。或者用更通俗的話說，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桶。

那么自由主義為何會形成如此霸道的世界觀？這就必須回到啟蒙主義身上。自由國際主義的原始藍圖是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所創造。康德提出了實現永久和平的三項“最終條款”：首先，所有國家都應建立“共和制”憲法，因為這會要求公民對戰爭進行同意，從而降低沖突的可能性；其次，通過“自由國家的聯邦”而非單一的世界政府來維護和平；最后，通過“商業精神”和全球貿易來促進國家間的相互依存。

康德的愿景充滿了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樂觀主義，他相信，通過對法律的共同承諾，國家可以擺脫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即國家間的無序和戰爭，并進入一個規則化的秩序。

康德的核心假設是對啟蒙主義的外化。或者更準確的說，康德的論點將啟蒙主義對國家內部憲政和權利的論證，擴展到了國際政治之中。他認為，在國際政治中，理性和法律的共同承諾可以超越國家間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實現普遍的自由主義世界。

反過來說，啟蒙主義的普世主義要求也導致它拒絕其他主張的正當性。它必須將歷史的無數可能性收束為唯一的必然性。借由羅爾斯的《萬民法》和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這種強烈的歷史目的論成為今日自由主義者顛撲不破的“真理”和信仰。

在這種啟蒙的歷史決定論框架中，自由主義者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特朗普代表的MAGA，以及現在全世界都在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反全球化的民粹群體。在他們眼中，民粹群體對自由國際秩序的攻擊只能是一種反理性和反科學的行為，不符合人類必然走向進步的康莊大道。這成為了絕大多數自由主義者普遍將特朗普第一次當選視為偶然的深層心理機制。

如果說16年還能解釋成一種偶然，那么到2024年，就很難再用這種借口安慰自己。于是，自由主義者們在恐懼之下選擇將民粹群體以及其興起的背景統統進行妖魔化渲染，而拒絕思考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他們構建了一種“他們與我們”的對立敘事。這種敘事使他們得以將全世界范圍內的民粹和保守主義興起現象解讀為一種“暫時的異常”，而非一個系統性轉變的信號。

在當下的中國，這種情況尤為有趣。毫無疑問，中國當下自身的發展崛起就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最大挑戰，但起碼在外交和經貿上，中國仍然在自己的本分內扮演一個全球化秩序維護者，而且中國實際上可以說是全世界主要大國中民粹化程度最輕的國家。所以，不管是西方還是中國的正道世界衛士們就陷入了痛苦境地。

他們事實上很清楚中國的發展本身才是最大挑戰，但他們沒有能力阻止中國的發展（至于公開說出“中國不應該發展”的言論想必大家已經見得多了），所以只能加倍從正道世界的道德高地上指責中國的各種正常行為，提出各種發夢式的要求，或者把中國社會中正常的反應妖魔化為極端民粹。而正是這些人的種種行徑，反而真正在加速中國的民族情緒抬頭，就像日本正在做的那樣。

自由國際主義的黃昏已然降臨

最近國內我們不難看到這樣一些現象，一些媒體自媒體又開始配合渲染所謂“反日情緒”，又開始把一些被扣上“愛國營銷”帽子的電影拉出來貶低抹黑，又開始憂慮中國“民粹加劇”，“極端民族主義”。仿佛把正常人都歸咎成“異常”的、具有“煽動性言辭”的個體，從科學和理性中排除出去，他們就可以獲得勝利。換言之，只要給反對者扣上民粹帽子，那么理性和科學就沒有錯，那么自由主義就沒有錯，那么進步主義就沒有錯。

問題是，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無助于解釋現實世界的變化。在中國搞這套有什么用呢，看看歐美自己都什么樣了。歐美反特朗普媒體再復讀TACO，也改變不了歐盟投降的現實。

筆者不得不再次將科里·羅賓這樣的自由主義學者挑出來向大家展示這種自欺欺人。這些自由主義者將保守主義視為絕對的附屬性意識形態，認為保守主義沒有獨立價值，所以其現在應當處于自己的低潮時刻。

但特朗普2016年的勝選迫使他們修正理論，但他們不可能放棄自己的自由主義普世框架，反而得出一種相當別扭的解釋。特朗普的當選恰恰是保守主義窮途末路的表現，以至于保守主義不再能推出符合自由國際秩序口味的候選人。這只是一種暫時的扭曲和異常，并且在本質上反應了美國選舉制度缺乏民主的表現（指特朗普輸了普選票）。

這些學者在諸如《雅各賓》這樣的激進左翼刊物上鼓吹要破壞性修復美國的普選制度。結果不言而喻，特朗普不僅再次當選，并且贏得了普選票。科里·羅賓被迫承認，他也不理解為何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可以如此有效地動員民眾。

不得不說，德尼恩在《自由主義為何失敗》中對自由主義進行的診斷非常精妙。一系列核心的自由主義假設已經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們可以免疫任何外部批判，它將自身確立為理解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合法框架。

這導致了一個封閉的認知系統：任何被感知的失敗都被歸因于自由主義原則的“應用不足”，而非原則本身的內在缺陷。因此，默認的解決方案也總是“更多的自由主義”——即個人自主和技術掌控的進一步擴張。

西方建制派的集體失能是這種邏輯的直接結果。一方面，按照自由主義的想象，解決問題的辦法應該是進一步擁抱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另一方面，特朗普主導下的美國又切斷了這條路徑的可行性。

或者更明確地說，在失去美國支持之后，歐盟根本無力承擔起以自由國際秩序這一重任。歐盟，包括歐洲建制派政客陷入到西西弗斯的悖論之中。他們只能口號式地喊著捍衛戰略自主，捍衛自由國際秩序，卻又不得不坐視國內右翼民粹主義者的不斷壯大。最終在焦慮與絕望之下，他們不得不被迫討好特朗普以掩蓋自由國際秩序已經無以為繼的事實，維持自己僅存的幻覺。

特朗普的政策反過來毫不留情地解釋出跨大西洋關系的真實本質。跨大西洋關系是一種由美國利益主導的權力結構，只不過在后冷戰時期被包裝為一種普世、進步、無私的理想框架的外衣。

正如施米特所言，真正的法只能在緊急狀態下彰顯。隨著新自由主義幻覺的退潮，民族國家以及地緣政治競爭將撕下自己的偽裝，取代開放市場和多邊機構，成為塑造國際關系的主導力量。在這種關系中，我們將會愈發清晰地看到歐洲的附屬性。作為“美利堅天命汗”的附庸與朝貢國，歐洲國家必須提供大量的“金銀珠寶”和仆從軍換取“大汗”不穩定的安全承諾。

這一點在東歐國家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些國家清楚知曉，在俄羅斯的強大壓力下，美國而不是德國和法國這樣的中等強國，才是自身安全唯一保障。（當然也可以重新融入俄羅斯帝國）在這一殘酷現實面前，馬克龍的歐洲戰略自主更像是某種自欺欺人的笑話，而不是具有政策實踐意義的主張。

自由國際主義的黃昏已然降臨，其身后留下的是一個重新被大國權力、民族利益與現實主義邏輯所主導的競技場。歐洲的討好姿態、美國的交易式外交、以及全球范圍內日益加劇的地緣對抗，都不是偶然的異常，而是系統性的回歸。曾經被自由派視為“歷史終結”的幻想，正在被更強硬的政治現實所替代。

這不是某一次選舉的偏差，也不是什么保守民粹逆流的意外，而是一場深層次的結構性調整。自由國際主義未曾真正實現其普世承諾，卻在退場時留下了一個更加赤裸、也更真實的世界。它的終結，不是悲劇，而將是一場真相大白。

屆時，我國那些自由主義者們，那些西方“正道世界”的捍衛者們將會如何自處？從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式自由主義之問，或許很快將迎來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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